山城雨雾书之遐想

步月

山城雨雾书

之遐想

王济光

时令，今日小雪。清晨起来，又是一个雾嘟嘟的雨天。这隔三差五的冬雨，下得久了，便让人生出些许时空错置的恍惚。

参加曙光杯乒乓赛事，早到了一些，便信步长江岸边。走在寸滩传统风貌区的石子路，体悟着“传统”的涵义。我仿佛看见，那巴国的先民，正于这同样的蒙蒙细雨中，在江边的台地上祭祀他们的先祖。青铜的虎钮錞于发出沉郁的鸣响，与江涛声混成一片。他们的舞步踏在泥泞的土地上，悍勇而虔诚。史书上说那时的“巴”，不是一个行政区划，而是一个族群鲜活的生命印记，是他们的歌哭，他们的征战，他们与这险峻山水搏斗共存的全部历史。这基因，似乎从未因朝代的更迭而改变，只是悄然转化了形态，潜入了一代代山城子民的骨血之中。

视线逆着江水往上游望去，那渝中半岛的尖端，曾是秦将张仪筑城之所。“江州”之名，自此始载于竹简帛书。想来那时的城池，规模定然不大，但其所扼守的水陆要冲，已注定它不凡的命运。两江在此交汇，舟楫往来，带来了远方的货物，也带来了征伐的消息。汉代的砖，六朝的瓦，或许都曾在这雨中静默地见证过商贾的喧嚷与兵士的匆忙。及至隋文帝改楚州为渝州，一个“渝”字，便将这条奔流了千万年的江水，与这座城的命运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那时的文人墨客，若乘一叶扁舟，溯渝水而上，所见两岸，想必是层峦叠翠，猿声时闻，与今日高楼林立的光景，已是两个世界了。

然而，“渝”字的命运，也并非一帆风顺。赵谂的谋反，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其涟漪竟远达汴京的宫阙。宋徽宗的那一纸诏书，将“渝州”改为“恭州”，这其中的政治警示意味，在今日读来，依然清晰可辨。“渝”字本身，或有“变”之意，这在追求稳定“靖康”的朝廷看来，或许正是一种不祥的谶语。于是，必须以“恭”字来匡正，来训导。这地名变迁的背后，是一部中央与地方、统治与反抗的微缩历史。那些在恭州任上的官员，每一次书写这个地名时，心头是否也会掠过一丝前朝往事带来的警惕？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它的转折往往出人意料。谁又能料到，这个带着惩戒意味的“恭州”，会在数十年后，因为一位皇帝的个人际遇，获得一个如此吉庆的新名——“重庆”呢？关于其得名缘由的考据，学者们尽可以在故纸堆里辨析“双重喜庆”与“孝道示好”的细微差别。但于我而言，漫步在这雨中的现代都市，更愿意将其看作一种命运的补偿，或者说，是这座城市顽强生命力的再次证明。它不曾被一个“恭”字所束缚，反而以一种更为昂扬的姿态，步入了历史的下一篇章。那“庆”字里，或许有帝王的私心，有制度的惯性，但何尝没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恒久期盼？

这期盼，在明清之际，经历了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非始于自愿，而是源于战乱与屠戮后的地广人稀。无数家庭扶老携幼，从两湖、两广，迤逦而行，涌入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盆地。当他们最终在这山环水绕的重庆落脚时，带来的不仅是异乡的种子、农具，更是迥异的风俗与坚韧的求生意志。那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公所，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它们在建筑形制上，竭力保持着故乡的模样，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是乡愁的物质寄托。而在功能上，它们则是异乡人互助共济、联络乡谊的堡垒。可以想见，在那个年代，这些会馆里，曾回荡着多少种不同的方言，演绎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正是这一次次被迫的融合与新生，锻造了重庆文化底层那种惊人的包容性与生命力。它不排外，因为它的根基本身就是多元的；它坚韧，因为它的子民祖辈便历经了磨难。

漫想无边，且由它付诸江水，我自有球乐。队友电话相催，便离开了这历经沧桑的码头——寸滩。

临到傍晚，网约车未到，擎着伞站在路边。这雨，似乎小了些，成了更细的雨沫。路边店火锅的麻辣香气，正从某个巷口飘出，与潮湿的空气混合，形成一种独特而真实的人间烟火气。这气味，感觉上是现代的，似乎也是历史的。它仿佛能穿透时光，与码头上曾经的船工号子、与茶馆里曾经的谈天说地、与那些会馆里曾经的乡音缭绕，融为一体。

网约车终于到了。我随着车流前行，一路上但见灰色的雨雾四漫，似乎能直接连通到遥远的过去。耳畔听到的车轮颠簸声，让我想起了宋代筑城时的夯土声，明清移民登岸时的喧哗声，以及抗战时期警报撕破长空的尖啸声……这一切的声音，随着车到小区门口，最终都沉寂下来，化入了今日的市声、江声与雨声里。

我又想，这座古城名字的争论，历史的考据，对于这座日夜不息、奔腾向前的城市而言，或许都已显得不那么紧要。无论是巴、是江州、是渝、是恭，还是重庆，它都以其磅礴的山势、浩荡的江流和生活于此的人们那乐观而顽强的精神，定义着自身。这初冬的雨雾，终将散去。而明日，当阳光再次照耀这两江交汇的山城，我们看到的，将依然是一座在历史的层积中不断新生的、名为“重庆”的鲜活都市。它的故事，远未结束，正如长江之水，万古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