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喷嚏人生

老曹

老曹 美篇号： 2686549 文字、图片：全部原创 “啊啾，啊啾！”——我从小爱就打喷嚏，不是技能，而是病。 因为患有严重的鼻炎，过敏性，又家贫子女多，从来没人关注过，所以就喷嚏连连，延续七十多年，一直打到今天。 那时候的孩子，只要能吃会玩安稳睡觉且不影响学习，就认定安好无事，没人去理会。这对于孩子，自然不是坏事。散养自由，尽兴疯玩，不出格，不闯祸，谁也不会来干涉，这种状态在今天绝对是优处。 至于我的喷嚏，那是很有特色的：敏，怪，快，而且急。只要风吹，温差，气味，光刺，甚至进到新的环境里，陌生，拘束，紧张，激动都会有喷嚏。且喷嚏响而脆，必是连贯的。少则四五个，多时十二三。喷嚏过后最大的受益是瞬即微汗，体感轻松，顺心透气，情腔惬意。当然负面的情形也有过，因为喷嚏不分白天黑夜，不顾环境场合，说打就打，难免会出现惊扰或不协调的情景。虽然这情形不多，但毕竟也使自己尴尬过。 　　如今，年过七十，按圣言是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这会儿的特点就是爱回头看，忆旧事，有感慨，生叹息。自然而然会冒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也会常常问自己，人生到底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各人各情形，各有各环境，各有各种说。网人的答案大都拟象形作比喻：有说人生是首诗，有说人生像首歌，有说人生如浮云，有说人生似长河。也有说人生是做梦，也有说人生是爬坡。还有说人生是蹲坑，蹲了好半天，什么也没有，更有说人生分明是在推磨……这一刻，自然有人会问我，那么，你的人生是什么？ 说来别见笑，我呀，我的人生就是打喷嚏！——由于先天的原因、体质、环境、特点、经历，我的人生啊的确就似一串一串的大喷嚏。这喷嚏中酸甜苦辣，诱惑刺激，一串接一串，跨世纪，过花甲，入古稀，有过沮丧、宣泄、振作、自慰，也有过一次次的自我激励和乐趣。 说实话，我的人生中，有些喷嚏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1966年作者的小学毕业照 一九六六年夏，我小学毕业，文革起，红卫兵造反，“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风卷大地，全国停课闹革命。政府、机关、学校、企业，所有单位满街满院都贴着大字报，处处搞批斗，大街小巷里全在打砸抢烧，都争着捣毁各种老建筑老物件以及洋服装洋饰品。我居住的那座观音庵也在一夜之间被砸毁，佛龛供桌香炉玻璃碎撒一地，佛像经书法器全部堆上卡车被拉走，神殿与天井里一片狼籍，全是砸碎撕毁的垃圾。（详情不赘述，我在《新三届的〈13岁，我连续喝尿逾百天验证民间秘方〉》一文中已有详述）。砸庙之后我向发小好友吴新康借来《民间百病秘方》一书，日夜抄写，也效仿书中的秘方整整喝了120天的童子尿（是自己的）。清晨喝完尿，五点半钟我的同学万冬冬会准时到我家来邀我去民德路公园练拳。练拳过后约七点半钟我回家吃早饭。早饭后自己找活干，每天看书，背毛主席诗词，背“语录”，写毛笔字，练画画，练刻章，下午游泳，翻药书，晚上又练拳，是与吴新康对着练。 在文革初期的那段日子里，我整天宅家里写写画画做做弄弄，一天也满满，神神秘秘的。尽管母亲和邻家并不知道我在忙什么，但看我宅家都高兴齐夸耀：“这孩子乖，外面那么乱一点不出去窜，又不结交坏伴，将来肯定有出息！”……因此，那段时间我就成了邻居们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个“人家的孩子”…… 　 1967年作者14岁涂鸦的画作 直到有一天，大约是在我喝尿到九十天的时间，早晨我从公园练拳回，刚刚踏进尼姑庵的大门就“啊啾，啊啾，啊啾！”连打了三个大喷嚏。再走两步进到三官殿前，一进门，邻居朱家婆便说：“喔呵，哇曹操曹操到，你屋里老狗归来了喔！”（“老狗”即我的小名）。随即母亲出现，她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皱眉苦着脸指着我说：“老狗哇老狗，口哇都13岁的人喔，你啷这么傻，人长这么大咋活转去了喔，还会傻得去喝尿！” “别听人家乱说，我没喝过！” “没喝过？人家朱家婆亲眼看到的！”母亲说着即从水缸后拿出那个旧搪瓷缸，“看，做了就做了，你还不承认？” 瞬即我哑口无言，只能静默听斥责。 “你傻得喝尿还不算，一只搪瓷缸还放到水缸边，这叫人家不晓得拿到就舀水，煮饭弄菜，这腌哩吧臢的东西你要坑死一家人！” 朱家婆也帮腔：“是哟，你是没病作病，好哩哩咯人咋会去喝尿！莫不是饭撑得太饱筑死了心啰，这尿怎么能吃呢？” “不是我作病，是书上教的！” “哈，你还嘴硬，书上会教你吃屎吃尿？” “你别困扁了头喔，大人骂你教你叫你不要吃屎吃尿都是为你好叻！” “你耳朵不聋吧，没听到人家骂人说，你傻得去吃屎吃尿喔，没想到你还笃真傻得会吃尿！”…… 母亲的气，连珠炮的骂，朱家婆帮腔，频频而下。只有读过两年私塾的妹子娘说话婉转些：“好人吃不吃得尿我不晓得，先前只听说受了重伤的人要吃屎尿。说屎尿大发，吃尿恢复得快。不过小老子啊，细伢子要听教，人家冇做过的事我咚不能去冒险，命是自己咯，我们伤不起哟。将来你的路还很长，一旦惹病上身剥都剥不脱咯！”…… 此刻我还能说什么，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母亲严厉，朱家婆直言，妹子娘委婉，都是在教育。我只能装憨，埋头扒饭，她们的话充耳不听，只在频频扒饭粒时作心理的抵抗：“不管你们怎么讲，我的计划一定要实现，我一定要坚持喝完120天的尿！” 扒完饭，我穿过三官殿走进内房，突然又“啊啾啊啾啊啾”连打着喷嚏。回头看，三个长辈依然立在天井里指指点点。母亲的话还听得见：“拜托你们各位啰，这件事莫到外头去哇，莫使得别人家真的拿我家老狗当傻瓜！” “啊啾！啊——啾！ ”我又是两个酸楚的响喷嚏。 这是1966年作者13岁时手抄的药书 对于贸然的喷嚏，民间普遍有个说法，那就是有人正在谈论你，或是一定有人念叨你。此话在我的经历中，一点不虚。 自那次一九六六年九月喝尿的插曲过后，因“停课闹革命”我就一直失学在家里。直等到一九六八年的四月总算踏进中学。小学升初中这本该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顺理成章的事，结果耽误一年半拖到六八年四月才实现。但进入初中又仅仅七个月，接着就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誉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成建制迁往了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到云山，我们相邻的四个班（立即改称排）被分在“共大”的农二部（一个四面环山的孤零零山窝里）安置。那山窝一共有两排矮平房，一排山下，一排山上。所有女生住山下，男生全住山上。那时候我任一排的排长，因为以身作则优先他人，结果自己只落到同学们挑剩的一张面对大门的双人床上铺。 那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半夜，我突然感觉“砰”的一下脑袋被狠狠砸了一下，头痛，头晕，胸闷想作呕，趴着好半天，夜静静人无声，摸索着才趔趄站起身。随即感觉脚板特别凉，身子也发冷，提脚，咦，怎么脚边软软的？迷糊着睁开眼，呀，原来自己光脚站在地上了，枕头被子全散在一边。头依然痛，脸也痛，一摸，额头上一个好大的包，右眼也睁不开，这才回过神，哦，原来我是从上铺摔下来了……而后赤脚拢被，抱上床，再缓缓爬上去，倒头昏昏又睡…… 那年啊，我才十五岁！ 过后钟响（有人在敲食堂门前的半截钢轨），催起床，催吃饭，催集中，催出工。我挣扎起床，捂着头，还是胸闷想作呕，早餐只喝下半碗粥，然后听训话，听分工，听召唤，腰里插把柴刀揉搓着脑袋去出工。 因为头痛头晕，我浑身无力实在干不动，就没随同学一起上山，只在山边上就近砍了一小捆杂柴，捱到临近中午才拖到柴房里。当时口渴，我进水房找水喝，迎面撞见排里执勤烧水的嵇振新（绰号“鸡崽子”）和徐升旺（绰号“鼻涕鬼”）。他倆问：“呀，排长，你头上一个好大的包，怎么眼也肿啦？” “噢，是下山没注意摔了一跤。”我侧身，因为冷，赶紧坐到灶口添柴烤火。鸡崽子连忙递过一封信，“喏，排长，你的信，刚刚送到连部的，我帮你收下了。”我展信，是弟弟执笔以母亲的口吻写来的，信中一段话时隔五十多年我至今都记得：“老狗哇，在家千场好，出外半斗难，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记得啊，热要脱冷要穿，不能偷懒，不要受寒。自己的东西一定要收捡好，少了一件衣裳都没有替换的。特别听说你睡在上铺，老娘很担心，一定要当心啊，记得要面贴墙朝里困，千万注意，不要跌下来……”看到此处我心一紧，眼发热，感觉特委屈，鼻子酸酸，突然就“啊啾啊啾啊啾！”一串喷嚏飞出来，因为委屈，眼里涌出了泪。 一旁的“鸡崽子”见了忙问：“曹排长，你怎么哭了？” “没哭，没哭，是烟熏的。”我赶紧掩饰抹去眼角的泪，连忙收信走出门。出门，一路走一路摸头一路抹泪：“妈妈呀妈妈，你咋知道我会从上铺摔下来呢？你知道吗，我额头上的大包火辣辣的痛，头很晕，全身无力路都走不稳”…… 靠在柴房的柴垛上，我一个人想一个人默默流泪。眼前一根干柴上有串蚂蚁在急急地爬，忙忙碌碌不知道忙什么，我想我多像这蚂蚁呀，自生自灭，就是死了也没人注意的……好一阵，想着念着，心里酸酸眼湿湿，抿嘴仰天，天蓝蓝白云朵朵，光，特别刺眼，鼻子还酸，又“啊啾啊啾啊啾啊啾”连打了一串喷嚏。此刻啊，我不知道妈妈是否也在想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也像我这样在打喷嚏？要知道啊，那一天正是我十五周岁的生日！ 行文至此我不觉眼里又含泪： 可叹啊，当年见证过我打喷嚏的发小“鸡崽子”和“鼻涕鬼”都早已作古。一个是26岁葬在我们上山下乡的兵团农场；一个是知青大返城后自由职业游离三十多年刚盼到退休却一个意外栽倒在六十一岁的门坎前！唉——，唏嘘啊唏嘘，徒有喷嚏！ 　　图为原云山共大农二部当年的男生寝室。2000年后荡然无存。 　　照片是作者的发小。自左至右：左一，“大头壳”王春元，逝世于新冠疫情口罩期，终年69周岁。左二，“鸡崽子”嵇振新，2013年意外逝世于广州高铁的出站口，享年61岁。左三，“鼻涕鬼”徐升旺，1979年公差随船运输溺亡于长江流域镇江段，终年26周岁。右一，作者。（1973年4月摄于南昌东湖边） 我的喷嚏啊，是随着足迹延伸的。 一九七零年一月二十五日，结束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共大”生活，我又被转到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原来的省属国营恒丰良种繁殖场），在那儿一待整四年，有两个喷嚏是我终身难忘的。 一是我在三营十一连一排劳动时，也是在春天，全排备耕铲草皮筑田埂。 突然我发现，从早上到中午，有个姑娘一直紧跟着。我们到哪她到哪，只是远远看着不干活。我好奇地问农工洪班长，“她是谁，怎么总跟着？”洪班长头也没抬轻轻告诉我，“还有谁，农工陈冬林家的老二，学校开学了，她在缠着爷老子给学费。” “陈冬林为啥不给学费？” “为啥，他说没钱。你看，都十多岁的大姑娘了，还读小学二年级！他姑娘也犟，不给钱就一直跟着，去年也是这样的。” “那后来还是给钱啦？” “屁，去年两个学期的学费都是人家大学生陈良寿给的。这些大学生也可怜，一个月才十八块钱生活费，也都二十五六岁的人，要吃饭要谈恋爱，总不能年年包他女儿的学费。”（洪班长说的大学生是指江西医学院68届毕业尚未分配也下放到兵团的学生，我们排就分有六七个，我还记得她们的名字，有余丁枚、王强、陈良寿、雷兆全，朱宝玉等）。 我继续问：“学费一个学期多少钱？” “不多也不少，一学期一块五毛钱。只是一个想依赖，一个再也不愿给。”…… 到下午，那姑娘又来了，还是总跟着不肯走。 我实在看不下去，工间休息就潜回宿舍，钻到床底下，抠土砖墙上的泥巴，从砖缝中钳出一条折叠得细细长长的两块钱（这是我的秘密积蓄，尽管每月只有十六元生活费，但再紧张我也存着这笔钱，为的是以防不测好购回家的车票）。 我到连部小商店把一块钱换开，而后回到田间将一元五毛钱交给农工陈冬林，他先是一惊，然后看着我淡淡说：“小曹，你想好噢，这钱我是没有得还你的。”我说：“不要还，是送给你女儿读书的。”他这才接了钱，一抬头朝田埂那头喊：“喂，你死过来！” 这时候他女儿默默走近来，他开口即骂：“我戳你前世咯娘，不晓得头世赅你好多！你读书有希哩卵用，到时间脚一八就跟别个走了，来，死得拿去！”说完手一挥，一小团纸币重重砸进泥地里…… 第二天午餐时候，我在食堂正与一伙人围桌吃饭。突然，放牛的老杨（杨怀春，一个五十七八岁的独身老头）笑咪咪地靠近我，“嘿嘿，小曹，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此时坐我对面的陈良寿私下脚踢我。我不知情，但有所警惕，没起身，那老杨只得再贴近，看看周围无法回避只能直接说。“前天呐，我的两个外甥外甥女也来找过我，说要等钱交学费，死得我将将买了个收音机作伴，哪里还有钱，今天就想跟你商量借五块钱，等下个礼拜关饷一定还给你。” “我没有钱。” “呃——，你千万要帮这个忙，救个急，你相信我，关饷一定还给你！” “我真的没有钱。” “哎呀，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会还你的！” “嘿嘿嘿……”食堂里起了笑声。 老杨即刻脸红，面现尴尬，但依然还说：“你想，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我向毛主席保证你还不相信？” “我真的是没有钱了！” “噫，你肯送钱给陈冬林都不肯借给我？我比陈冬林还要大七八岁呐！——你懂得尊老啵？这点面子都没有？我是向你借呐，又不是不还，你这样的知青我冇看到过！” 这算什么逻辑！——我无声，心生厌，情一急，“阿啾啊啾”连打出两个大喷嚏。老杨也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他走了，陈良寿才告诉我：“你千万不能把钱借给他，永远不会还的。只要能借到钱，他什么都做得出。去年他向我借了五块钱，很久都不还。我问他，他说干脆凑整数再借五块钱，等发了工资一起还，若是不还我做你的崽！你想啊，我都将要六十岁的人了，还会当你的崽？后来发了工资他还是未还。我去要，他今天说明天，明天推后天，直到现在半年都过去了还是欠我十元钱！其实他在农工中条件是最好的，三级农工一个月三十六块六毛钱，一个人吃用足足有余，抽烟喝酒都挑好的买，还隔三差四去刮女儿。最后一次我问他，他说再借五块一起还，如果不还我就是你的卵。你想，我这把年纪了会做你的卵啵？……最后我只能自认倒霉，再也不问了。可他却心安理得好像从来没向我借过钱！” 吃完饭当我走出食堂时，呀，那老杨竟然还在外面念念叨叨的，他故意当众斜眼瞟我大声说：“南昌鬼子呀最龌龊，最刁滑，一点不通人性，不尊重老人，就像畜生！” 听此话我心塞，气愤，当时就想喷。一仰头对着他“啊气！啊气！啊气！啊气！啊气气！”一长串响亮有力的大喷嚏。 ——真的没想到，那喷嚏来得那么及时，那么巧妙又那么恰如其分。老杨顿时愕然，我特别快意，原来喷嚏也是可以作答，可以泄愤，可以反击的。 　　另一个难忘的喷嚏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冬天。八团文艺宣传队赴江西安福县（七团）参加全省生产建设兵团首届文艺大汇演。我因申请当兵体检而未去。大概晚上七点多钟，队友徐子芳突然告诉我，说团政治处王副主任叫我到他家去。汇演时王副主任是领队，徐子芳说王副主任是下午交待的，他刚刚才想起，所以特来通知，并且连声催促：“赶快去，赶快去，现在就去。”当我风风火火赶到时，王副主任一家还没睡，儿子坐在桌前翻着连环画，妻子正在纳鞋底。那时候没有电视，他家只响着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 我进门，王副主任对儿子一挥手，“去，上里屋看去！”妻子也立马起身离开。他让我坐下，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小曹，祝贺你得奖了！”“得奖？”“对，这次参加全省兵团文艺汇演，我们团不错，你写的独角快板剧，还有钟健龙写的器乐小合奏都得了一等创作奖。你的快板剧小李（李建一）演得挺好，她得了表演奖，喏，奖品也给你带回来了，一套毛选，还有稿纸和笔。证书来不及写，以后会补发的。” 他给我倒了杯水，接着又说：“小曹啊，搞创作，一定要下生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要深入连队，了解阶级斗争，采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事迹，还有同志们之间互相帮助的好人好事，你都得留心，备个小本，随身带着，平时多记，到时写个小剧，编个小曲就能用上了。搞创作得用心，练笔和战士练枪是一个道理！人得勤，得用心，要有坚持的精神。你记着，任何时候都不要撂下手里的这支笔，否则你就可惜了。” 此时，王夫人进来，手端一海碗热腾腾的面。王副主任亲手掰一截大葱并把豆酱递过来，“吃，趁热吃，吃完咱再聊！” 我手捧热乎乎的面条，面对隔海碗热雾中眯笑着关注的双眼，不知是羞怯紧张还是激动，身上一下就出了汗，无言表达，只埋头海碗，挑面，蘸酱，啜吸，咀嚼……额头湿湿的，眼眶热热的，汗水与泪花滴到海碗里，热雾升腾全身燥热使我解开了衣扣，贴身的内衣已湿到后背……在那特定的环境里，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在那寂静寒冷的冬夜，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到过最鲜美最有感触的一碗面。也许因为热，因为辣，因为激动，我竟然止不住连连打了好几个大喷嚏，慌得老主任大声责怪：“哎呀，你啥事也干不好，放那么多胡椒面！” 出门的时候，老主任还再三叮嘱：“以后没事常来玩，饿了就到我这随便吃点面。记得哦，要常练笔，别荒废！” 而今，一个花甲走过来，那个冬夜的场景始终在眼前，当初那碗面暖我几十年，老首长的那席话一直激励我到今天！此后我一直坚持与文字打交道，讲文字，写文字，以致于文字成了我终身的职业。想起这些，又总淡淡泛起歉意，为那唐突极不协调且连累王夫人的喷嚏道歉。 　　原福州军区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政治处全体军人合影，前排右二（红圈者）为王希唐副主任 （图片摄于1972年秋，由知青战友熊庆年提供） 在王副主任家吃面一个月后，有省中等师范学校到兵团来招生，知青们可个人申请，组织推荐，学校政审，择优录取。由此我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便被推荐到江西省高安师范学校去读书。 读书两年，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毕业。毕业待分配，多数人惶惶恐恐战战兢兢不知道自己将分到哪里去。于是有人活动，有人托请，有人找组织诉苦求照顾，自然也有人笃定。我就是抱着“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心态，反正从乡里来，大不了返乡去，师范毕业毕竟入编改变身份，不用再种田，吃商品粮当教师也是挺好的。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岂料那天吃完晚饭我正在水龙头前洗碗，突然身后有人叫：“小曹，晚饭吃过啦？”我回头，哦，是工宣队的罗队长，“罗队长好”。他看看周围没人，点根烟就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毕业分配你留校，刚刚开会决定的。”“哦，谢谢罗队长。那我留校干什么？”“当美术老师吧。”“还有别人吗？”“有，一共留了十个人，你们兵团一起来的还有张猛，大概留校教音乐。”“哦，这么多，还有谁呢？”“这个你别问，知道自己就行了。”“是，是。谢谢，谢谢罗队长。”我连连点头，连连致谢。一激动又止不住，“啊气啊气啊气！”连着三个大喷嚏。罗队长立马紧张后退一步，“呀，你感冒啦？”“没有啊，是听到你的消息很激动。” “啥，激动，激动还会打喷嚏？”罗队长犹疑，本然用手捂住口鼻，不忘告诫一句：“当下正流行性感冒，很厉害的，你要注意！”说着立即转身，转身又回头，再提醒一句：“刚才跟说的别跟别人去讲，要到明天才会宣布的。”说完急急走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依然激动，握拳使劲往空中一挥“啊气啊气！”又是两声胜利的大喷嚏。 　百年老校高安师范旧址 就这样我留校，在高安师范工作了三年半，而后参加全国高考离校，成为一名新三届的大学生。 由此，工作，读书；读书，工作；再读书，再工作……无论我走到哪里喷嚏就一直跟着续延。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我分配在军工国企工作，一干十七年，那里有我的青春，我的梦想，也有我的伤悲。 记得是一九九三年的夏天，那时候我当厂工会主席，突然办公室进来一位女工，她哭着和我有一次对话：“曹主席，你是知道的，我爸爸在厂里没有地位的，人又退休早，现在死了，我是来要求不开追悼会的，再说开会也不会有人来，只求厂里帮忙派两部车，因为后天安葬亲戚有点多……” “不行，你父亲的追悼会应该开，我不写悼词不知道，翻了档案真的很感动。我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只觉得你以后还要在这个厂里工作，我有责任至少在民间舆论上给你父亲一个正确的评说和交代！——这对你，对你全家，对你父亲本人都是公平有利的。我想，后天的告别仪式提前到明天中午，不放到殡仪馆，就安排在你住的那个分厂食堂里进行。至于后天安葬我会给你调三部车，其中一部双排座皮卡，好放花圈祭品等，具体事你别管，一切我会布置好，到时我会找人通知你。”…… 真的，为写悼词我翻她父亲的档案时确实大吃一惊。那档案整整三个卷宗袋，足有半尺高，其中绝大部分是检举材料、审讯笔录、外调记录、自我检讨等。也真亏了他，一个大老粗啊，竟然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写了那么多的“交代材料”“自我检讨”“思想汇报”……也只有在那牛皮袋中，我才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党员证；第一次看到国民党的军人证；第一次见到国际救济总署的嘉奖令；第一次见到国民政府颁发的伤残军人证……也才知道那个绰号“徐拐子”的外形瘦小，驼背，瘸腿的老头原名叫“徐敬之”！（我不知他的实名是因为我进厂他已退休十余年）。 这“徐拐子”十岁亡父，流浪三年。13岁有师傅恻隐收他为徒跟车跑长途（南昌至赣州，晨发夕至），既修理兼卖票，16岁满师后独自开车养家糊口。他开车，没有固定工资，老板只拨两个固定的客车后座，卖出票即有收入，卖不出票就白出劳务。22岁应抗战需要，政府特召他入伍，担任汽车运输兵。凭一技之长他受优待，入伍即入党授衔上等兵。两年后转入“国际救济总署”专属运输大队，专跑滇缅公路……因此，他到过香港，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又娶了个南洋华侨女子做媳妇（该女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死于疾病）。因此铁证如山，他是流氓、特务、历史反革命。解放后又因技术专长（他仅凭听觉就能判断汽车的故障）而进到这爿厂，也因对工种不满，又增一项罪名，现行反革命！ 他因为技高，因为命硬，在滇缅公路上跑运输立过功。飞机炸翻了他的车，却万幸，只伤了腰，瘸了腿，但留了他的命。此后三十年，他这个高级技师竟然从汽车修理工干到手动行车工，再到叉车搬运工，最后只做了车间清扫工。工种越做越差，地位一步步下降，那是因为专政、惩处的需要。而今他死了，死在了军工国营企业，享年77岁，1939年的抗战老兵啊，致死都是历史反革命！ 当时还真亏得我主持了他的追悼会，我把时间定在中午十二点，因为那时离上班还早，食堂吃饭的人还没走散，无事溜达等上班看热闹的人会有很多，因为厂里从来没有中午在食堂开过追悼会……结果那个追悼会的确开得很成功，很体面，很隆重，到场有两百多人，包括家属工。会场特肃穆、特安静，都静心装着耳朵听。所有人都惊奇，所有人都叹息，有好些还陪着家属一起抹眼泪…… 三天后的晚上，那女工（“徐拐子”的女儿）摸到了我家，她拎来两瓶酒一条烟，说是来感谢。她告诉我，追悼会之后她住的那个分厂很热闹，在厂区，在路边，在宿舍圈，一群一群人都在谈论她的父亲，这两天她无论走到哪，人们对她都客气了许多……她还说“曹主席呀，你那份生平介绍写得真好，好多事情我们家人都不知道。后来我们打印了二十多份，塑封，每家都有，都说回家要好好保存起来，有的要镶嵌到镜框里挂起来……曹主席呀，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是你给我们家族长了脸，让我们做了人！”……最后我拒收了她的酒烟，送她出门后心里久久不平静，独自走向凉台，推窗，凉风扑面，一股清新。我闭眼，鼻子一痒，又“阿啾啊啾”打出了喷嚏，那可是轻松惬意的喷嚏。 　　作者与工人朋友在一起左起：作者，刘新华、熊云龙。（摄于1982年秋天） 在办过抗战老兵“徐拐子”的追悼会之后，还有一次告别仪式让我刻骨铭心。 那是我在企业工作的第十六个年头，突然国企转制，一个有着近三千职工，有技术有市场有盈利而且专给红旗导弹火箭发射基地输送发电机的固定资产超亿元的军工企业，竟然会在一夜之间以零成本送给了一个只有30几个人的私营贸易公司！还美其名曰是“强强联合”？要知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地皮除外）单亿元的固定资产放到现在是什么概念？绝对超百亿元都不止！消息一出，全厂惊愕，所有人都大惑不解。恰那时有位老劳资科长过世，告别仪式过后的丧宴上突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永久、沉重、歉疚而又心酸嗑心扉，令我常常打喷嚏。 那老劳资科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东北沈阳来江西支内建设的。他去世，送葬的人很多，追悼会隆重有气势，现场还来了一批兄弟企业的东北籍老乡。众多老人们聚在一起，谈今忆昔，说到转制、下岗，把豆腐羹宴习渲染到极致，以致整个席间都是数落、怨怒和愤怒。 当时我在座，突然身后一声大叫：“来，曹主席，我敬你！” 我急转身，噢，是退休的老动力设备科长，也是个东北汉子。子女挽扶着他走到我面前。我立即起身：“不敢当，不敢当，老前辈，我敬你。” “不行，我敬你！” “那怎么敢，您请坐。” “不，我就站着说！”——他，红红的脸膛，络腮胡子，胡须上挂满酒霜。“来，曹主席，我要敬你一杯酒，不，是两杯。哎，你别动，听我说，这酒是有条件咱再喝的！” 我立着，端杯，静静听他说。 “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是代表在场所有东北老哥们敬你，今天的追悼会开得好，你对老朱头一生的评价很全面很恰当，我们老哥们很满意。来，就为这，我敬你，先干啦！”他一仰脖，酒干了，翻杯亮底，我紧跟也喝了一小杯。 接着，他斟酒，重举杯，“来，这第二杯，是我自己的。我有个请求，你，必须当面回答我，行，咱就喝，不行就拉倒。” “您说，啥要求？” “好，我说。我请求，在我死的时候，你一定要来主持我的追悼会！” 呀，好意外的请求噢！——我吃惊，发呆，一时无反应。 “怎么啦，不答应？” 此刻，全场肃静，都在等我的下文。 我没接口，他接着说：“你别意外，听我说。”他撸把胡子，甩甩手上的水雾，环顾全场，声音宏亮：“你看看，我们这批人，一九五八年从东北沈阳支援江西来到这里，现在又走了一个，当初全厂几十个人到今天连我在内还剩两个！你说，我们来干啥？从一片杂草地，到建干打垒厂房，再造大机器，做产品，生产红旗导弹的电源，送人造卫星上天……你说，我们这么好的工厂，有产品，有技术，有市场，有盈利，怎么说没就没了？转制，一分钱不收就白白送给私人，这叫改革？我们这几十年的厂名，没了！改名叫个什么什么屌公司，这能让我们这帮老头想得通？现在好了，连工会也撤了，说要等老总研究后再决定，他妈都狗屁！我说上头的那帮孙子懂个屁，就是在犯罪！” 我心里真担心，怕这老前辈喝高了下面会惹祸，马上打断他：“徐老前辈，工会会有的，有企业就会有工会。私企老板将来也会组建新工会，当然不一定会用我们这帮人。” “狗屁！重新组建工会，到时弄两个新招的大学生，他们能懂这企业，他们能知道我们这批人？他们会对我们有感情？我知道，工会已经撤销了，你也在下岗待聘，已经不是工会主席啦，今天告别朱老头也是家属请你来帮忙主持的。所以我敬佩你，就认你，我请求，我死了，还是要你来主持我的追悼会，别人我看不上！今天，你就当着大伙的面，你说，给不给我老徐头这张老脸一点面子，这是我最后的要求，行还是不行，你直接回答，旁的，啥也别整！” 此刻啊，真的将了我的军。怎么表态？我马上将离开江西去上海（商调函已经揣在口袋），众目睽睽下我能说什么？只能缓和绕弯，外交辞令吧。我端起酒杯，十分认真尊敬地对他说：“徐师傅，徐老前辈，你说的我都有同感，也很感动，谢谢你。” “别整那些好听没用的，你就说，主不主持我的追悼会，行还是不行？” 我深吸一口气，又诚恳对他说：“老前辈呀，我衷心祝福您活到120岁！” “别别别，哄人的一套你别整。你就直接说，主不主持我的追悼会？” 我顿了顿，吸口气：“老前辈呀，这么说吧，眼下厂里的情况你都知道，我现在当众表态，只要以后我还在这个厂里，我就一定为大家办事。但是如果不在，那只能请包涵，原谅，多理解。来，现在我回敬你一杯。” “别——，”我刚举杯，他一掌推开，“慢着！我咋听出来好像你是没同意！” “不，我是说如果，如果只要我人还在这个厂里，我就一定会帮你办事。” “啥，如果，这等于没说嘛！如果，这么说你还是没答应！噢，别说啦，别说啦，没诚意噢，绕着弯子不答应！这杯，不碰啦，酒，我自个喝！”咕噜，一仰头，他又干一杯酒。撂下杯，他转身趔趄往回走，儿子立马扶住他。他仰头大声吼：“你们大伙都看见了吧，我就这么个要求曹主席都不答应，你们说，我这辈子，他妈的窝囊啊，还混个什么劲！——妈的，转制，转制，转制后我们屁都不是啦，到死也没人肯为我主持追悼会！呜呜呜……”他竟当场哭起来。 其实他真不知道我，我又不能说，上海的商调函刚收到，这会儿我能怎么作承诺？面对白发苍苍耿耿实实的东北汉子，面对人生最诚最后的嘱托，面对大厅里所有人的期许，我惭愧，内疚，自责…… 他哭，现场很多老师傅也跟着抹眼泪，叽叽喳喳群情激动好像开了锅…… 这尴尬，我从来没有过！ 当时只感到自己无奈，亏欠，软弱…… 那一刻我能做什么？沉默，沉默，只与同桌打个招呼就悄悄退了席。出门，热气扑面，阳光刺眼，炎炎夏日，炙气钻鼻，即刻就“啊气啊气啊气啊气！”喷嚏一大串，胸隐痛，心酸酸，出泪也有汗。 作者与转制前的企业精英们在一起（1985年6月摄于太湖别墅）图片自左至右依次为：前排：雷忠显（电机分厂厂长）、曹建国（企管办主任）、沈贤芳（总统计师）、毛勇（检测中心主任）、谢庆辉（总工艺师）。后排：邓美峰（质量总监）、罗会炳（铸造分厂厂长）、吴纪苏（总厂厂长）、诸世雄（总经济师）、邵健生（控制屏分厂厂长）。 以防夜长梦多，打铁趁热，我当天就办理好调动手续赴上海，三天后又从上海取到正式工作调令返回南昌。在返昌的绿皮火车上发生一个故事也值得记述。 那绿皮硬座火车，55元的车票，980公里路程，13个小时行程，下午四点钟出发，翌日五点多到达。咣当咣当，呼哧呼哧，车轮敲击心情，热风摇晃环境，缓慢，拥挤，忍耐，期待……旅客们把着扇，频擦汗，人挨人，走不停，都各忙各的营生，各赚各的饭菜。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忽然有个老头伸手递烟，说想与我换个座位，为的是好与同伴喝酒聊天。我成全，起身离座。两老头便面对面在列车小台板上摆上了酒菜。有四特酒、花生米、鸡爪、酱豆干。他们邀我喝酒，我谢辞，只静静听谈话。 “唉，作孽呀，出来四十多年啦，今朝总算把小赤老的户口迁回了上海。”一个喝酒很舒心地说。 “侬轻松叻，我还要头大叻！”另一个呷酒很无奈地接话。 “侬不是也办好了一个？” “还有一个叻！我两只讨债具（鬼），一个十七，一个十三，规定一户只能报进一个户口，不好超过十六岁，哪能办？只好报小的赤佬。大的哪能办？头度（大）喔，后头咯日脚有得起头皮（伤脑筋），将来伊要怨我一辈子呀！” ——哦，原来是两位退休回沪的老支内，他们按上海政策在给子女回沪报户口。 突然他们问我：“喂，朋友，侬到上海去做啥？” “办调动。” “办调动？调上海？” “唔。” “侬原来在南昌啥单位？” “ 企业。” “哈，企业，企业也好调上海？” “侬今年多少年纪？” “四十五。” “哇，嘎度（大）年纪还好调上海？调上海啥单位？” “学校，教书。” “教书？企业调事业，这勿大可能咯。” “勿可能，绝对勿可能，侬把调令拿出来看看。”…… 我这人实诚，搪不住别人激将，竟当即亮出了自己的调令、档案转接单、报到介绍信，还有户口粮油关系的迁移证。两位老人惊诧，犹疑，都戴着老光镜一张张查验传看，久久无声。 好一阵静默那些纸片才回到我手中。此时一个老头又取出一次性纸杯，“来，一起恰滴老酒。” “谢谢，我不会。” “客气啥，相逢就是缘，来来来，随便恰额菜！”另一个把一次性筷子递过来，接口问：“侬调上海是通过啥路道？” “没路子，就是给教育局领导写了封信，自己推荐自己。” “写一封信？勿可能！侬在讲故事吧，没关系，没关系嘎度（大）的事情你办得成？一定是有路道侬勿肯讲把阿拉听。” “真没有路道，真是写信，他们来电话，指定学校去应聘，他要，我就进去了。” “哇，侬属于人才引进啰，勿容易，勿容易，真咯勿容易。” “来，恰菜，恰菜！” “喝酒，喝酒……” 三人开始攀谈起来。 一个换了话题：“啊啦晓得咯，你啦单位转制，特戆，啥个一分钱钞票勿收就把厂子送把了私人，这种模式全国都没有！” “职工一分钱钞票没补偿就让伊拉私人老板兼并成功，三个厂子三大块土地叻，你啦单位职工太老实了，特港（太憨）！” “阿拉单位跟侬厂里是有业务联系咯，所以侬单位情况阿拉晓得咯。” “呃，你啦单位原来有个吴厂长现在哪能啦？” “调走了，老早调走了。” “哦，伊倒是蛮有能力咯。” …… 一圈兜过来，距离拉近了。那个给我倒酒的老头凑近说：“呃，朋友，跟侬商量一张事体，侬考虑一下，能不能把侬那张户口迁移证卖把我。别个么子才勿要，只要那张户口迁移证。” “卖户口迁移证？” “对咯。我把侬十万块钞票，侬看来噻哇？” “呃，不行的不行的，没有户口我岂不成了黑人，那怎么在上海生存？再说名字身份证都不一样，怎么卖得成？” “名字身份证不对这个勿要侬管，卖把我侬只管收钞票，其他跟侬勿搭界，下头才是我咯事体。前头阿拉单位有人做成了，只是我候不到机会，买不到户口指标。今朝碰到侬是缘分啊，侬看，十万块哪能？来噻哇？” 我没作答，只心里想，十万块钱，真不是一笔小数字，这钱当下在上海也可以买一套两居室的。 见我不发声，他猜我动心，继续说：“我也是没办法，化血本借钞票也要解决大赤佬的户口问题。侬看看，十万块可以哇？看得出侬啊勿是一般咯人，既然是人才引进，侬只要到单位报了到，上班拿到工资，有无有户口无所谓，单位又勿管咯，过一些晨光侬可以重新申请，就讲户口迁移证勿当心落脱了，再申请补发一份，其他一切都不受影响咯。哪能？干脆一额，一句呃屋（一句话），我把侬十一万！可以哇？” 他说得坚定且轻巧，我还是摇头，“老师傅，没你说得这么简单，没有了户口，很烦的！” 此刻，他泄了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像自嘲又自慰，“唉，算啦，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将来将来再讲吧！”又添酒，“叭”，呷下一大口。 火车到站，他们忙整行李，我简单，背个包就下车。可还没走出站台就有人追上来拍拍我的肩，塞给我一张小纸条。 噢，还是刚才那老头。 他笑着急急对我说：“朋友，请侬再考虑考虑，也算帮个忙，我再讲一句，最多开到十二万，十二万，侬要是同意就打这个电话，这是我家的号码，我是洪都的。”（洪都”就是现在江西飞机制造公司）。我点点头，展开纸条见着两行字，一行姓名，一行数字。只记得那老头姓李。再回头，两个一胖一瘦的老头都朝我招手，我也挥挥手，而后把纸条揣进了兜里。 此后，我没给他去过电话，只是后几天里一直有喷嚏，大概那老头一直念叨我。他惦记，也许还后悔，后悔没向我要手机……可我能怎样呢，爱莫能助啊，也无力回馈，只有“啊啾啊啾“打着恻隐的喷嚏。 　　我的调动进行很顺利，只一天就基本办完各种迁移手续，只差最后将档案转移单到市人才交流中心盖个章就可以了。于是我一早去买了当天晚上去上海的火车票，然后匆匆赶到南昌市民德路上的市人才交流中心。当时火火的太阳，长长的队伍，全部疲惫急促愁苦的面容。有下岗的，辞职的，开除的，都为外出打工或自谋职业前来交费寄放档案。 小小的大厅，挤满了人。队伍长，进展慢，空调有气无力，人群呼呼扇风。一个个递材料，交钱，开回单。柜台内总共三个人，两个姑娘在忙着，一个中年女一直打电话。我排在屋外，没树阴，光着晒。 等了一个小时轮到我。我上前，递单，声明：“我是搞调动的，不存档案，只需盖个章。”小姑娘很诧异，接单回头问主管：“这个人不交钱不存档案只要盖章？”那女主管依然听着电话，没起身，只侧头丢过一句话，“不行，叫他去找主任批！”（噢，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官办的人才交流中心主要也是为创收！）唉，无语也无奈，尽管人家没好气，我还得低头问仔细：“请问主任在哪里，我上哪去找？”“喏，对面办公室，坐着看报的。” 于是我只得移步办公室。 轻叩门，尊敬问：“请问，您是主任吗？” 那坐着的瘦老头侧过半张脸，眼光从银色镜框上射过来：“什么事？” “啊，我调动，转档案，说要请示您才盖章。” “什么？调动，盖章，也找我？” “哦，是柜台上说不交钱要盖章一定要请示您批准。”说着我近前，恭恭敬敬递上转档表。 他没接，低头扫一眼立即就拒绝：“不行！中级以上职称调出省这是人才外流，你没有预先申报不能盖章！” “喔操！”我大惊，口无声心揪紧，眉头皱，汗急流，强压怒火还是轻轻问：“那要怎么报请你们批准呢？” “回去，重新打报告来交给我们审！”他轻描淡写说一句，两指一弹，那张表格滑到我面前。 此时，他坐着，我站着，我心急火燎慢慢解释着：“主任，请您听我说，您看，我户口迁移的手续都办好了，档案也在自己手里，就差您这儿盖个转移章。本来我是要到主管部门去盖章的，因为企业转了制，没有了主管局，所以，所以才跑到这来找您的。” “那更不行，没有主管局的意见，我们负不起责任！走吧，不会给你盖章的！” “主任，主任，您看我调动的所有手续都办好了，怎么还要去重新打报告再申请？就差您这个章了，您也就分分钟的事。” “说得轻巧，我不会负这个责的！”说完头一别，重又看报纸。 还说什么呢，再说也多余。 我咬着嘴唇干立着，心里狠狠骂：“妈的，我下岗没人问，要调走盖个章你就有责任？这不分明刁难人啊，我操你八辈子老祖宗！”心里骂，脸上还得装平静，在他面前足足立有两分钟。 他不理，再求也无益，我满面通红走出大厅。——怎么办？人在急难中的确会生智！突然一激灵，我想到了时任南昌市信访局长的发小李耀辉。于是立即拨手机。 很快，约六七分钟李耀辉同学就从市政府大楼赶到我面前。待我如实相告后，他随口说了句“让我看看，到底是哪只鳖崽子这么坏！”随即探头大门里，“哦，他呀，他在闹情绪，明年就退休，刚刚放冷，调到这里当主任不到两个月，上个礼拜我们还一桌吃过饭，昨天在电梯上碰到他竟然装着不认得。这鳖崽子特差劲，他是拿你在出气！算了，我们想其他的办法。”说着他掏出一个小本本，急速翻，稍后停，对着本本拨手机。 过后李耀辉对我说：“别急，我现在找到了这里原来的主任，他根基深，大厅主管是他提拔的……” 也是大约七八分钟，一个高高壮实的中年汉子走过来，李耀辉马上迎上去，他倆立在政府大楼门前的树荫下嘀咕好一阵，然后那汉子也开始打手机。 只一会儿，大厅女主管走出来，她见着我视而不见，径直走向她的老主任。只片刻，她转回来路过我身边，头一歪“你跟我来！”我立马随她重回到办公大厅。 进大厅，她在柜台里我立柜台外。她只朝一个小姑娘下命令：“开发票，收他半年保管费。”接着转向我，“你，现在就交九百块钱！” 我狐疑，“交什么钱？” “吔，档案保管费，半年的！” “你没保管呀，档案在我手里呢！” “喂，你办还是不办？还有一刻钟我们就下班了，下午学习，关门，不办公！你刚刚都看见，不是看在我们老主任的面子上我认得你老几？根本不会给你办的。弄得我好尴尬。你自己看，新主任还坐在那里斜着眼睛朝我翻！” 还能犹豫么？我赶紧说：“谢谢，我办，我办。”瞬即掏包，轮指点钱，老老实实递上九百元。 完事，离开柜台时我回看一眼那间小小办公室，只见那瘦老头主任双手捧杯，板着脸站在门口，一脸铁青。 此时，我故意举起档案袋朝他点点头摇摇手，一得意一激动就“啊啾！啊啾！啊啾！”连打了三个大喷嚏！ 可转身还没走两步，又一声“啊——气！”——也很响，低音炮，很沉闷。我回头，哈，只见那瘦个小主任侧身低着头，左手举着杯，右手贴胸连连划着水……哈哈，那憋屈的喷嚏是他打的！嘿嘿，活该！我舒心，解气，脚下突然变成弹性的大地！——得意，但觉着不解气，不行，得还礼！于是我故意重重咳嗽一声：“呃嘿！”随即举起档案袋，挥挥手，连晃晃，又是一声巨响“啊——气！”这是故意的，就是要气气那腌渣龌龊的小主任！ 真的，那一刻，我特开心，特惬意，直到今天都高兴，就在写作此文时都是含笑的。就此，我要再次谢谢我的发小挚友李耀辉！ 　　作者的发小挚友三兄弟左起：李耀辉、蔡义龙，作者摄于2018年上山下乡50周年大聚会 傍晚又出行，还是绿皮火车，还是13个小时行程，进到大上海已是第二天清晨。 那时候上海好多地方还没地铁，我乘车，转车，转车，再转车，到公安局、到街道、到人事局、到教育局、到学校一一办手续：报到、交档案、办户口、上粮油、拍照、申领身份证…… 这些办妥，已近中午。 当赶到区政府的时候，门卫不让进。 “对不起，先生，下班了不能进。” “下班？才十一点十五分呢，怎么就下班？” “等你进去就下班了。” “老师傅，我很快的，就到人事局交一份档案。” “没用，当你走到大楼还没乘上电梯人家就锁门下班了。你不知道，这会儿已经有人在食堂吃饭了。” “师傅，请帮帮忙，让我进去吧，我是从外地赶来的，中午还要办事，下午得赶火车回去。” “知道，你从江西来的，可上头规定，提前十五分钟门卫不放人。我也没办法的。” “咦，您咋知道我从江西来？” “听口音啊，我也是从江西来的。” “你，也江西的？江西哪里？” “新钢，知道吧？赤呐，插队落户五年半才招工进的新钢。” “噢，新余钢铁厂调来的？” “调来，调来勿要太开心噢，待退休！回来监护小赤佬读书。” “哦，你是异地内退回来做兼职？” “勿做兼职哪能办，靠江西待退休那额额工资够做啥？没办法呀。侬还是转去吧，嘎热的天的确勿容易，去寻个有空调咯大商场休息一下，下半天再来。” “那下午几点钟上班？” “下午三点。” “这么晚，要三点？” “夏时制你不知道？政府机关都一样，去吧，休息一下，下午三点再来。” “唉，这么热的天还要再等三个多小时，上哪去呢？” 我站在政府大门口迟疑好一阵，而后踅进一条小街，吃饭，先填肚子，顺带蹭空调避高温。 小店，有空调，一碗冷馄炖，慢慢嚼，细细咽，总算磨蹭三十分钟。再坐，不可能，店小，座位少，老板的眼光一直在催促…… 办公区域实在没有大商店，太热天无处去，只好到高架桥下睡一觉。石台烫，找来一个破纸箱，平铺垫在石台上。仰躺，蓝天白光太刺眼，只能用报纸盖住脸。想睡，又怕拎包中的档案有风险，于是解开皮带拴住包，双手搂包搁腹前。这才闭上眼，迷迷糊糊入睡眠。 不知过多久，忽然感觉有人摇晃我。我惊起身，原来是江西新钢内退的门卫老大哥。——他恻隐，特地穿过马路来叫我：“喂，已经四点多啦，你再不醒又要下班啦！” 我急起身，连致谢，整理衣衫进大楼，此时已经全身汗湿透了。 人事局的组织科是在五楼的一个大套房，外间接待，内室办公。我进屋，屋内一共四个人。三个坐，我站着。一个正在窗口递材料，两个坐着的，一个嘤嘤哭，一个频频劝。我静听，原来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一对小夫妻，男的聘上了，女的要返回…… 此时，内室门打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汉子搬把椅子走出来，他对我说：“来，请坐。” “噢，谢谢，谢谢。” “不客气，互相尊重，文明办公，不能我们坐着你站着，你们都是我们引进的人才，这些都是应该的。”说完转身去饮水机旁倒了一杯水，然后递给那齐齐哈尔的小夫妻，“别难过，上海缺老师，你明年来还是有机会。不过你不一定要盯着市区，也可到郊县去试试。你是硕士，在外地教的高三，又是高级职称，历史专业没问题，条件不错，我想明年你应该是可以的。” “啊，谢谢，谢谢！”那对夫妻同起身，男的接了水，女的低头捂脸擦泪水，“谢谢，谢谢刘科长关心！”说着又抹泪…… 这场景都见着，这番话都听着，现场很安静，情境好暖人。当即就让我想起了老家那市政府门口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大厅，想起了那泼辣麻利世故又生硬的女主管，想起了那瘦个冷漠的小主任，想起了那不容申辩的档案保管费……当时就感慨：唉，家乡啊家乡，如此这般你叫我怎么说爱你…… 不多会儿，窗口的那名博士离开，不久，那对齐齐哈尔的小夫妻也走了，轮到我。我走向窗口，是那刘科长亲自接待我。我递进材料，那刘科长抬头看看我，“哦，你就是曹建国呀，为了等你这个人，弄得我们这批人的调令整整晚了半年多。” “噢。请问，怎么会因为我？” “哎呀，因为你是从外地企业调上海的事业编，我们要打报告申请特批。” “那像我这种情况有几个？” “还几个？在我手里这三年，你是第一个，大概也许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吧。” “噢，哦哦，那谢谢，谢谢！” 办完事，出大楼我走近大门口，门卫正在交接班。我上前与那江西新余的内退师傅打招呼，他见我，先开口：“事体弄好啦？” “弄好了，谢谢你！” “客气啥？弄好了就好。如果要喝水，自己进屋倒，冷热都有的。” “噢，好，谢谢，我确实需要添点水。” 我进屋，哇，这门卫室的空调开得好低呀，一股清凉，实实的惬意。我拧开笼头接水，只听屋外他对同伴说：“吖作孽哟，嘎度（大）咯年纪，江西来应聘，嘎热咯天就在高架绿化带下困了三个多钟头！” 啊，一句体贴话，好暖心，好感人，敬意油然而生：“啊啾，啊啾，啊啾，啊——啾！”又是一串大喷嚏，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激。 　　作者站在上海的课堂上（照片摄于2011年12月） 在我到上海工作的第七年，有天中午下课迟，用餐后，依惯例我从餐厅走向教师休息室（我们单位不错，专门设有硕大的教师休息室，配有空调沙发，每天中午有茶，还有阿姨专为大家现磨咖啡）。当我走到门口，突然有话吸引我，因为有人正在评论我： “嗬，师傅不错，这回高级职称拿到了，这下身价上去啦，伊更加神抖抖，越发神气啰！” “坦白讲，师傅这人苦也吃得起，责任也有咯，而且人勤快老会得做，就是门槛精，头子特活络。到上海没几年，的确混得勿错。这回副高职称一弄着真咯上去啰！” “小江西，老会得钻，样样好事都轧进，到上海才六七年，一眨眼就看牢伊啥么子都弄着了。“ “伊还有啥么子弄着啦？” “喏，眼看见伊小人考大学，大学毕业寻得好工作，没两年自己的房子也买好啰，一眨眼睛高级职称又评着，现在是真正的教授啦，可以二郎腿翘翘抖抖，侬讲还要哪能好？” “哦，是咯，是咯，小江西门槛精，活络，活络，的确蛮好，混得勿错！” …… 在这所学校里，对我的称呼有三个：一是老师，二是教授，三是师傅。不管调侃还是戏谑，同辈人中喊“师傅”的居多。但听到“小江西”这是第一次，原来背后他们是这样称呼我！——感觉：新奇，诧异，有意思，也乐趣。当时觉着好笑。好笑得憋着，不出声，继续听，结果嘴巴不争气，一憋就出了喷嚏，“啊啾，啊啾，啊啾啾！” “哦呵，师傅来了！” “哎呀，曹教授真咯来了！” “呵呵，没想到曹老师全都听到了喔！” “对的，小江西来了，全部听到啦，你们接着说！” “呃——，没说啥，没说啥，嘿嘿，我们都在说你好！” “对咯，说我好，小江西，门槛精，好会钻，特活络，老会得混，在抖脚！” “嘿嘿嘿，真咯全部把侬听到啦。” “嘻嘻，没有恶意的，真的都在夸奖你，说侬来噻，不容易！” “是咯是咯，头子活络是好事体，阿啦羡慕都来不及！” “真的，大家讲讲都是羡慕，曹教授，我们大家佩服侬！” “哎呦，要死，我还有一堆作业簿子没改完，对不起我要走，再会啦！” “是哟，下午我是第一节课的，我要去准备准备，再会！” “噢，忘记特啦，我中午还约了学生子谈呃话咯，再会，再会，走啦走啦！” 即刻，一群人散去，留下我独品咖啡。 老实说，对“小江西”这个称谓我并不反感，也能接受。冷静细想，说得也在理。上海，全国的上海，江西，江西人的江西。上海与外地不可比。不论年纪，不管经历，面对几十年的老土地，毕竟你是从外地新来的。你不小，何人小？环顾四周，“小山东”，“小江苏”，“小安徽”，“小四川”比比皆是，就连香港人台湾人在上海也都被称作“巴子”。 平心地说，上海，的确有她的优越，她有足够底气说外地。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是亚洲的经济中心，是冒险家的天堂，淘金者的圣地。在共和国建政初期以致文革的后期，上海都曾扛起过全国半壁的经济！曾记得改革开放之前的“上海货”商品那是全国人民都追逐羡慕的，改开后上海又聚集起无数外来的才智。上海啊，真的海纳百川，包容诞生了多少鼓舞人心催人上进的故事。这，能不成为原生土族的底气？能不产生心理优越的高地？我是特别了解上海人的。在五十多年前的上山下乡，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的草房，在静静隆冬的晚上，在一盏小油灯旁，在大通铺的知青床上，在军工国企的大厂，我曾听过多少上海人讲上海的故事：什么南京路上“中百一店卖手帕的小姑娘”，什么“淮海路上阳伞兵钩皮鞋”，什么“梅花党”，什么“王小毛”，什么“七十二家房客”等等等等，也就在那一个个静静的夜里我学会了流利的上海话，我交了一帮上海知青和青年工人朋友。此后读书工作，工作读书，我又接触到更多更多的上海人。我亲见，不论贫富，不论城乡，只要一提到家乡上海，上海籍的老乡就会言语涛涛眼里放光。后来我在企业成家立业，我的楼上楼下以及整个宿舍院里就住着好些来江西“支内”的“老上海”，当她们看到我调离江西去上海时，竟有入拉着我的手臂抹眼泪……真如古诗描述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无论在天南海北，上海人那份想上海恋上海的情结是其他地方人无法比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上海是有资格有自信傲视评论外地人的。 俗话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说。别人议论我能正常理解，因为我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还有点突出。好在我自己清醒，知道鞋穿在自己脚上，真实感受只有自己知道。坦诚地说，我到上海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特别头五六年，我是全年无休的。一身兼两职，白天干学校主业，晚上做兼职，从来没有过休息日。周一到周五，晚上我去給别人上课，周六周日我自己去读书，充电进修：学历、专业、论文，也考一个个专业执业资格证……其中仅为了职称就几年没闲着：开公开课，一次再次，区级市级；带团队比赛，一项两项，银奖金奖；自己参加考试，一门又一门，优秀再优秀。再有论文的发表数，论文的评估，考计算机，考专业，接受专家现场答辩，整整五六年啊，几乎每天晚上九点半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晚饭！设身处地，为了生计，为了目标，我付出双倍的努力，其中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都是在上海图书馆里翻资料度过的。 是故，“小江西”这称谓对我也大有益。它值得回忆，有欣慰，能警醒，可激励。我自己定位，我应该就是永远的“小江西”。 再说打喷嚏，生理自然人人都有，只是感觉各异。有的有感慨有的毫无知。而我的喷嚏多，我的喷嚏实，我的喷嚏复杂有故事，那都缘由特殊的经历。在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打喷嚏的心灵感应并非我独有，民间自古就有认为打喷嚏是寄托相思的说法，只是说法各地有异，也有认为打喷嚏是诽谤、数落、赌咒的反应。无论正反怎么解说，但对打喷嚏必是“有人在说我”答案都是肯定的。要知道，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诗经 . 终风》里就有“终风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的记载，说的就是打喷嚏。诗意为一个痴情女子在昏天黑地的长夜，因为思念情人而辗转难眠，她就希望远方的爱人能有感应，最好打个喷嚏来安慰自己，以了解她对他深深的情意。后来历代也有写打喷嚏表情谊的诗。如宋代苏轼就有“白发苍颜谁肯记，晓米频嚏为何人。”意为谁还肯记住我这白发苍颜的老人呢，清早频繁打喷嚏又不知是在为谁人？（见宋 · 苏轼《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诗）。还有黄庭坚的“举觞遥酌我，发嚏知见颂。”之句，意即举杯为远行的朋友饯行，我打个喷嚏来表示祝送（见宋. 黄庭坚《薛乐道自南阳来入都留宿会饮作诗饯行》）。此后，认为打喷嚏是感应的征兆，是在传递情感思念的说法就历史延绵传承不断，直到今日草根老曹拟写拙文表述自己的喷嚏经历，这也是更彰显民俗传播的广博且又详尽具体的例证。 　　作者近照（2025年11月）高安师范毕业50周年聚会摄于杭州 如今，年过古稀，看往昔，步痕点点，记忆清晰。我总结自己一生，实草芥蝼蚁，喷嚏是我的特点，亦是我的小传。反刍咀嚼这些曾经有过的寻常亦不寻常的喷嚏，我想会更有益。因此纪实，才写了以上的喷嚏。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八写于上海 附作者简介： 老曹（实名曹建国，曾有笔名巢剑果） 一九五三年生人，一九六九届初中生。湖北籍，南昌人。知青出身，文学硕士，副高职称，1999年引进上海的教师。 曾就读于南昌八中、云山共大、高安师范、宜春师专、江西大学、东华大学。爱好广泛，持有经济师、美工师、企业管理咨询师、数码摄像师、中式烹饪师、心理咨询师、语文教师等执业资格证书。 业余爱好写作，早年曾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工人日报》以及多种文学杂志等，2013年退休。退休后间或还弄笔，在微信自媒体平台发表一些随笔的小文字。 附： 作者的老同事老朋友曾经原高安师范学校的三位教师发来的留言： 李大昌老师： 刚才一口气看完了大作《我的喷嚏人生》。饮食男女，感冒咳嗽打喷嚏，司空见惯，你的喷嚏不同凡响，打出了世间的喜怒哀乐，也打出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全文以喷嚏为纽带，串连起作者70来年的人生经历，从少不更事到成熟老道，其间一次次喷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由此引发一个个各自独立而又环环相扣的故事。这种结构形式有如一条珍珠项链，每颗看似不相关的珍珠用根金丝穿连起来，晶莹剔透又完美无瑕，漂亮而别致。整体统观全文，又像一侦巨幅画卷，由远而近徐徐展开，各种情境各样人物穿插其间，内涵丰富，色彩缤纷，引人入胜。写作技法一如以往风格，行文流畅，轻松自如，叙事跌宕起伏，情节生动，妙趣横生，写人简洁明快，画龙点睛，性格鲜明。大作字里行间，笔法恣肆又温情脉脉，饱含作者为人处世的友善与情感温度，掩卷长思，感同身受，获益匪浅。谢谢你的分享！ 张猛老师：《答友》老友來新作，亦莊複亦諧。笑噴雙目淚，往事瞬盈懷。我輩生當世，滄桑幾度乖。餘年仍有慶，心底淨無霾。（转发了） 汪建华老师： 我是今天下午一口气看完了您的《喷嚏人生》，果然您是因为有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喷嚏，但是，您的喷嚏还有许多虽在情理与意料之中、但也是被您巧妙“开发”出来的“功能”，第一就是在情绪波动下会诱发，第二是被人暗中牵挂会引发……，于是，您的人生轨迹在一个一个喷嚏中揭开：从少不更事时因喝尿被母亲责怪而打喷嚏；下乡务农时从双层床上摔下来，心情低落，思念母亲忧愁苦闷打喷嚏；把自己节省下的钱送给农工孩子做学费，结果却有人故意讹钱，愤怒之下打喷嚏，等等有趣的故事，一直说到如何去读书，如何在企业做工会主席，如何调到上海，如何奋发图强，成为教授。您智慧地用“喷嚏”来构成您人生最精彩的每个成长节点，很吸引人也很幽默。我与李老师同感，“喷嚏项链”，串起了您内心不会忘记的还在熠熠生辉的宝贵的记忆珍珠。还有，您很流利地运用方言表达，也是您一贯生动活泼的写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