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砖楼里的政治夜校

苏忠学

　　当村民还端着饭碗吃晚饭时，村里的高音喇叭传来了京剧《沙家浜》中 阿庆嫂的一段动听唱腔，那抒情优美的旋律顿时给躺在半山坡上的小山村注入了欢快的气息。正当村民陶醉其中时，声音戛然而止，随即是一连串“嘣嘣”敲击话筒的响声，响声过后，支书王海全的声音传来：“全体社员注意了！全体社员注意了！赶快到大队集中，政治夜校马上开始了！”村民们扒拉完碗里的饭，火速朝着大队办公楼奔来。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王庄村政治夜校开会前的一幕。那时我刚高中毕业不久，在生产队劳动，这样的政治夜校不知参加了多少次，如今想起那些往事，还像刚发生过一样在心中久久回荡。

我们苏王庄村政治夜校的地点在生产大队的办公楼上，这是村里规格最高、样式最新、最漂亮的建筑。办公楼是上下两层的五间青砖楼房，下层是大队堆放杂物的仓库，上层装饰讲究：方砖铺地，纸糊顶棚，墙壁平整白净。在那个年代的村民眼中，这座楼房庄重大气，成了苏王庄村的重要地标，是很多村民仰望的地方。这里既是生产大队的办公室，也是会议室，相当于村里的大礼堂——全村大小会、党员会都在这里开，会计办公、四个生产队的年终决算在这里展开，文艺彩排也首选这儿。这座楼房成了村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村民来了后，大多席地而坐——劳累一天的人早已精疲力竭，没力气站着参会；只有年轻少女或媳妇不愿弄脏裤子，从家里带凳子坐下。年岁大的老人则挤到墙根，背倚墙壁、两腿伸直，方便休息，不少人没多久就睡着了。会议开始前，村里的主要领导：支书、主任、副支书、武装连长、会计和公社驻村干部，齐刷刷坐在两张大方桌后，那阵势像极了大会的“主席台”。桌子后面是村里的核心人物，决策权全握在他们手中。两百瓦白炽灯泡把会场照得亮如白昼，给带针线活来的妇女带来了光亮。

会议先学报刊文章，比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省市报刊的内容。常由支书或会计读，他们读得磕磕绊绊，还总读错字——错了也没人较真，多数村民本就没在听，还有不少不识字的（比如把“宙”读成“you”）。有时会挑文化程度高的青年读，我就曾多次坐在方桌后给村民读。内容多是阶级斗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或是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几篇文章后，“主席台”上的人轮番发言，内容多是农作物耕作和村庄治理。这些村干部只有农忙时下地，其余时间就在村里转悠，有时背猎枪进山——看看有没有人盗伐林木，碰到野兔野鸡也能打回来改善生活。他们转悠似是为夜校攒素材，不然坐在“主席台”上没话可说。要是抓到小偷小摸的，就得让他在全村人面前做检查，严重的还会绑起来震慑他人；谁锄地留了旱滩、锄掉了幼苗，也会被记录下来在会上批评。村民们没几个愿意听——青年男女窃窃私语，中年妇女纺麻绳，老头老太太靠墙睡觉。

政治夜校名义上是学习，提高村民政治觉悟、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可更多时候是整人的会议。谁没下地劳动、偷去山里摘连翘松果，谁耕作没按上级要求，都会成为批判对象。我就曾被选为某天晚上批判的重点。

那是1976年小麦下种时的事。我们生产队有十多亩麦地，往年只种单一小麦，耕作简单。可那年麦种前，公社某位领导想出个新法子：打破传统，搞小麦玉米套种，理由是小麦收后土地闲置两月，套种玉米能增产。想法虽好，却违背自然条件和农民意愿——农民最懂土地，极力反对这种脱离实际的长官意志。白露前三天，我们队开始播种，队长带社员干别的活，我和三个社员扛耧种麦。按公社要求，种三耧小麦就得留两耧宽的空档备着种玉米，这种方法既不方便耕地，也不便于收割。三个社员坚决不同意，说要按老法子种，有事四人共担。我们就按老法子种了。几天后，驻村女干部带支书、主任巡查，发现我们队没按要求种，大发雷霆，要查是谁负责的，让他在全村人面前做检查。晚上夜校就要批判我——我是生产队会计，成了担责的人。像《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因多分饲料地被批判那样，我要上台做检查。那天我十九岁，觉得丢人，心想没按要求种麦又不犯法，凭啥做检查？于是没参会，去村外公路闲逛，等散会才回家。后来听说，女干部讲完情况后点我名字，没人应答，派人找也没找到，这事就过去了。再遇她时，她没提那件事。

王虎山大叔六十多岁，一天早起去自留地摘豆角，路过核桃树时，看见地上散落着许多黄澄澄的核桃——是夜风吹落的。他想天早没人看见，弯腰拾了几十颗揣进衣兜。摘完豆角回来，恰巧遇见支书老婆，她见大叔衣兜鼓鼓的像装了核桃，就告诉了支书。随后支书带村干部去虎全家搜查，在棚上地板看见了正在晾晒的核桃，经过数，共五十颗。临走时带走了全部的核桃，并对家人说按规定罚25元，把钱交给大队会计。当晚夜校，王虎山老人对着全村人面在夜校会上做检查，虎山老人平时说话像打机关枪，一句接着一句，说得快时几乎没有停顿，就像文章没有标点符号。可是今天站在众人面前嘴唇就 像贴上了胶带，说话总是磕磕绊绊，一点也不利索，显得战战兢兢。平时开会人们几乎不在乎会议内容，也没几个认真听的，可是虎山老人做检查，人们却都来了精神，洗耳恭听。可虎山老人的检查就是不能满足与会者耳朵。有的在私下议论他，说他平时说话就像“野地放屁无拘无束”。今天站在台上就像是“嘴里含冰块倒不出水来”。“主席台”上的领导听着他检查很不过瘾，达不到领导的要求，干脆就不让他再做检查了，让他交给大队会计25元的罚款算了。老人从身上掏出了好多张钱，说这是我家里全部的现金。会计点了一次，总共是四元六角三分。后来有位干部说，这个钱你拿回去，让家里日常开支用吧！25元罚款让生产队会计从你们家在生产队的存款中转给大队25元。第二天我就从他家的往来账上给大队会计的账上转过了25元，这事才算了结。

政治夜校的会议一般都很长，常常要开到晚上十点后才散会。因为那些坐在“主席台”的人都要讲一番，仿佛不说话就没完成任务，显不出自己的权威。支书、村主任、副支书、武装连长、驻村干部和会计都要表态，对于劳累了一天的农民来说，特别是一些年长的老人，早就该睡了。可是他们也不能不参加会议或者擅自离开，于是有人靠着墙就睡着了，不少人还进入了深度睡眠，从墙角传出的“呼噜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把干部们发言的声音都淹没了。会场里不少人的目光都投向打呼噜的老者，有人还笑出了声。打呼噜的人对别人的关注一无所知，依旧享受着睡眠的舒畅。干部们还有很多话没说完，见状只好宣布散会，有人叫醒熟睡的老人，大家迷迷糊糊地回了家。

我在生产队劳动了三年，1978年离开生产队去学校当教师时，村里的政治夜校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