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名古今（下）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自殷商迄南宋，跨越三十余个正统王朝与主要割据政权，当政帝王202位，其中单名者171位。31位双名帝王中，16位出自南北朝、五代时期的区域性割据政权。历代帝王所构筑的“单名正统”形象，对民间，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命名习俗的影响不言而喻。皇室子嗣不同辈分共用不同偏旁的单名实践，更在日后双名主导的族谱文化中留下独特印记。苏轼家族数代一脉相承的单名实践便是例证。

（苏轼家族世系图）

北宋三朝宰相韩琦为家族预设的“共同偏旁单名”与“私名+辈分字”相间隔派序，历经千年沿用至今，更成为单名文化与宗族制度的巅峰之作。

然而，在人口增殖、社会流动性加剧的背景下，单名易于重名的“撞衫”缺陷日益凸显，至宋代，其主导地位已不可避免地被更具识别度的双名所取代。及至元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作为中国首个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者本名多为多音节蒙古语，音译后字数不定，彻底消解了“单名”这一汉文化正统符号的政治基础。

（元朝皇帝列表）

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严格的“四等人”制度：第一等为统治民族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各色名目之人），包括唐兀、回回等西北、西域族群；第三等为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族、契丹、女真等；第四等为南人，即原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汉族。

这一民族等级制度在权力分配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元代朝廷设中书省总揽政务。中书令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多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执政者是右丞相+左丞相（元朝以“右”为尊），基本上由蒙古/色目贵族掌控。不到30%的朝廷官员由汉人和南人担任，且多在中低阶层。纵观元朝历史，只有刘秉忠、史天泽等极少数汉人进入顶级权力阶层。

（元朝最具影响力的10位汉族人，单名者3位，占比30%。）

元代科举曾中断42年。自1315年恢复科举至1366年，共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考试内容与录取皆按等级实施配额，取士榜也以独特的左、右榜公布，以右为高。蒙古人、色目人列右榜，北方汉人、南人列左榜，两榜各产生一名状元。16名汉人、南人中，单名者6人，占汉人、南人状元总数的37.5%，是科举制度实施以来占比最低的，折射出单名在民间命名习俗中退居次要的现实。

（元朝两榜共32位状元名单，右榜为蒙古人和色目人专属，左榜为汉人和南人。状元群体单名比例的变化，是观测中古社会文化变迁的一扇窗口：隋（40%）→ 唐（62.8%）→ 宋（50%）→ 五代（77.8%）→ 元（37.5%）。）

任中敏编《元曲三百首》收录具名作者80位，其中的70位汉族作者，单名者20位，占比28.5%。

以元朝10位汉人核心官员、16位汉人状元及《元曲三百首》收录的70位汉人作者为样本统计，单名在元朝文人士大夫阶层占比约30%，较宋代下降约10%。

需注意的是，元朝人口命名习俗复杂：部分汉族精英为寻求政治晋升而采用多音节蒙古式名字，部分汉人底层民众则常用数字、行第等特殊称谓（如朱元璋之父朱五四、伯父朱五一），这类命名难以简单地归入单名或双名范畴。因此，受底层群体命名习俗影响，元朝整体社会单名占比或略低于上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统计数据。

若说元朝蒙古皇室的多字名是在无意间消解了历代帝王坚守的“单名正统”观念，那么明太祖朱元璋则以史上最严苛的辈分字系统，高调官宣了“双名”作为新王朝的命名正统。

在此制度下，明朝16帝，太祖以下除靠“靖难”上位的朱棣仍用单名外，14位皇帝都是“辈分字+五行偏旁”的格式化双名。

朱明王朝的顶层设计，为单名的边缘化按下了加速键。

（明朝皇帝列表）

官僚与科举精英的命名选择，始终追随着皇室的审美风向。明代以内阁大学士为权力核心，据《历代宰辅汇考》统计，87位阁臣中，单名者共39人，占比44.8%。

这一数据表面看与唐代（45.8%）、宋代（49.6%）相近，却掩盖了重要的历史变迁。若以代际视角审视，趋势便豁然开朗：在辅佐明朝前期的15位阁臣中，单名者多达13人，占比86.7%，显示出浓厚的承袭前朝遗风；而明末动荡期的40位阁臣中，单名者仅10人，占比骤降至25%。

超过60个百分点的巨大落差，清晰印证了明代皇室推行“辈分字+单名”的命名制度，对精英阶层产生的深刻影响。

（明朝87位内阁宰辅分期列表）

先秦至隋唐，官方户籍登记多以“户”为单位统计人口数量，底层民众往往只有“小二”“三娃”等俗称，正式姓名为士绅精英所专属。

明代推行黄册制度，将户籍登记从“计口登籍”升级为“按名造册”，以制度强制力要求“人皆有名”，打破了“庶民无正名”的历史格局。

这种制度性约束与阶层模仿的双向联动，最终使双名演变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命名习俗，单名的传统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明朝共举行90场科考，产生的90位状元中，单名者和双名者恰好各占一半，与宋朝完全一致。明朝国祚276年，以嘉靖元年（1522年）为中间线，之前产生的50位状元，单名者40位，占比80%；之后产生的40位中，单名者仅5位，占比12.5%。单名在状元名单中的下行势头甚至超过内阁宰辅。

（明朝90位状元名单：单名占比情况表）

学者张书岩在《语文研究》1990年第2期发表的《单双名问题考察》中对二十五史人名的分类研究显示，1640年左右（明末）单名人数比例已下降至10%左右。这个数据和明朝后期40位状元中单名占比12.5%的数据非常接近，显示明末单名占比较元朝降幅有10-20%之多。

1644年，明朝被清军所灭，中国再度进入少数民族王朝统治时代。

满清政权深刻汲取以往少数族裔王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维护“首崇满洲”政治特权的前提下，系统性地接纳和利用汉文化及汉族精英，以实现统治效益的最大化。

在命名习俗上，满清皇室在入关后既不像元朝统治者那样原版保留蒙古名字，也不像北魏帝王那样直接把拓跋族姓氏汉化为“元”，而是采取“保留根本，吸收形式”的策略：采用“爱新觉罗+汉式私名”格式命名，并在稳定政权后，严格采用“辈分字+私名” 命名法。此举在客观上为全国精英与民间宗族树立了典范。在辈分字派序和谱牒文化“自上而下”普及的背景下，单名因无法体现辈分伦理，被视为“不合礼法”而不断被边缘化。

清朝前期实行独特的 “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双轨制权力架构。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洲宗室勋贵垄断，执掌军政核心机密，是真正的最高决策机构，汉臣被绝对排除在外。内阁则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中枢，其首领大学士虽品秩尊崇（正一品），但主要职能是文书审核与诏令执行，决策权有限。

在这一行政体系中，汉人精英通过其治理才能获得了有限参与空间：内阁大学士中约有40% 为汉人，体现了清廷在坚守“首崇满洲”政治底线的前提下，为追求统治效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务实策略。

（元、清两朝选官制度对比表）

根据《清史稿》等文献记载，前后有119位汉人成为内阁大学士，其中单名者30位，占比25.2%。

（清代汉人内阁大学士分期及单名占比统计表）

为突破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的制度性掣肘、实现“乾纲独断”，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借西北军务之需设立“军需房”，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定名“办理军机处”。该机构从临时性军务协调组织，逐步演变为常设的帝国最高枢密机构。

据《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等权威文献统计，军机处存续的180余年间，共有147人出任军机大臣，其中汉人60多位。在可明确考证的53位汉人军机大臣中，单名者9人，占比16.9%。

（清代汉人军机大臣53人名单）

清朝自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年间共开科112次，录取文进士26849人。在“首崇满洲”的国策下，构建了兼顾统治效益与族群平衡的取士机制：一方面为满、蒙子弟专设科举名额，保障其政治特权；另一方面规定“满不点元、旗不鼎甲”，即满人不得为状元，亦不问鼎殿试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三人被称为一甲）的顶级荣耀，甚至直至嘉庆六年（1801年）才允许皇室成员参与科考，以此最大化汲取汉族精英的治理效能。

清朝共诞生114位状元。除清初满汉分榜时期的麻勒吉、图尔宸两位满人状元，及晚清以汉文夺魁的蒙古旗人崇绮外，其余111位均为汉人。在这111位汉人状元中，单名者计27人，约占24.3%。

（清朝状元分省统计表）

前述119位内阁大学士、53军机大臣及111名状元中的单名数合计66位，在合计样本人群的加权平均占比为24.9%。

张书岩在《语文研究》1990年第2期发表的《单双名问题考察》中对二十五史中出现的人名进行分类统计的结果显示：清朝时期的单名占比约为25%，与本文根据三个样本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同。

（清朝自康熙六年（1667年） 确立“直隶省加十八行省”的行政区划，延续近240年。各省设学政，执行“省域定额取士”制度，旨在平衡地区差异。然而，政策引导难以撼动深厚的文教根基。清代114位文状元中，江苏一省贡献49人（占42.98%），浙江产出20人（占17.54%），两省合计占比高达60.53%，形成"状元半壁出江南"的格局。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西、云南、甘肃三省终清268年从未出过一名状元。）

进入20世纪，单名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及城市文化圈中出现了两次显著的复兴浪潮。这两次复兴的深层动力，并非源于对传统的回归，而恰恰是由反传统的时代精神所驱动。

首波单名回潮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兴起，其本质是一场以姓名为载体的文化革新运动。这批知识分子将改名视为身份重构的象征性行为——胡适弃"洪骍"之族名，取"适"字呼应达尔文"适者生存"学说；巴金舍"李尧棠"之旧称，致敬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种通过单名构建新身份的行为，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自觉的启蒙仪式。

（上表所列20位改名乃至换姓的民国时期人物，涵盖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早期领导人、学者、抗战时期国军将领、妇女运动早期领导人等不同领域。）

台海出版社《现代名家名作珍藏文库》所收录的20位现代著名作家中，有10位弃用原有双名而改用单名，占比高达50%。

根据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统计，民国时期社会知名人物（收录逾1.7万人）的单名占比高达35%。这一现象高度集中于主动“弃双改单”的知识精英阶层，意在通过命名与宗法传统决裂，塑造现代身份认同。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与山西大学的一项合作抽样研究（样本量17.49万人）表明，民国时期单名占比仅为6.502%，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这一巨大反差清晰地表明：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单名化”命名行为，对于约5亿人口为基数来说影响甚微，未能阻止明清以来单名不断被边缘化的趋势。

（10位改单名的现代作家，其中只有一位没同时改姓。）

20世纪的第二次单名潮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与民国时期主要由知识精英推动的单名潮不同，这次单名潮呈现出从精英阶层扩散至全民范围的显著特征。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山西大学基于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年）数据的合作研究显示，此次单名潮呈现出三波明显的峰值：

第一波（50年代至1965年）：单名占比从1949年前的6.504%升至8.983%，增长相对平缓。这一时期的新生儿命名更倾向于采用“建国”、“援朝”、“跃进”等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单名的普及尚处于初步阶段。

（我出生于人民公社兴起之年——1958年。在“人民公社名字好”的号召下，全国农村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如春笋破土，最高峰时达345万座。我降生那日，恰逢村里的公共食堂开张。只读过几天扫盲班的父母，为我酝酿了“建灶”“灶台”等名字，后觉粗朴怕人笑话，便取谐音，合成了我的名字——建太。）

第二波高峰出现在文革十年。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宗法命名传统被斥为封建残余。单名因剥离了宋明以来的“辈字”系统，自带反传统属性，加之其简洁含蓄，可规避政治风险，因而备受青睐。“红、卫、东”等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字风靡全国，单名占比陡升至27.81%。这标志着单名从文人士大夫的古典传统，异化为一场与传统割裂的全民性文化行动。

第三波单名高峰起步于1979年“一胎化”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无兄弟姐妹“伯仲排行”，小家庭结构削弱了宗族辈分的现实联结，而单名更能集中体现父母对唯一子女的个性化期许。同时，文革十年所形成的单名文化基础，为新一代父母提供了现成模板，取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一场用字更替——从“红、卫、东”等政治符号转向“伟、磊、静、娜”等寄托品格与审美的字眼。在这两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至1982年，全国单名占比较文革时期上升近5个百分点，达到32.494%。

城市引领是20世纪下半叶单名潮的显著特征。每一波单名潮几乎都遵循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乃至农村扩散的路径，单名占比从中心城市到边远乡村呈明显递减态势。

汉斯出版社《上海市浦东新区80年代和00年代的人名调查》显示，当地80后群体的单名占比达42.8%，远高于同期全国27.6%的平均水平。而我的个人经历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地域差异：我的家乡在山西农村，全村500余人无一人使用单名；在县城读高中时，全班50多名同学中，仅有的两位单名者均来自外省的城市家庭；在本省上大学时，23名同学中仅有2人使用单名；在吉林攻读硕士时，19名同学中7人为单名（3男4女，含2“刚”2“霞”），全部来自城市。

潮起潮落，进入21世纪后，单名的流行度呈现断崖式下跌，逐渐退出全民命名主流。据《中国人名文化研究报告（2023）》及公安部户籍数据统计：00后男性单名率暴跌至19%，女性降至17%；到2013年，新生男孩单名率仅余10%，女孩更是不足一成（8%），2020年后进一步降至5%以下。

21世纪中国新生儿单名占比变化趋势（2000-2020后）

这一急剧转变的核心动因，是社会管理复杂化背景下，单名极高的重名率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上世纪80-90年代单名潮留下的“后遗症”集中爆发。根据公安部《二〇二一年全国姓名报告》，在中国重名率最高的10个名字中，排在前9位的都是单名。重名给户籍登记、学籍管理、就业招聘、金融服务等领域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出现司法纠纷、医疗失误等隐患不言而喻。

它从青铜铭文上的家族印记，淌过士大夫笔下的身份符号；

再化作民国精英反传统的宣言，最终汇入几代人集体记忆的长河。

单名——这雅驯、简洁、响亮的回响——

纵然淡出主流，却已深深镌刻进华夏命名文化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