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历史名人之徐干（2025—24）

畊雲（樂遊）

　　走过泥泞，方知路之艰险；登临高处，才阅风景无限。

　　徐干（170一217），字伟长，北海剧（一说是今潍坊市寿光东南，一说是昌乐县，还有一说是寒亭区）人。“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末文学家、诗人、哲学家。

　　徐干墓，位于现在的寒亭区朱里街道会泉庄村东南500米处，俗称“博士冢”。建安二十二年的春天，瘟疫突然爆发，徐干于隐居的家中不幸染病去世，葬于现在的会泉庄村东南500米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干的老家就在这附近。

　　根据《潍县志稿》中记载说：“徐干墓在进第八区泉庄外东南角，有五冢，相传南首最大者为干墓。”如今的徐干墓已经是是寒亭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徐干墓现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路面泥泞，在这里向政府的相关文物管理部门提个建议或意见，请你们不要只在办公室喝茶聊天，要多到需要保护的文物现场看一看，清理一下文物周围的垃圾和杂草，让受保护的文物有个清爽干净的环境，否则你们单位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该墓现为寒亭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殊时期被铲平，现在原址处重立“徐干墓遗址”以纪念，未见其坟茔。原徐干碑高44厘米，宽60厘米，厚17.5厘米；石灰石质，完整无损。碑阳四周有线刻回形纹镶边，中刻隶体大字“汉徐干墓”，右侧楷体小字“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左侧楷体小字“潍县县志局立”，该墓碑现存寒亭区文物保管所。（详见拙作《转山记之柳毅山探访拾遗（2022—9）》）

　　在建安七子中，如果要问谁的功利心最淡，谁最不在意功名利禄？那么非徐干莫属。

不耽荣禄 清虚自守

　　徐干出生在儒学世家，家风清明，其先十世“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清其美，不陨其德”。这样的家族背景，为徐干提供了优质的思想基础，加之他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史载，他过目不忘。十四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徐干开始系统地接触儒家经典，为此发愤忘食。

　　徐干二十岁时，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对子书、史书、集部著作如数家珍。在厚重的齐鲁文化熏陶中，徐干恬淡体道，不耽荣禄，清虚自守，惟“以六籍娱心而已”。

　　此时，儒家仁德的思想在徐干脑海中生根发芽。他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对富与贵、贫与贱、义与利有着自己的判断。“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中关于仁德的这段讨论，无意间成为徐干一生的写照。

　　徐干有出类拔萃的才德名气，自然成为许多割据势力拉拢的对象。州郡牧守数次派人到他家里来礼聘，希望他出仕，但他仍幽居隐迹。之所以这样做，徐干有自己的考量。他认为，天下大乱，国无宁日，是武人用命之时，自己一介书生，更显得无足轻重。若在乱世投错主公，便会像孔子困于陈蔡那样，所作所为也显得无足轻重。

　　在世事沉浮中，徐干密切关注着政治动向，也不断锤炼着自己的德行。作为一以贯之的儒家门生，他赞美荀卿、颜渊美好的德行，批评孟子不谙世道、一意孤行。当然，徐干并非消极避世，不思进取，只是因为当时奸雄满野，小人得势，他始终怀着明君道、致太平的远大理想抱负，等待着圣主的出现，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承认天道落实在人事上有“命”的存在，人的遭遇还有“时”的问题，这都不是人事可决定的，即“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徐干还认为：“故君子不遇其时，则不如流俗之士声名章彻也，非徒如此，又为流俗之士所裁制焉。”不同的人所面临的“命”与“时”是不同的，其“遇”也不同。即使有德行才干如荀子，生于战国末年需要才士的年代，却因人生际遇而被时人认为“迂阔不达时变”，故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这些思考，坚定了徐干隐居蛰伏、以待时机的想法。与此同时，他还患了比较严重的疟疾，便借故不随时俗，闭门自守，专心学术。

济世热心 务实变通

　　公元196年，董卓已死，镇东将军曹操扫除董卓残部，迎立献帝于许昌，同时改元“建安”。此时，求贤若渴的曹操颁布“求贤令”，许多有识之士欣然前往。曹操两次征辟徐干，都被徐干委婉推辞。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第三次征辟徐干时，徐干终于同意出仕了。许多人认为他为曹操所逼，但细究起来，此时的徐干，未必没有自愿的意思。这得从徐干的治国理念着手分析，他谈到一个国家仅有从长远角度为国家考虑的明君不够，还得有贤臣；有贤臣辅佐，社稷方能安宁，民生受惠。

　　冷眼观世界的徐干，有济世之热心，且非常推崇务实变通。他对时事有着独特的见解，除了明君贤臣论，还提出贵重爵禄、赏罚分明、清查户口、限养奴婢等政见，大都针对东汉末年人君无能、外戚宦官专政、州牧军权在握等时弊。为了将诸多政治主张落实到位，在第三次被曹操征召时，他不顾身体多病，动身归附，被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军谋祭酒是负责曹操军务的总参谋长，官居五品，徐干在任大约五六年，终因鞠躬尽力、积劳成疾，后辞去职务。这段时间虽短暂，他却随曹操父子南征北战，不断激发着创作的灵感。

　　此后，北方已基本统一，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得众多文人围绕在据守邺城的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一个邺下文人集团，最为著名的便是“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在此期间，徐干有机会结识更多邺下文人名士，交游酬唱，迎来自己文学创作上的高峰。他清新为文，抛却华丽辞藻，深受建安文风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本身的性格特质。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被封为临淄（今山东淄博）侯，徐干随即被任为临淄侯文学。此时，要回山东的徐干却动了归隐的念头，以疾病为由辞去官职。

　　这次归隐除了与他体弱多病和淡泊名利有关，还与当时日益紧张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魏王，汉献帝还准许他像西汉丞相萧何一样，入朝拜见皇帝时可带剑穿鞋，不需疾步而行，行君臣礼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同时，曹操还诛杀了许多忠于汉室的大臣，比较有名的便是孔融。这样同为忠于汉室的徐干不得不对日益紧张的形势心存畏惧，担心殃及池鱼。

　　再就是发生在好友身上的故事，令徐干不寒而栗。同为“建安七子”的好友刘桢因“平视”曹丕的甄夫人，被曹操判为服苦役。这样日渐恶劣的外部斗争，让徐干的内心起伏甚大，正如他随曹操西征马超时所说——“虽身安而心危”。

　　这心危的源头，是他担心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碌碌无为、蹉跎岁月。其实，这种无力感，也源于徐干与曹操政见不合。徐干自幼深受儒学影响，与以法治天下的曹操的理想相悖。譬如当时战乱频仍，死伤许多，加上军队开销大，曹操便主张薄葬。徐干认为不妥，认为要按儒家传统，恢复三年之丧。治国方面，徐干提倡以仁治天下，可乱世当前，你仁我不义，曹操绝不会采纳此类观点。

　　如此内外环境，让徐干内心愈恐，他敏锐地察觉到要归隐避祸，便托病请辞，回到家乡。曹植觉得即将失去一个文学上的知己，便写有一首《赠徐干》，开篇“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写出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的惊叹。后来，曹操想征召徐干做丞相府的幕僚，又召他做上艾县县令，徐干都以身体抱恙为由谢绝

箕山之志 彬彬君子

　　徐干辞官后过得如何？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又做了些什么？徐干抛弃不能“阐弘大义”的华丽诗赋，转而著书立说。他综合平生所学，用时三年，撰成《中论》一书，旨在“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

　　徐干所著《中论》分上下两卷，共计二十篇，皆为单篇论文，该书是“建安七子”今存唯一的政论性著作。他以儒家圣道为本，杂取百家，矫正时弊，大至国家之乱、君臣之道、礼德关系、天文历学，小到个人修身、为人处世，写就了这部现实性很强的议论性著作。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的，其目的则是为了国治民安。

　　徐干一生安贫乐道，潜心向学，淡泊名利之做派，谓之“箕山之志”当恰如其分。事实证明，徐干的选择是正确的。建安七子尽管有才，但普遍境遇不佳，孔融、阮瑀、刘桢或受辱、或被杀，陈琳、应玚也只是做了职位低微的官吏。他们始终没能打进曹魏政权的中枢系统，只是锦上添花般存在着。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中国北方暴发大规模疾疫。身体本就孱弱的徐干不幸感染瘟疫，并于次年春被病魔夺去生命。建安七子中的另外四位，即刘桢、陈琳、应玚、王粲也在这场瘟疫中丧命，加上此前已去世的孔融、阮瑀，建安七子此时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徐干诗歌成就不高，钟嵘《诗品》把他列入下品。虽钟嵘贬抑过甚，而从干今存之诗看，较王粲、刘桢亦稍逊。干诗大部散佚，今存10首(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而以《室思》6首和《答刘桢》较为出色。《室思》设为思妇之词，写一位妇女对远行不归的丈夫的怀念：“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以至“展转不能寐”，幻想乘鸿鸾之羽飞到丈夫身边，与之相会。有时又担心丈夫“重新而忘故”，在外另有新欢。全诗情致缱绻，心理刻画细腻，十分委婉动人。《答刘桢》则语言浑朴，感情真挚，亦为佳作。

　　徐干的著作，除《中论》外已散佚，《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5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徐伟长集》 6卷，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中。《中论》2卷，《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旧《寿光县志》载有他的诗8首、《齐都赋》1篇。

　　从徐干先前多次拒绝曹操邀约，晚年又辞官罢隐中，我们不难看出，徐干一直是个视“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谦谦君子。生于乱世，对于名利他拿得起，放得下；审时度势，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吗？

　　徐干明经饱学、文辞华美，与“建安七子”其他成员并驾齐驱，极大地推动了建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建安风骨”。

　　徐干这一生，才能出众，但政治生涯短暂，且贫寒度日，也可以说是“建安七子”中略微普通的一位了。

（部分照片和资料来自网络，在此表示感谢！文中不当之处，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