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 中国文字博物馆（1） 汉字源流 、…。2025年11月.21～23日

顺其自然（一）

中国文字博物馆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东段656号。是一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该馆是一组具有现代建筑风格和殷商宫廷风韵的后现代派建筑群，由字坊、广场、主体馆、仓颉馆、科普馆、研究中心、交流中心等建筑组成，共入藏文物30257件/套，珍贵文物368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2020年12月，被评定为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 以世界文字为背景，以汉字为主干，以少数民族文字为重要组成部分，以详实的资料、严谨的布局、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字、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同时，以古汉字符号为独特视角，反映东方华夏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具有普及性和学术型双重使命。建成后的文字博物馆通过文物陈列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展示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以及华夏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字发展史第一展厅：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几种古老的表意兼表音的文字，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印度的哈拉伯文字等，它们是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但由于种种原因，均被历史淹没，唯有中国的文字以其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本展厅主要介绍汉字的出现及其演变。

陈列展览

序厅 中国文字博物馆序厅位于一楼大厅，整体设计隐含了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理念，序厅四周的四面浮雕分别展示了中国文字载体发展史、中国书法发展史，以及一片甲骨惊天下和少数民族文字大家庭的盛况。

前厅 中国文字博物馆前厅陈列着江泽民同志为该馆题写的馆名。

字法自然

主要展示仓颉造字的传说和远古刻画符号。

甲骨纪事

主要展示商周甲骨、商王占卜的场景、甲骨文造字规则等。

钟鼎千秋

主要展示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金文。

物以载文

主要展示以简牍、帛书、陶器、玉石、货币、玺印等为载体的先秦文字。

文字一统

主要展示刻石、青铜器铭文、玺印、秦隶等与秦代文字统一和演化相关的文字文物。

由隶到楷

主要展示汉代的简帛、玺印、汉魏石刻等反映由隶书向楷书转化的文字文物。

说字传义

主要展示历代字书、汉字教育、汉字标准化、简化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等内容。

甲骨文（1）

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是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目前东亚已知时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美洲的玛雅文字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甲骨文 主要发现地点: 河南安阳殷墟。一般认为，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在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安阳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国都遗址“殷墟”的所在地。目前研究甲骨文的时代主要为从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殷商晚期和西周前期。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其发明者可能为殷商时期负责占卜的贞人。董作宾把甲骨文划分为五期，每一期都有其独特的书体风格。甲骨文的刻写材料主要有龟腹甲、龟背甲和牛的肩胛[jiǎ]骨，书写内容主要为占卜的卜辞，也有少部分的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后世著作以拓本、照片和摹本等方式对甲骨文的内容进行记录。甲骨文具有浓厚的象形性，且字体书写方式不定，具有极大的变通性。面对甲骨文出土后被私掘私售而导致其大量流失的现象，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百余年来，殷墟通过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十万块。此外，在河南、陕西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据统计，截至2019年，中国和世界各国收藏的甲骨文材料，总共约有16万片左右。经过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严密规律的世界性的成熟学科，在资料汇集、文字学研究、商史研究、考古研究及文字考释方面都取得了成果。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以单字而论总共4000余字，已经考释过的甲骨文字在2000字左右，在所有已释的文字中，目前真正能确定的不到1000字。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的信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对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汉字成型和形体演变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关于甲骨文最初的发现者，学界尚存争议，目前最普遍的说法是王懿荣最先发现了甲骨文。范毓周指出：“甲骨文的最初发现年代和最早的鉴定与购藏，本来是并无疑义的，但在最近，学者间产生过一些不同意见。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应当说是清末河南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村民。最早对甲骨文作出鉴定和购藏的，仍应依照刘鹗、罗振玉等人的说法，是山东福山人王懿荣。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55岁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得了疟疾（一说伤寒），一位友人替他寻来一个治疗疟疾的药方。王懿荣略通医道，却发现药方中有一味名叫“龙骨”的药自己从没听过。当时北京城中出售龙骨的药铺不多，据说只有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一家药铺有售。待家人将未经加工的“天然龙骨”买回，王懿荣仔细辨认发现，这些龙骨其实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片，而其中一些骨片上有一些富有规律的刻划符号。王懿荣精通金石，意识到龙骨上的刻画符号可能是一种古代文字，但这种文字却非籀[zhòu]、非篆，因此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古代文字。经过细心考证，他确信这些骨头乃是商代占卜时所用的骨头，就此发现了甲骨文。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懿荣最初发现的甲骨文不是购自菜市口中药铺，而是直接取自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之手。据传，范姓古董商与王懿荣因均为山东同乡，系旧相识。其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到王府上，当范维卿拿着从安阳买到的12块“龙骨”找到王懿荣后，王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鉴赏眼光，对这些骨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拿自己过去曾看过的彝器铭文，反复与“龙骨”上的刻划对比，在经过认真比对和研究后，王懿荣最终确定这些骨头乃是商人占卜时所用的卜骨，其上刻划乃是文字，“则确在篆籀之间。”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现，而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即王懿荣认识到了甲骨文的性质、判断出了它的时代，并把它作为有价值的文物而有目的地去收藏。而在此之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商代卜骨从不知晓它的用途，更不知骨上的刻划是上古文字。

甲骨文，过去学者对它的名称不统一。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因为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被称为“殷墟文字”；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王懿荣首先认出甲骨文，即“名之曰龟版”，后又称作为“龟版文、龟甲文、龟甲文字、龟甲兽骨文”；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殷契、龟刻文、甲骨刻文、甲骨刻辞”；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甲骨卜辞、殷卜辞、殷墟卜辞”或“贞卜文、贞卜文字”，实际上甲骨文除卜辞外，也有一些记事文字，所以又称“殷墟书契、殷墟遗文”，此外还有称为“商简”的。直到史学家陆懋德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论文首次提出“甲骨文”一词，此后被郭沫若、王国维、董作宾等人陆续使用，才逐渐被学界接受成为通用的名称。

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关于甲骨文字来源的推断，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认为，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必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其源头就是各地的陶符。早期的甲骨文大师们如郭沫若、陈梦家等人都持这一观点。其中影响比较大被认为有可能是甲骨文前身的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和良渚文化时期的刻符。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和诸城前寨遗址发现了一些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 在陶尊上有一些刻画的符号。这些象形符号仍是单独使用， 看不出是表达语言的符号， 但是它们与甲骨文甚为接近， 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如裘锡圭在《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认为， 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 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它们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 而是原始文字。此外， 于省吾、唐兰、高明、詹鄞鑫等学者的论著中， 也都支持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符号是汉字的雏形， 是甲骨文的前身。亦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 如汪宁生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 而仍然是属于“图画记事性质”的东西。

2013年7月，在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一件石钺[yuè]上，发现了6个连续的符号，.考古学者称，“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因而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比甲骨文早约1500-1700年。同时，多位专家也谨慎地强调，“这些原始文字是否为甲骨文的前身还有待商榷[què]。对于结果的定性，仍需要论证。

关于甲骨文起源的另一种观点是“突变论”。这一观点认为文字并非由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发明出来而是由古代的祭司，即甲骨文中负责占卜的“贞人”在短时间内发明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的支持。考古表明，到目前为止，最早也是最多的甲骨文都出自安阳殷墟，在商王武丁时期，主要用途是占卜。大部分甲骨文都刻有贞人的名字，通过对这些贞人的分组研究发现最早的贞人是武丁时期的一组贞人。唯一可能的“例外”是一块上世纪年代在郑州二里岗文化发现的牛肋骨上的文字，被很多人视为是武丁之前的甲骨文。但这块甲骨的释文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它并非真正出土于商文化的土层，所以这块甲骨的来历是极为可疑的。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甲骨文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字系统，考古发现的前此时期和史前时期的刻文刻画符号，还缺乏足够的与甲骨文字相联系的证据，故这些刻文或符号目前只能认定其可能是古汉字的萌芽或前身。截至今日，证据确凿的系统文字应用最早仍只能追溯到武丁时代，甲骨文的发明者也可能就是殷商时代的贞人。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甲骨文出现在从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殷商晚期，主要是用来占卜的。殷周时代，正当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发生发展之时。这时期的社会，继承了原始期的宗教传统，仍保留着丰富多彩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时期是一个宗教意识极为浓厚的时代，原始的神学观念占绝对统治的地位。殷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神崇拜的特点，自然神、祖先神、上帝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殷代卜辞记录的史实充分证明了殷人对神灵信仰的痴迷，几乎所有的行事都要向神灵请示。

甲骨，即是殷人用来占卜的工具。上古的先民，因为龟的长寿而将其视为灵物，称为“神龟”。龟可以通人神之交，这大概是用龟甲作占卜工具的原因。每遇大事，为了预知吉凶成败，即需占卜。商代卜用骨的发现地域极广，除当时的中心河南以外，还有山东、河北、吉林、内蒙古、陕西、四川、湖北、安徽、江苏等省，而且除当时商都以外，许多地方都有龟甲出土，其中包括远离中原地区的四川成都和湖北沙市等地区，并且在形制、烧灼上表现出许多与商都相似的特点，可以证明当时的龟卜是由商的统治中心传向四周地区的。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王室卜辞来看，从天时、年成、祭祀、征伐到商王个人畋[tián]猎、疾病以及做梦和生育，等等，都要通过占卜求问上帝。殷人对占卜行为的重视程度、甲骨占卜程序之严密、卜法之讲究，其他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也是商代能够涌现出像巫咸、箕子等占卜经验丰富且精通百科知识和治世之道的巫史的原因，今所见大量的甲骨遗物即出自这些巫史即甲骨卜辞中所谓的“贞人”之手。

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凡重要宗教仪式都由殷王主持，卜辞中频繁出现“王占曰”的习用语，说明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神学上的最高祭司。占卜本身就是一种巫术，以兽胛骨和龟甲为媒介，求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这种巫术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能力之存在，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行止的吉凶。古代的人们，在行动上是凡事占卜，以祭祀、求告、崇拜的方式来求助于祖先、神明。对于祖先、神明的崇拜及其崇拜的仪式，使得甲骨卜辞得以大量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甲骨文的发展。

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凡重要宗教仪式都由殷王主持，卜辞中频繁出现“王占曰”的习用语，说明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神学上的最高祭司。占卜本身就是一种巫术，以兽胛骨和龟甲为媒介，求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

甲骨文（2）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甲骨文出现在从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殷商晚期，主要是用来占卜的。殷周时代，正当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发生发展之时。这时期的社会，继承了原始期的宗教传统，仍保留着丰富多彩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时期是一个宗教意识极为浓厚的时代，原始的神学观念占绝对统治的地位。殷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神崇拜的特点，自然神、祖先神、上帝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殷代卜辞记录的史实充分证明了殷人对神灵信仰的痴迷，几乎所有的行事都要向神灵请示。

甲骨，即是殷人用来占卜的工具。上古的先民，因为龟的长寿而将其视为灵物，称为“神龟”。龟可以通人神之交，这大概是用龟甲作占卜工具的原因。每遇大事，为了预知吉凶成败，即需占卜。商代卜用骨的发现地域极广，除当时的中心河南以外，还有山东、河北、吉林、内蒙古、陕西、四川、湖北、安徽、江苏等省，而且除当时商都以外，许多地方都有龟甲出土，其中包括远离中原地区的四川成都和湖北沙市等地区，并且在形制、烧灼上表现出许多与商都相似的特点，可以证明当时的龟卜是由商的统治中心传向四周地区的。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王室卜辞来看，从天时、年成、祭祀、征伐到商王个人畋[tián]猎、疾病以及做梦和生育，等等，都要通过占卜求问上帝。殷人对占卜行为的重视程度、甲骨占卜程序之严密、卜法之讲究，其他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也是商代能够涌现出像巫咸、箕子等占卜经验丰富且精通百科知识和治世之道的巫史的原因，今所见大量的甲骨遗物即出自这些巫史即甲骨卜辞中所谓的“贞人”之手。

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凡重要宗教仪式都由殷王主持，卜辞中频繁出现“王占曰”的习用语，说明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神学上的最高祭司。占卜本身就是一种巫术，以兽胛骨和龟甲为媒介，求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这种巫术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能力之存在，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行止的吉凶。古代的人们，在行动上是凡事占卜，以祭祀、求告、崇拜的方式来求助于祖先、神明。对于祖先、神明的崇拜及其崇拜的仪式，使得甲骨卜辞得以大量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甲骨文的发展。

关于殷墟甲骨文的时代，最初罗振玉定“夏殷之龟”，刘鹗定“殷人之物”。到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认为其物当属殷商时期，再作《殷虚书契考释》，定甲骨文所包涵的时代，为商代武乙、文丁、帝乙三王，这三王均以殷墟建都。到了王国维作《古史新证》，称：“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虚。”于是甲骨文所包涵之时代，才由武乙上溯至盘庚时期。但它的下限，郭沫若以为迄于帝乙而止。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前曾采罗振玉之意，后又从王国维之说，直到后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时，才认为甲骨文所包涵之时代，由盘庚到帝辛，并认为：“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这后半期，即所谓殷商时代的遗物。”董作宾还运用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把273年的殷商甲骨文划分为五期，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但五期分法有其缺点，重要的一点是把甲骨本身的分组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单纯以王世来分期，实际是认为一个王世只能有一种类型的卜辞。一旦发现同一王世有不同种类的卜辞时，便很难纳入五期的框架。其后， 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把甲骨文按贞人组进行分类，提出了宾组、子组、午组、出组、何组等概念。李学勤在《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中将全部殷墟卜辞分为九组，又提出了历组、无名组、黄组等概念。

以时代为依据的分类，时人多采用董作宾的五期分类说。董作宾根据甲骨文中的称呼关系进行年代顺序的判定，并编成一篇“贞人”名册，其功用可相当于当今的书法家名录。董作宾指出举出甲骨文的书体每期有每期的风格，如第一期的雄伟，第二期的谨饬，第三期的颓靡，第四期的劲峭，第五期的严整，各期风格均有所不同，所以不难确定每一片甲骨上的卜辞的年代。

盘庚至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34一公元前1275年) 这一时期大字气势雄伟、磅礴，小字端庄、秀丽，疏密有致，以武丁时代为主，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是武丁以德治国的策略在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领城中的反映。主要贞人有宽、争、豆、永、梦、韦等100多位。

祖庚、祖甲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祖甲、祖庚作为继承武丁守成的贤君，治理社会稳定，天下太平，在卜辞贞文中亦折射出这种谨饬、工整、循规蹈矩的风格。字形结体大小适中，行款也相对工稳，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主要贞人有大、旅、行、喜、大、荷、逐、尹、出等。

廪辛、康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下半叶，一世二王）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定，征战不断，政治、经济、文化亦笼罩上一层躁动的阴影。其卜醉相糙、幼稚、草率，总体风格趋向颓靡。主要贞人有彭、狄、宁、荷、蓬、显、教、旅等。

武乙、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二世二王)

武乙时期的书风奇峭险峻，气势挺拔。文丁时期的书风刀笔疲劲，苍劲洒落。这可能与武乙好武（狩猎）、文丁崇尚复古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主要贞人有卤、取、我、史、东、中等人。

帝乙、帝辛时期（约公元11世纪中叶，二世二王） 这一时期因大兴复古之风，故其风格宇体工整、严密秀丽、端庄谨。严，一丝不苟。主要贞人有黄、泳、立等

西周前期 根据现有材料，最早发现的一片西周卜骨，是1951年在陕西彬县获得的，是胛骨的骨臼部分，存钻灼十三处，陈梦家认为是“殷末周初之物”。这块卜骨没有文字。1954年，山西洪洞县坊堆村南发现两版卜骨，较完整的一块系左胛骨，刻有八个字，李学勤等曾据其字体判断为西周卜辞。这是第一次发现西周的甲骨文。迄今为止，西周甲骨文已陆续在四个地点发现，除洪洞坊堆外，有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和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遗址。其中周原发现的甲骨最多，卜辞内容丰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现已发现的西周有字甲骨，有些时代不难确定，如白浮龟甲出于西周前期墓葬，齐家村甲骨出于西周中期地层。凤雏甲骨原存于窖穴，片多而零碎，需要仔细加以分析。1979年，李学勤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有些周原卜辞中的‘王’不是周王，而是商王帝辛。同辞的‘周方伯’指后来被称为文王的西伯昌。这些卜辞，从其辞主而言，是确实的帝辛卜辞。”美国吉德祎(David N.Keightley)教授也主张同片卜甲的制作者不是周君，而是他的敌人。这一类卜甲在凤雏H11有好几片，文字细小而规整，与其他有别。卜辞多为祭祀商先王，且多在文武丁或文武帝乙宗庙占卜，文例比较接近殷墟最晚的卜辞。李学勤认为：“这些是周人替商王占卜的龟甲，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是这坑卜辞里面最早的。由殷墟有类似周人的卜骨发现看，这些片龟甲有可能是从商朝都邑带回的。凤雏卜辞史事和人物，大抵属于西周前期。凤雏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及康、昭，包括了整个的西周前期。

现已发现的西周有字甲骨，有些时代不难确定，如白浮龟甲出于西周前期墓葬，齐家村甲骨出于西周中期地层。凤雏甲骨原存于窖穴，片多而零碎，需要仔细加以分析。1979年，李学勤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有些周原卜辞中的‘王’不是周王，而是商王帝辛。同辞的‘周方伯’指后来被称为文王的西伯昌。这些卜辞，从其辞主而言，是确实的帝辛卜辞。”美国吉德祎(David N.Keightley)教授也主张同片卜甲的制作者不是周君，而是他的敌人。这一类卜甲在凤雏H11有好几片，文字细小而规整，与其他有别。卜辞多为祭祀商先王，且多在文武丁或文武帝乙宗庙占卜，文例比较接近殷墟最晚的卜辞。李学勤认为：“这些是周人替商王占卜的龟甲，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是这坑卜辞里面最早的。由殷墟有类似周人的卜骨发现看，这些片龟甲有可能是从商朝都邑带回的。凤雏卜辞史事和人物，大抵属于西周前期。凤雏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及康、昭，包括了整个的西周前期。”

西周甲骨 演变 西周灭商之后，全面承续了商代的甲骨文。因当时周王为天下之共主，周王室需对大小宗主国分封、管理，故而促使了汉字向整齐规范的方向发展，故刻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金文逐渐成为了西周时期的代表文字，其外形相较于甲骨契刻文也更显得笔画丰满圆润，线条方正匀称；构形上金文的部分构件趋于统一，相对于甲骨文减少了异体字。伴随分封制的扩大，汉字也远播四方，在考古发掘上陕西、河南地区是重点，山西、河北、辽宁、北京、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甚至福建等地都发现了西周文字。在西周中晚期“宣王中兴”时，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被后世称为“太史籀”，这些文字整理成果一度为秦所继承。东周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文字呈现各具特色的状态，主要分晋系文字、燕系文字、齐系文字、吴越系文字、楚系文字、巴蜀文字以及秦文字等七大系统，但它们基本上都属于汉字的古文字系统，大致上都可以进行辨识，只是字体的字形、偏旁、笔画增减之类存在着变化，增加了辨识的困难而已。六国文字宗周是显著特点，王国维认为，无论是六国古文还是秦籀文，虽前后有远近，但“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汉字从殷商的甲骨文发展演变为西周金文、六国古文、秦篆到隶楷的过程中其文字特点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在其中无疑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所谓甲骨文，甲是龟甲，有龟腹甲、龟背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胛骨，间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殷商的王室遇事好占卜，经常利用龟甲和牛骨这两种材料来占卜吉凶，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写；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镶嵌绿松石。这就是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商代北方多牛，牛用来祭祖，其肩胛骨则用来占卜。龟则是南方所产而向商朝进贡者。关于殷商时代占卜所用的龟甲和牛骨究竟有多少，胡厚宣早年统计：“已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其甲与骨之百分比约为七三与二七，即甲约73000片，骨约27000片。其无字之卜用甲骨，约与此数相等。是卜甲约为146000片，卜骨约为54000片，以平均每五片合一全版之甲骨计，则甲约29200版，骨约10800版。即龟约9730，牛约5400。与前所言杀牛贡龟之数相去不远。故殷代卜用之龟，约在万数；卜用之牛，约有五六千头。或至少当在此数以上也。”

殷商时代有毛笔和朱墨，有刀和削。墨书的祀字，见于一块白陶片上。朱书的文字，见于卜骨的背面。甲骨中还有一些写而未刻或写后刻了一半的卜辞。商代契刻卜辞，有单刀，有双刀，有复刀。刻划内大字涂朱，小字涂墨，有的一片甲骨上，有的涂墨，有的涂朱。记事文字有的还镶有绿松石，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宰丰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虎骨刻辞”，原来都填有绿松石，现在已经残去大部分，但是著录在《殷契佚存》黄濬旧藏“壬午获白兕[sì]”的残片，其镶嵌的绿松石，就还清楚可见。这些文字，涂朱、涂墨、镶嵌绿松石，琳琅绚丽，殊为美观，也是一种精妙的艺术作品。

甲骨文（3）

文字特点 因为甲骨卜辞绝大部分是用刀契刻的，笔画受刀势操作的影响，圆形的笔画往往被契刻成四角或多角的形状，而且甲骨文文字书写多为单刀直进。下刀较轻，中间较重，起刀轻快，笔画细瘦而尾端带锋，转折处用方笔，从而显得细劲有力。所以在形体表现上，甲骨文笔画多细劲方折，这是甲骨文的书写特点决定的。

象形与图画写实性 商代时期的甲骨文，文字的形体结构尚未定型，字形的结构着重于意义的表达，并不拘泥于图画的繁简、笔画的多寡或文字部件的安置等细节，于是同一个字的笔画部件在契刻时即存在笔画多少、位置朝向等诸方面的差异。于是字形的异体很多。甲骨文存在异体繁多的原因是由造字之初象形字的本质特征决定的。象形文字以形表意，只要大体相像即可，细节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没有固定的笔画、笔顺、部件、朝向等，典型的如“车”字。再如“勿”字，其甲骨文字形由“刀”与若干小点构成，小点象征刀切割的对象，本义为“切割、割断”，是“刎”的初文。这种文字与图像的结合，生动地诠释了“书画同源”，也揭示了甲骨文字象形性的特点。同时，象形的特点也体现了古人造字时所遵循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甲骨文作为文字的早期形式，因而极具象形性，多和现实事物相似，故而这些文字也是一幅幅简单的图画，使实物与文字的吻合度很高，文字常如简笔画一般抓住了物象的基本特征，使人见而可识，印象深刻。

变通性与谨严性并存 变通性是指一个字有多种写法，也就是异体字多。殷墟文字在二百余年之间，形体前后发展演进的变化很大。当然，构形不同的字有些是同期存在的，有些则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异形的，如“犬”字的甲骨文字形，字与字之间笔画曲直、多少以及如何运笔均有不同。这种左右不拘、繁简各别的例子在甲骨文中很多，可以说是一种变通性。

甲骨文还具有谨严性。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更精密、准确地表达思想与进行交流，必然要求书写符号尽可能地和语言的音读及意义相统一，这样就要求文字在演变的过程中保持其谨严性。甲骨文的谨严性表现在某些字的结构虽然十分相似，但在某些部件处却不能有分毫之差，否则就会变成另一个字，这一点与上面所谈到的变通性正好相反。如下面一些例子变通性和谨严性看似矛盾，但它们在甲骨文中的客观存在，说明甲骨文在发展过程中正逐步趋向规范化。甲骨文是晚商200多年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这200余年中，文字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

异字同形 异字同形即是一个字形可以代表两个乃至三个音义全然不同的字。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从全辞的文意贯通上来进行区别。例如，甲骨文征伐之“征”和正月之“正”字形相同，然这个字形有时也读为“足”（从口止），作丰足之意。这样“征、正、足”三字同形，这就需要从文义上加以分辨。但这种现象在甲骨文中不是多数，因为这对文字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它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支流，也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异字同形 异字同形即是一个字形可以代表两个乃至三个音义全然不同的字。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从全辞的文意贯通上来进行区别。例如，甲骨文征伐之“征”和正月之“正”字形相同，然这个字形有时也读为“足”（从口止），作丰足之意。这样“征、正、足”三字同形，这就需要从文义上加以分辨。但这种现象在甲骨文中不是多数，因为这对文字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它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支流，也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合文与倒书 在甲骨文中，经常有一些名词、成语、数量词合写在一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称为合书，合书后的两字或三字，称为合文，如一些表示先王先公名称的字形往往作为合文。甲骨卜辞的辞例大多是反复出现的，有时两字刻得很近，但在没有任何其他辞例可以佐证的情况下，均不宜任意作为合文对待，也不能任意把两字组合起来识为某一个字。关于倒书的情况，甲骨文中并不太多，典型文字如“至”，正书为箭头向下，但卜辞也多见“至”写作箭头向上，与正书呈上下颠倒方向的字形，这即是倒书。

文字书写笔画细劲方折 严格说来，这一点并不是甲骨文构形的特点，但在形体表现上，笔画的细劲方折也是甲骨文的形体特点。从字形产生的角度来看，文字源于对现实的描摹，象形字往往像某种实物，许慎对于象形字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但文字本身是一种符号，无论如何象形也是一种近似于对象的素描。加之在坚硬的龟甲和兽骨上契刻的不便，也造成了契刻中对于字形的改易，所以“甲骨文多是细线条的、方的、不实体的”，但金文在毛笔书写线条的圆转、粗细等方面都被忠实地描绘下来。”

结构类型 中国的文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甲骨文字的基本构形多取象于与人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当时的社会实际存在。造字者往往根据自身对生活的实际体验进行描摹，或注重形状轮廓，或注重姿态特征，抓住对象的基本特征随物赋形。人身的肢体器官、草木的枝芽果实、动物的鳞毛爪牙、器具的方圆曲折等都可以通过写意的手法裁写出来。这样的字是以形表意的，它不是绘画的写实，但是我们观之即可明了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从这些象形表意的基本字体出发，甲骨文奠定了文字发展的最初基础。据统计，商代文字的以形表意字达到了65.5%，另外32%左右是形声字。

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有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洹[huán]，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十干、十二支、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祐[yòu]、侑[yòu]。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中共发现单字约4000多个，其中能认识且能厘定的只有不到1000字。

据罗振玉调查，甲骨埋藏之地是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殷墟”是指现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小屯村北洹河以南及其附近的地方。这里是殷代后半期从盘庚迁殷到纣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旧都。这些写刻着卜辞的千千万万片甲骨，在当时用过以后，有的被有意的保藏起来，有的无用的被丢在垃圾堆里。殷纣亡国，都城成了废墟，它就完全被埋在所谓殷墟的地下。

商末殷都历经武王伐纣一战，遂成废墟，以后又经历代破坏。《吕氏春秋》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不掘之墓。秦汉之际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说文解字·叙》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所谓“鼎彝”，就是古墓殉葬的青铜器。《纬书》上也有丹甲骨文的记载。宋代随古物出土而有了金石学，古墓的发现就愈多了，如《考古图》载有大量殷代的青铜器。殷墟的墓葬既然曾经汉宋两朝大规模地盗掘，古墓里殉葬的青铜器曾经大批地出土，甲骨文在殷墟，尤其在小屯村和小屯村北，几乎遍地都是，那么一同被发现的，就应当很多。

几千年来，所谓“甲骨文”一词，从没有见于任何古书的记载。旧医处方，则有“龙骨”一药，最初见于《本草》，《本草》一书，“著者之年代，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梁陶弘景注《本草》和《名医别録》，宋沈括作《梦溪笔谈》，对“龙骨”都曾作过解说。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龙骨”在中医里的用途说得更为详细，说它主治小儿妇科和男子虚弱各症。所谓“龙骨”者，据近代记载，一种是古脊椎动物骨胳化石，货分南北两路，北路货出于河北山西，销在华北上海；南路货出于川、黔、湘、桂、滇、粤的山洞，销在广州、香港和南洋。另一种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除在本地零售以外，主要销路在河北的安国和北京。

在甲骨文的发现史中，安阳小屯村的剃头匠李成被认为是最早在安阳地区使用甲骨治病，并因此盗挖甲骨的人。据说，李成贫苦，染周身脓疮无钱就医，就捡拾河边的甲骨，将甲骨研磨成粉敷于患处，创面处的脓水被甲骨粉末吸干，脓疮自愈。清时男人蓄发，前额的头发却要剃光。剃头时，剃刀难免刮破前额。李成由此推断甲骨既能拔毒，必能吸血止血。经试验，果然验证了甲骨粉具有止血的药效。从此，李成收集村中河边的甲骨，并将甲骨送去药铺，当场试验止血药效。药铺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收购李成的“刀创药”，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的龙骨产业链由此形成。

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搜集甲骨的人，王懿荣发现甲骨后，不惜重金搜求、购买。此后，古董商纷至沓来。很快，王懿荣便收购了甲骨1500余片。与他同时搜集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其后刘鹗、罗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购。甲骨文被辨认出之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氏谎称出自河南汤阴，众人都曾受其欺骗。后来罗振玉由文物贩来自中州，再亲往调查，终于知道甲骨出土之地，实际上是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于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

众多学者的收购使“龙骨”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上刺激当地村民乱掘甲骨。从1899到1928年这三十年间，甲骨被私掘出土经历年调查已确定的就有九起，数量多达10万片左右。不仅如此，甲骨发现也惊动了西方传教士，在甲骨文被发现的第四年的1903年，就有传教士在中国境内，通过各种手段对甲骨片大肆搜劫，如当时美国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等。据估计，早期欧美人搜劫的甲骨片至少在5000片以上。加拿大长老会的明义士搜劫的最多，到1926年已达25000片左右；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卫门等人也大肆搜劫，据不完全统计，散失在日本的甲骨片，已达10000多片。当时外国人共劫掠甲骨片总计约50000片左右，这些甲骨片大部分运往国外，有一部分被毁坏。

甲骨文（4）

考古发掘 面对古物的大量流失，众多学者深感忧虑。傅斯年向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提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而该所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即是派人去安阳调查甲骨文。这一调查开启了历时10年的殷墟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影响到对安阳的殷墟发掘。殷墟的发掘工作始于1928年，考古界将殷墟的发掘工作大致分为两大时期：1928年至1937年，为殷墟考古开创时期，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进行。1950年以后，为殷墟考古的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进行。

开创时期（1928—1937年）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团，此后九年，甲骨文出土进入了机关发掘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考古发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仅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代后半期的都城，同时出土大量甲骨，共计24918片。

1928年10月13日，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董作宾与工作人员开始对殷墟进行试掘。在18天的发掘中，共出土有字甲骨800余片及铜、陶、骨、蚌等若干。在殷墟发掘的初期，主要是寻找甲骨文，通过多次发掘，在小屯村、侯家庄等地共发掘到甲骨文24900多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大龟七版”。这些通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有较清楚的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考古队员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发现了17096片甲骨，震惊世界。YH127坑整坑甲骨起运装箱，从小屯运往南京，经过整理粘对后，合成整版的共有320多版，半完整和接近完整的有520版。这些甲骨记录了武丁时期许多重大的活动，是武丁王室的珍贵档案。YH127坑发现一版大龟（《乙编》4330），这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迄今所见最大龟版。此次发掘也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绝大多数是卜甲，卜辞内容丰富，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考古队员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发现了17096片甲骨，震惊世界。YH127坑整坑甲骨起运装箱，从小屯运往南京，经过整理粘对后，合成整版的共有320多版，半完整和接近完整的有520版。这些甲骨记录了武丁时期许多重大的活动，是武丁王室的珍贵档案。YH127坑发现一版大龟（《乙编》4330），这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迄今所见最大龟版。此次发掘也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绝大多数是卜甲，卜辞内容丰富，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解放前的15次殷墟发掘工作，不仅获得了大量殷商遗址。遗迹和遗物，而且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考证的殷墟考古资料。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殷墟的发掘工作完全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进行，因而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此外河南省博物院发掘了两次，出土甲骨3656片。合共出土了28574片。这批甲骨多已著录在《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年）、《殷虚文字存真》（关百益，1931年）及《甲骨文录》（孙海波，1937年）中。其他著录还有《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1933年）、《殷契佚存》（商承祚，1933年）、《殷契卜辞》（容庚，1933年）、《卜辞通纂》（郭沫若，1933年）、《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5年）、《殷契粹编》（郭沫若，1937年）等书中。

发掘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于1937年停止。1937年6月史语所考古组撤离安阳后不久，日军侵占洹上。沦陷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安阳进行盗掘和搜购文物。由于战乱原因，十一年来甲骨的出土又恢复到私挖私售时期。在抗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安阳殷墟先后出土了不少甲骨，一部分出自小屯村及村南。这批甲骨，有些流散到国外，在国内则有万余片。胡厚宣编《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时曾有著录。

此外，早期大量的搜集活动使北京、上海、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行为，因为大部分交易具有秘而不宣的性质，且又都是在一些不懂甲骨文的商人和富人手中进行的，结果使许多赝品进入市场。这种伪造甲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古玩市场，对甲骨文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流传到英国的“兒氏家谱刻辞”（《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就曾引起学界对其真伪辨别的反复争议。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学者虔诚地尊崇许慎《说文》的一千多年的权威，于是以这些伪造品为确凿的证据说明所有甲骨文都是伪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学者为欺骗大众而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非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也更重视甲骨的真伪问题，因此甲骨辨伪的工作也一直伴随着甲骨文的研究。

恢复和发展时期（1950年以后） 殷墟甲骨的发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甲骨文出土又进入了科学考古、科学发掘的新时期。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同年发掘团前往安阳，重新进行中断13年之久的殷墟发掘。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小屯设立了工作站。在小屯村西选址长驻，长期负责殷墟发掘工作。到1966年前，安阳工作站在包括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孝民屯等在内的多处地点进行发掘，清理出大量商代遗迹和遗物。

考古所1950年在四盘磨发掘发现甲骨1片；1958年在小屯西地发现1片；1959年在大司空村发现2片，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1961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1962—1964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2片；1967—1977年在小屯村一带采集14片；1971年在后冈发现1片；1971年在小屯西地发现21片，有卜辞的10片；1972年在小屯西地发现4片。此外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5年在小屯东南地、1957年在薛家庄南地发现甲骨各1片。

1973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发现，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经过拼合整理，发表时共4589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1973年发掘的小屯村南地58个窖藏坑出土甲骨，少者每坑一两片，多者数百片乃至上千片，如H24坑，坑口近椭圆形，南北径长约2.7米、东西径长1.8—2.1米、深0.7—0.8米，卜骨层厚0.3—0.5米，全坑出刻辞卜骨共1365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后1985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1985年在小屯西北地发现2片；1986年在小屯村发现8片。到了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两平方米的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其中龟甲1558片，有卜辞的574片；卜骨25片，有卜辞的5片。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卜辞少的一二字，一般数十字，多的达200字，有的涂朱。字体细小、工整、秀丽。刻辞内容较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其甲骨卜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卜辞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因而对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以及甲骨学中“非王卜辞”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002年，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内清理出两个新的甲骨坑，此次发现的两个甲骨坑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部，两坑相距不到10米。经初步整理，从两个甲骨坑内出土牛肩胛骨、龟板70多片，其中最大的牛肩胛骨长41厘米，在龟板和牛肩胛骨背面，均有用于占卜的钻、凿、灼等印记，部分甲骨上的甲骨文清晰可辨。据悉，这是继1991年花园庄东地发现甲骨坑之后的一次比较集中的发现。之后，在小屯村南发掘整理甲骨坑，经初步清理，共出土甲骨600余片，其中无字甲骨近400片，刻辞甲骨228片，时间为武丁时期。

西周甲骨的发掘 在考古学上，对西周甲骨的认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最早发现的西周甲骨，是1951年在彬县获得的，为牛肩胛骨的骨臼部分。1954年山西洪洞坊堆村出土了两片卜骨，其中较完整的一块系牛左肩胛骨，刻有八个字，笔画很细，开始被认为“可能属于周代春秋或较晚期的东西”，后来李学勤通过对其同出器物及字形的分析判断为西周之物，是首次发现的西周甲骨文。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长安沣[fēng]西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时出土了一片有字卜骨；之后又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里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甲骨，其中个别卜甲上也有刻辞。

周原地区出土最早的一片西周卜骨，是在1957年由当时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李长庆在齐家村调查时采集到的，系牛肩胛骨，残存不完整的两钻孔，有凿有灼痕，钻底圆而不平。第二片是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60年在齐家村东壕内发现的，为牛肩胛骨的骨柄部分，残存圆钻孔3个，凿、灼痕都很清楚。1972年至1976年，扶风县文化馆先后在齐家村采集了五六片甲骨。1976年周原考古队在周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重大成绩，于1977年7、8月和1979年5月在清理凤雏遗址时发掘了两个窖藏，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其中有刻辞的292片。但是这批甲骨都已碎成小片，很难缀合复原。

继岐山凤雏村出土甲骨之后，周原扶风地区从1979年以来也先后在齐家、云塘、强家、齐镇、召陈等村发掘、征集到西周甲骨六十二片。其中卜骨四十六片，有刻辞的六片；卜甲十六片，有刻辞的一片。强家、齐镇、云塘、召陈、李家村各出一片，余者多是齐家村出土的。齐家村出土甲骨的地点有两个：一处是村北，另一处是村东土壕。这批甲骨大部分出土于灰坑，少部分出自墓葬，多无刻辞。

甲骨学研究 甲骨文发现100余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严密规律的世界性的成熟学科。在资料汇集、文字学研究、商史研究、考古研究及文字考释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的统计，自1899年至1999年6月，100年来正式发表的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史的论文专书计10946种，作者队伍总计3833人，分布在中国及世界上其他14个国家。其中关于甲骨文字及文字考释的专著有276种左右，论文有2019余篇。近十几年来，每年新发表的有关论著有200种左右。

甲骨文以单字而论总共4000余字，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已经考释过的甲骨文字在2000字左右，其中可以与《说文解字》收录的小篆对应的将近1000字。但已经有释的甲骨文字只占到全部甲骨文字数的二分之一左右；在已经有释的甲骨文字中，也还存在着见仁见智的歧异。在所有已释的文字中，目前真正能确定的不到1000字。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1899—1909年 王懿荣于1899年最先认识了甲骨文字并开始搜购。王懿荣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转至刘鹗手中，刘鹗继续搜集，并于1903年选拓了其所藏的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它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次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的材料写成《契文举例》，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书中虽然也有谬误，但他的确起到了开山的作用。这十年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阶段。

1910—1919年 这十年期间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罗振玉于1906年开始搜集甲骨并亲往安阳调查，又将其搜集之甲骨相继印出，像他的《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对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资料的搜集和流传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释，先后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等书。

甲骨文（5）

甲骨学研究

甲骨文发现100余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严密规律的世界性的成熟学科。在资料汇集、文字学研究、商史研究、考古研究及文字考释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的统计，自1899年至1999年6月，100年来正式发表的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史的论文专书计10946种，作者队伍总计3833人，分布在中国及世界上其他14个国家。其中关于甲骨文字及文字考释的专著有276种左右，论文有2019余篇。近十几年来，每年新发表的有关论著有200种左右。

甲骨文考释字（部分）：表中编号指的是《甲骨文字诂林》中的号码；现状一栏中“确定”即可信的考释意见；“近定”即比较可信的考释意见

甲骨文以单字而论总共4000余字，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已经考释过的甲骨文字在2000字左右，其中可以与《说文解字》收录的小篆对应的将近1000字。但已经有释的甲骨文字只占到全部甲骨文字数的二分之一左右；在已经有释的甲骨文字中，也还存在着见仁见智的歧异。在所有已释的文字中，目前真正能确定的不到1000字。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1899—1909年 王懿荣于1899年最先认识了甲骨文字并开始搜购。王懿荣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转至刘鹗手中，刘鹗继续搜集，并于1903年选拓了其所藏的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它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次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的材料写成《契文举例》，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书中虽然也有谬误，但他的确起到了开山的作用。这十年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阶段。

1910—1919年 这十年期间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罗振玉于1906年开始搜集甲骨并亲往安阳调查，又将其搜集之甲骨相继印出，像他的《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对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资料的搜集和流传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释，先后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等书。

与罗振玉同时的还有王国维，他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年）《古史新证》等，证实了古代文献的可靠，并订正了古代文献中某些地方的错误。王国维还发现甲骨可以缀合，其原则为“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只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重视。所以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开拓时期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其后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卜辞考证著《卜辞通纂》，董作宾明确了甲骨文的具体断代，都对甲骨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又因这四位学者的名号或字中都有“堂”字（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因此被合称为“甲骨四堂”。

1920—1949年 这三十年可以说是第三阶段。随着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发表，其著录书已达四十余种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各项研究的成果也相继刊行。总计1949年前甲骨文发现50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论著876种，其中专书148种，论文728篇。研究者达289人，可称极一时之盛。

首先是编纂[zuǎn]了甲骨文的字典，如《簠[fǔ]室殷契类纂》（王襄，1920年）、《殷虚文字类编》（商承祚，1923年）、《甲骨文编》（孙海波，1934年）等书。

考释的著作有《甲骨学文字编》（朱芳圃，1933年）、《甲骨学商史编》（朱芳圃，1935年）、《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叶玉森，1933年）、《殷虚书契解诂[gǔ]》（吴其昌，1934年）等书。

研究文法与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杨树达，1945年）、《甲骨文例》（胡光炜，1928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董作宾，1936年）、《卜辞同文例》（胡厚宣，1947年）等。

研究宗教与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陈梦家，1936年）、《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胡厚宣，1941年）等。研究卜龟来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阳遗龟》（卞美年，1937年）、《“武丁大龟之腹甲”提要》（伍献文，1943年）、《殷代卜龟之来源》（胡厚宣，1944年）。研究甲骨的涂饰的有《中国卜骨涂色之显微分析》（皮其来，1937年）、《卜骨中之颜料》（白瑞华，1937年），等等。

这一时期重点研究的问题及主要的研究者有：断代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等。年历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刘朝阳、鲁实先等。文字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商承祚、叶玉森、孙海波、陈梦家等。历史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吴其昌、朱芳圃、束世澂[chéng]、陈梦家、胡厚宣等。缀合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吴其昌、曾毅公等。

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将资料集中整理，疏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级研究单位。如早先罗振玉、刘体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别归于吉林大学、吉林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博物院。

对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断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缀合编》（曾毅公，1950年），缀合甲骨396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1955年），缀合482版。《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1972年），缀合632版。《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屈万里，1961年），缀合223版。《甲骨缀合新编》（严一萍，1975年）及《甲骨缀合新编补》（严一萍，1976年），共缀合708版。《甲骨文合集》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细致的工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

整理资料的同时还编写出版大型的资料汇编，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年）、《殷虚卜辞综类》（岛邦男，1967年）、《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1965年）等。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胡厚宣，1951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1952年）、《甲骨学五十年》（董作宾，1955年）、《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1965年）、《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1956年）、《甲骨学》（严一萍，1978年）、《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1984年）。

此外对过去一些重点问题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像断代、历法、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发表有多篇论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了新的观点、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对商代的生产发展、生产技术，包括农业、垦田、肥料、谷类、水利、工业、蚕桑、纺织和冶炼，对生产者的身份，对商代的奴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图腾遗迹、刑罚人祭、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收藏保护

据孙亚冰2006年发表《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经葛亮修订，截至2019年，全国收藏甲骨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5个机关单位和信息明确的37个收藏家，共藏甲骨10万多片。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的收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

总计世界各国收藏的甲骨，截至2019年，日本8636片，加拿大7707片，英国2735片，美国1655片，德国851片，俄罗斯201片，瑞典111片，瑞士69片，法国57片，新加坡24片，比利时7片，韩国8片。十二国合共收藏甲骨约22061片，加上中国大陆及港台收藏甲骨共约139649片，共收藏甲骨161710片左右。举成数而言，可以认为，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已知出土商周刻辞甲骨的总数约为16万片。

甲骨文（6）

据孙亚冰2006年发表《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经葛亮修订，截至2019年，全国收藏甲骨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5个机关单位和信息明确的37个收藏家，共藏甲骨10万多片。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的收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

总计世界各国收藏的甲骨，截至2019年，日本8636片，加拿大7707片，英国2735片，美国1655片，德国851片，俄罗斯201片，瑞典111片，瑞士69片，法国57片，新加坡24片，比利时7片，韩国8片。十二国合共收藏甲骨约22061片，加上中国大陆及港台收藏甲骨共约139649片，共收藏甲骨161710片左右。举成数而言，可以认为，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已知出土商周刻辞甲骨的总数约为16万片。

截至2019年甲骨文材料收藏统计表

收藏地点 收藏单位及私人收藏信息

北京 收藏单位12个，72032片：中国国家图书馆35651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5920片、故宫博物院22463片、北京大学2982片、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1961片、清华大学1754片、中国国家博物馆307片、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484片、北京师范大学430片、北京市文管处56片、首都师范大学20片、韵古斋4片。私人收藏7家，269片：董希文111片、张玮65片、高君谟38片、王寿之30片、何春畬19片、梁思永4片、耿鉴庭2片

上海 收藏单位5个，5580片：上海博物馆4968片、复旦大学317片、上海自然博物馆178片、华东师范大学112片、上海师范大学5片。私人收藏14家，792片：曹仁裕600片、潘景郑100片、杜亚治22片、陈汉第15片、沈曾植14片、张丹斧11片、边政平10片、李旭6片、朱镇生4片、孙叔仁3片、龚心钊3片、童大年2片、吴思进1片、郭上祺1片

山东 收藏单位5个，8851片：山东省博物馆8800片、山东大学3片、山东师范大学2片、青岛市博物馆43片、济宁一中3片。私人收藏1家，8片：栾调甫8片

江苏 收藏单位8个，3538片：南京博物院2870片、南京大学575片、南京市文管会16片、南京师范大学13片、镇江市博物馆13片、扬州市博物馆4片、徐州市博物馆7片、苏州市博物馆33片。私人收藏3家，221片：陈中凡186片、孙望10片、黄龙25片

辽宁 收藏单位4个，2738片：辽宁省博物馆394片、辽宁大学48片、旅顺博物馆2211片、旅大市文物商店85片

天津 收藏单位4个，1802片：天津博物馆1769片、天津师范大学23片、南开大学10片。私人收藏3家，17片：谢宗陶8片、徐宝祠8片、胡敬之1片

河南 收藏单位9个，1703片：河南博物馆872片、河南省社会科学院31片、郑州博物馆20片、郑州大学18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片、开封市博物馆65片、河南大学31片、新乡市博物馆232片、安阳博物馆432片。私人收藏4家，813片：孙作云10片、郭人民7片、赵宝俊1片、傅林明304片、张世放384片、邓泓107片

吉林 收藏单位3个，855片：吉林大学493片、吉林省博物馆293片、东北师范大学69片

浙江 收藏单位5个，465片：浙江省博物馆408片、浙江省图书馆13片、浙江大学6片、台州文管会20片、西泠印社18片。私人收藏2家，11片：王永元10片、姜亮夫1片

湖北 收藏单位5个，353片：武汉市文物商店127片、湖北省博物馆115片、湖北大学100片、武汉大学8片、武汉市二十八中3片

广东 收藏单位6个，297片：广东省博物馆128片、中山大学80片、华南师范大学39片、广州大学25片、广州博物馆21片、广州市文物商店4片。私人收藏1家，100片：商承祚[zuò]100片

河北 收藏单位4个，227片：河北省博物馆31片、河北师范大学21片、河北大学174片、避暑山庄博物馆1片

山西 收藏单位2个，232片：山西省博物馆231片、晋祠文物保管所1片。私人收藏1家，116片：符凯栋116片

福建 收藏单位3个，207片：福建省博物馆5片、福建师范大学3片、厦门大学199片

重庆 收藏单位1个，187片：重庆三峡博物馆178片、西南大学9片

安徽 收藏单位1个，145片：安徽省博物馆145片

陕西 收藏单位3个，77片：陕西师范大学65片、西北大学8片、陕西历史博物馆4片

云南 收藏单位1个，73片：云南省博物馆73片

四川 收藏单位3个，60片：四川省博物馆47片、四川大学13片

江西 收藏单位1个，37片：江西省博物馆37片

内蒙古 收藏单位2个，31片：内蒙古大学21片、内蒙古师范大学10片

甘肃 收藏单位3个，30片：甘肃省博物馆13片、西北师范大学13片、山丹县文化馆4片

黑龙江 收藏单位2个，27片：哈尔滨师范大学24片、黑龙江省博物馆3片

贵州 收藏单位2个，21片：贵阳师范大学17片、贵州省博物馆4片

湖南 收藏单位1个，9片：湖南省博物馆9片

广西 私人收藏1家，8片：温雄飞8片

中国香港 收藏单位4个，79片：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44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7片、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7片、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1片

中国台湾 收藏单位4个，30426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5958片、历史博物馆4378片、台北故宫博物院79片、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11片

私人收藏4家，17片：庄尚严7片、金东溪4片、严一萍4片、方豪2片

世界各国:

日本 收藏单位24个，8081片：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256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356片、天理大学天理参考馆953片、东洋文库591片、书道博物馆600片、东京国立博物馆223片、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13片、亚非图书馆81片、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56片、大原美术馆39片、富氏短期大学35片、庆应义塾大学考古学研究室69片、关西大学考古研究室22片、早稻田大学东方美术陈列室21片、藤井有邻馆16片、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16片、明治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2片、国学院大学文学部考古学资料室11片、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7片、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6片、武藏大学历史学研究室5片、出光美术馆3片、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术博物馆1片、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1片。私人收藏27家，555片：今井凌雪76片、小仓武之助53片、秋山公道42片、加藤某氏40片、小林斗盦[ān]33片、谷边桔南18片、八木正治14片、桧垣元吉13片、饭岛春敬12片、白川一郎10片、工藤愚盦9片、川合尚雅堂7片、小川睦之辅7片、岩井大慧5片、狩野直祯3片、江口宽3片、三浦清吾2片、松谷石韵2片、佐藤武敏1片、西川靖安1片、植村清二1片、菅原保1片、松丸道雄1片、长岛健1片、中岛玉振200片、宇野武夫1片、曾我部静雄1片

加拿大 收藏单位2个，7707片：皇家安大略博物馆7702片、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5片

英国 收藏单位8个，2666片：皇家苏格兰博物馆1448片、剑桥大学图书馆608片、不列颠伦敦图书馆444片、不列颠伦敦博物馆98片、牛津大学亚士摹兰博物馆35片、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20片、伦敦大学11片、剑桥大学考古与古人类学博物馆2片。私人收藏2家，69片：孟克廉夫妇（汉普夏）68片、库克1片

美国 收藏单位22个，1627片：哈佛大学皮巴地博物馆828片、卡内基博物馆402片、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139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99片、芝加哥大学司马特画廊39片、大都会美术博物馆25片、飞尔德博物馆3片、沙可乐美术馆24片、纳尔逊美术陈列馆12片、佛利亚美术陈列馆11片、圣路易斯美术博物馆7片、夏威夷东西中心图书馆7片、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5片、历史与工艺博物馆5片、国会图书馆4片、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4片、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3片、丹佛艺术博物馆3片、耶鲁大学美术陈列馆2片、洛杉矶美术博物馆2片、西雅图艺术博物馆2片、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1片。私人收藏8家，28片：发纳15片、福斯特4片、沙克乐3片、本奈1片、吉德炜1片、刘先1片、麦克福森1片、某妇人2片

德国 收藏单位2个，851片：东亚艺术博物院140片、柏林国家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711片

俄罗斯 收藏单位1个，201片：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201片

瑞典 收藏单位1个，111片：远东古物博物馆111片

瑞士 收藏单位1个，69片：巴赛尔民族艺术博物馆69片

法国 收藏单位4个，57片：中国学术研究院13片；季梅亚洲艺术博物院8片、池努奇博物院10片、法国国立图书馆26片。私人收藏2家，2片：雅克博1片、戴迪野1片

新加坡 收藏单位1个，24片：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24片

荷兰 收藏单位1个，10片：国立人种学博物院10片

新西兰 私人收藏1家，10片：路易·爱理10片

比利时 收藏单位2个，7片：皇家艺术暨历史博物院2片、玛利蒙皇家博物馆5

韩国 收藏单位2个，8片：汉城大学博物馆1片、淑明女子大学图书馆

甲骨文（7）

历史价值与文化传承 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字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即使没有章太炎等学者的质疑，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成可信的材料看待。有了殷墟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些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行列。

叶公超认为：“安阳殷虚遗址的发现，其重要性可与赫尔曼的特洛伊城的发现，互相争辉，互相媲美，现在看来，实非过誉之辞。安阳发掘的成就使中国信而有征的历史拓展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历史期间的史料和先史时代的地下材料作了强有力的链环。在科学发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对中国古代文化抱怀疑态度的西方学者，哑然无语。大批有字甲骨的发现使得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有了确实可靠的证据。”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反映了商代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涵盖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军事、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领域，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古史学来看，甲骨文发现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只有《尚书·商书》五篇和《诗经·商颂》五首，就连两千年前的孔子都叹商代文献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像《尚书》《诗经》《楚辞》《山海经》和《史记·殷本纪》等，其内容真假也须靠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把甲骨学结合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等，经过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分析，可以用以窥探3000多年前殷商社会生活场景，增强历史记载的可信度，丰富历史内涵，延伸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恢复商代的社会面貌，研究商代的历史。从文字学来看，甲骨文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很多字形的本义可以从甲骨文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解释，甲骨文在汉字形体演变为金文、小篆、隶书等的过程中无疑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文化传承 2017年12月26日，中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档案局、故宫博物院等相关部门26日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这一消息。汉字对世界尤其周边国家产生过长远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教育部官员表示，作为汉字源头的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正是其价值得到世界公认的体现。中国将建立甲骨文信息数据库，助力甲骨文研究迈向新阶段，让“绝学”不绝，冷门不冷。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由此可见，研究甲骨文、学习甲骨文，不仅仅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一项工作，更是让社会公众了解中华文明之源的珍贵体验。如何解读好、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

争议

甲骨文惊现于世，在20世纪初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梁启超称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在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之前，甲骨文的真伪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一直到去世之前，著名学者章太炎都对此持否定态度。

章太炎早年在《国故论衡》中便认为，即便古代人骨都会朽坏，龟甲如何能长久遗留至今？言下之意，这龟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伪造者的“新材料”。1935年，上海《唯美》杂志第9、10期连载了章太炎致青年学者金祖同的信札影印件。时年66岁的章太炎长篇大论地痛斥“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与鄙视。他还认为，最初药铺作伪（以普通甲骨伪充药材“龙骨”贩售牟利），之后罗振玉附会（以古书穿凿附会“殷墟”为河南安阳），最后当地村民作伪（因“殷墟”之说流行而以普通甲骨伪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连环伪造，即是当时“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现并不断被发现的主要原因。甚至就连1928年中研院董作宾等在安阳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发掘工作，章太炎也予以否定，认为乃是当地村民自己事先伪造甲骨，之后又在自家屋檐下预埋了甲骨，然后再通知考古队发掘出的。

不难想象，如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家，都始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且对参与其中的“甲骨学”开拓者们抱有极不信任的态度，那么，对此有所认同与默契者，应当不在少数。即便章太炎逝世之后，这种质疑仍在继续。章氏门下徒孙辈、黄侃弟子徐澄宇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书，承续章氏观点，继续阐扬师说。书中附有一条关于“甲骨文”确系伪造的“新证”，称“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而所谓甲骨刻画宛然，刀钢之痕此亦伪，弥之彰彰者”。关于这一“新证”，后来为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几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地推翻了。且后来在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数件青铜刻刀，也证实了商代早已能制造出锋利的工具，并非徐氏所采信的“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之说。

直到殷墟的考古发掘以实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确证了“甲骨文”的真实性，为当时正在勃兴的“甲骨学”奠立了无可辩驳的考古学基础，才逐渐消除了这种质疑。傅斯年曾掷地有声地宣称：“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

字法自然

汉字源流

中国文字博物馆

国家一级博物馆，总占地143亩，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东段656号。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一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2007年11月29日，中国文字博物馆一期工程开工，2009年11月26日正式开馆。该馆是一组具有现代建筑风格和殷商宫廷风韵的后现代派建筑群，由字坊、广场、主体馆、仓颉馆、科普馆、研究中心、交流中心等建筑组成，共入藏文物30257件/套，珍贵文物368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2020年12月，被评定为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 以世界文字为背景，以汉字为主干，以少数民族文字为重要组成部分，以详实的资料、严谨的布局、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字、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同时，以古汉字符号为独特视角，反映东方华夏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具有普及性和学术型双重使命。建成后的文字博物馆通过文物陈列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展示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以及华夏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字发展史第一展厅：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几种古老的表意兼表音的文字，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印度的哈拉伯文字等，它们是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但由于种种原因，均被历史淹没，唯有中国的文字以其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本展厅主要介绍汉字的出现及其演变。

中国文字发展史第二展厅：

金文，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的总称，金文应用的年代有1200多年，在众多的先秦文字中，金文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本展厅主要介绍金文的出现及发展。

中国文字发展史第三展厅：

隶书，以其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在汉代取代了小篆的地位，成为主要字体。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隶分变为章草、楷书、行书。书体的不断变化使汉字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鲜活的灵气与勃勃生机。本展厅主要介绍隶书的发展及演变。

中国文字发展史第四展厅：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0多个民族不同程度地使用本民族文字，在现行民族文字中，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使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民族文字，这些文字的文献和文物为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本展厅主要介绍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及发展。

中国文字发展史第五展厅：人类早期通过结绳篆刻等方式传达信息，但还没有形成文字的概念，后来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甲骨文开始出现。在殷商时期，文字大量篆刻在陶器玉器青铜器上，开始逐渐走向成熟。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人类开始自书编纂。到20世纪70年代，汉字进入计算机时代，使汉字信息处理技术从无到有。本展厅主要介绍文字载体的发现及演变。

互动与影像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互动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交流方式，互动教学也成为一种主流教学方式。本展厅利用互动和影像的方式让人更直观地了解到我国文字的发展及演变。

特别展厅：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本展厅主要展示各类书法及书法介绍。

陈列展览 序厅 中国文字博物馆序厅位于一楼大厅，整体设计隐含了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理念，序厅四周的四面浮雕分别展示了中国文字载体发展史、中国书法发展史，以及一片甲骨惊天下和少数民族文字大家庭的盛况。

前厅 中国文字博物馆前厅陈列着江泽民同志为该馆题写的馆名。

字法自然

主要展示仓颉造字的传说和远古刻画符号。

甲骨纪事

主要展示商周甲骨、商王占卜的场景、甲骨文造字规则等。

钟鼎千秋

主要展示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金文。

物以载文

主要展示以简牍、帛书、陶器、玉石、货币、玺印等为载体的先秦文字。

文字一统

主要展示刻石、青铜器铭文、玺印、秦隶等与秦代文字统一和演化相关的文字文物。

由隶到楷

主要展示汉代的简帛、玺印、汉魏石刻等反映由隶书向楷书转化的文字文物。

说字传义

主要展示历代字书、汉字教育、汉字标准化、简化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等内容。

文字博物馆 馆藏

贾伯壶 贾伯壶是一对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青铜重器，通高48厘米，腹径30厘米。壶横切面为圆角方形。壶身平口，鼓腹，上有田字形扉棱，腹身平滑。壶颈两侧附有龙形兽首环耳，颈部铸有一周回首垂冠凤鸟纹。壶盖敛口为子口捉手器盖束腰处，顶部外有S型双龙纹，周边环绕雕饰无目窃曲纹。壶盖子口上铸有铭文八行三十三字（含重文二），铭文内容记述了某年二月，贾伯为要嫁往世国的长女铸造铜壶一对，用于祭祀祖先神灵和祈求万寿之用。

郑右库矛 时代：战国 质地：铜

尺寸：通长15.56cm，骹残长5.4cm，宽2.8cm 文物说明：铭文释文：正面：奠（郑）右库，反面：梁右库。1971新郑出土。

十六年郑令戈 时代：战国 质地：铜

尺寸：通长25.4厘米，宽12.6厘米，援长15.8厘米 文物说明：铭文释文：十六年，奠（郑）令肖口，司寇彭雔，口库工币（师）皇隹，冶口。 河南新郑白庙范村出土。

父辛爵 时代：西周 质地：铜 尺寸：通高22.5厘米，流至尾长17.12厘米，腹径5.93厘米 文物说明：酒器；宽流、尖尾，伞状双柱，圆筒形杯体，一侧有兽首状鋬，圜底，下有三棱状足，腹饰饕餮纹，鋬下有“父辛”二字铭文。

“爰”垒 时代：商 质地：铜 尺寸：高40cm，口径17cm，底径16cm。 文物说明：侈口，方唇，束颈，广肩，腹下收，圈足，平底。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半环形耳，两耳间腹下部一侧也有一个半环形耳。颈饰凸弦纹两条，肩部两侧饰凸圆泡六个，每侧三个，泡面饰圆涡纹。腹上部饰宽带凹弦纹一周。三耳上同饰牛面纹。口沿内一侧铸一铭文“爰”字，阴文。

正直碑 时代：汉代 质地：石

尺寸：残长47厘米，宽50厘米，厚20厘米 文物说明：残碑现呈不规则形，只一面似为原边，中间有一为后人所凿的、直径约为33厘米的圆穿孔；碑文字体隶书，残文7行44字，其中部分字体残缺不全

子游碑 时代：汉代 质地：石

尺寸：残长56厘米，宽45厘米，厚17厘米 文物说明：残碑略呈长方形，三面残缺，一面为原边；碑文属于隶书，现有残文11行。碑现残长56厘米，宽45厘米，厚17厘米。其碑，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六月刻，隶书。碑断为二，上截存93字，称《贤良方正》，下截存78字，称《子游残石》。

蚁鼻钱 时代：东周 质地：铜

尺寸：长1.65厘米，宽1.28厘米，厚0.24厘米，重3.21克 文物说明：楚铜贝，俗称“鬼脸钱”或“蚁鼻钱”；铭文释文：巽25

“天下康宁”十二字瓦当 时代：汉 质地：陶 尺寸：径15.8cm，厚3.15cm

文物说明：灰陶，圆形，有廓。当面主要为文字装饰，三行，行四字，竖行、平行排列。有阳文小篆十二字，字行间及外侧用乳钉间隔或装饰。字区外有凸线圈栏，并有云纹装饰。铭文为：“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

“降亭”陶釜 时代：战国时期三晋 质地：陶 尺寸：口径20.2厘米，高13.1厘米 陶釜，古代陶制炊器。敛口、圆唇、圜底，考古发掘时翼城苇沟到北寿城之间的古城址中出土了一些战国时期的陶釜，上有戳印文字“降亭”二字。古“降”与“绛”字相通，“绛”是地名，春秋时为晋都。该陶釜为证明此城就是晋国都城“绛”提供了一条证据。

温县盟书 温县盟书是河南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出土的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辞的文书。多在圭形石片上用毛笔黑墨写成。武德镇西张计村为一处古代盟誓遗址,1930～1942年间曾多次出土这种圭形石片,大多流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藏11件。由于出土地旧属沁阳县，曾被称为“沁阳玉简”或“沁阳载书”(“盟书”亦称“载书”)。

佉卢文简牍 时代：3-4世纪 质地：木 尺寸：长17.5厘米,宽18.9厘米

文物说明：矩形，残破。正面有封泥槽和三道系扎绳槽，背面有六行墨书佉卢文文字，文字自右向左横书。

学术研究

文字发展论坛

“文字发展论坛”于2009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之际举办了第一届论坛，论坛采取了论文征集、主旨发言、自由研讨、线上直播等多种形式，共计有近400位海内外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会，营造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为与会人员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盛宴，并为文字文化爱好者提供了学习机会和条件，有力促进了文字研究与成果转化，传承和弘扬汉字文化，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历史沿革 2001年4月20日 安阳市启动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李克强批示同意文字博物馆建在安阳。

2002年8月14日 李克强在安阳调研时，要求文字博物馆建设要尽快立项，并作为河南省政府督办的重点项目予以全力支持。

2005年11月12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安阳文字博物馆冠名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5〕94号文件，批示“拟在河南安阳建设的文字博物馆名称可定为‘河南中国文字博物馆’”。

2007年10月20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河南中国文字博物馆更名的函》国办函〔2007〕107号文件，批示“拟建的‘河南中国文字博物馆’可更名为‘中国文字博物馆’”。

2007年11月29日 一期工程开工。

2009年11月16日 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

2019年11月 发起成立“守望汉字”联盟。

2022年4月 中国文字博物馆以动态GIF作品为形式，推出了甲骨文数字藏品，并上线阿里拍卖。首批甲骨文动态区块链数字作品共6款，4月23日至28日的每天19时各发行一款，分别为《国泰民安》、《吉人天相》、《天下康宁》《降福无疆》《永宝用享》和《长生未央》。

2022年10月26日 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项目建设现场，主体外立面、内部装修、景观建设等各项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预计近期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2022年11月16日 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在建成后正式对外开放54，标志着中国文字博物馆全面建成。

参观信息

交通路线

安阳市内乘坐公交3路、21路、24路、27路、29路、31路、32路、33路、39路、41路、47路、48路到公交东站下可到达。

开放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的9:00-17:00对外开放，（16:30停止检票）

节假日、其他重要活动等特殊情况将提前公告参观时间

2024年3月，安阳市推出“大邑商·夜安阳”博物馆夜游开放活动，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列。

参观须知

一、本馆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的9:00-17:00对外开放,16:30停止检票；节假日、其他重要活动等特殊情况将提前公告参观时间

二、本馆实行常规展览免费参观，观众须凭当日参观票入馆

三、为保障文物安全，营造文明参观环境，请观众自觉遵守如下规定：

1.醉酒者、精神障碍者、衣冠不整者，谢绝入馆参观

2.老年、残疾、幼儿等观众须由亲友陪同参观

3.严禁在馆内吸烟，禁止携带宠物入馆

4.禁止携带包裹参观，馆内提供免费寄存，贵重物品自行保管

5.展厅内请勿摄像，拍照请勿使用闪光灯，请勿喧哗

6.自觉接受安检,严禁将易燃易爆、管制械具等危险品带入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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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觉爱护公共设施,请勿触摸展品，请勿攀爬躺卧

8.自觉保持环境卫生，请勿带食品入馆，请勿乱丢杂物

9.自觉遵守参观秩序,服从馆内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和指挥

四、如遇我馆重大或临时性活动，须遵从我馆安排

五、本参观须知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文字博物馆44

预约参观信息

预约参观方式

1.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

2.通过携程app进行线上预约。

3.可在票务中心凭有效身份证件现场领取门票。

中国文字博物馆严格落实错峰限量预约开放政策，所有观众必须实名制预约后方可入馆参观。个人观众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前1-3天（含当天）通过中国文字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实名制预约，预约时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每个证件号每天只能预约1次，预约成功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入馆所需二维码电子凭证，参观当日可凭预约二维码或本人二代身份证入馆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