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当我们重提这段往事，不是为了复述伤痛，而是为了触摸那束穿透灾难的人性温度——26岁的青春，13次折返的抉择，将“教师”二字的重量，永远锚定在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坐标上。</p><p class="ql-block">那些“本能”里的大爱</p><p class="ql-block">地震发生的瞬间，教学楼的摇晃、墙壁的裂缝、孩子的尖叫，是人类面对灾难最原始的恐惧信号。但袁文婷的“本能”却超越了生存本能：她一次又一次冲进危房，小身躯抱起一个个更小的孩子，把他们塞到安全区。幸存学生后来回忆：“袁老师最后一次进来时，头发都被灰尘糊住了，她边跑边喊‘快出来’，可楼塌得太快……”</p><p class="ql-block">这不是什么“壮举”的预演，而是刻在职业信仰里的条件反射。当危险来临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要活”，而是“我的学生不能有事”。这种“反人性”的选择，恰恰是人性最璀璨的绽放。</p><p class="ql-block">对比中的精神灯塔</p><p class="ql-block">那场地震也照见了人性的复杂。有人因“范跑跑”的选择愤怒质问：“教师的底线何在？”而袁文婷们则用行动给出答案：所谓师德，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塞给学生的手，是宁肯自己埋入废墟也要护住孩子的脊梁。</p><p class="ql-block">她的故事之所以能穿透时间的尘埃，正因为这种对比太过鲜明。她不是“应该做的”，而是“拼命去做的”——这中间的差距，是超越个体生命的重量。</p><p class="ql-block">26岁，是终点更是延续</p><p class="ql-block">26岁，本是人生刚展开画卷的年纪。她没来得及恋爱、结婚、看遍世间风景，却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教室的废墟里。但她的“延续”从未停止：13个被救的孩子长大成人，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当了老师；她的名字被写进教科书，出现在烈士陵园的墓碑上；每年清明，仍有学生捧着白花站在她的纪念像前。</p><p class="ql-block">她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生长——那些被她托举过的生命，又去托举更多生命。这或许是对“牺牲”最温柔的注解：死亡不是终点，而是爱与责任的接力。</p><p class="ql-block">群像里的中国精神</p><p class="ql-block">袁文婷不是孤例。谭千秋老师弓着背护住4个学生，张米亚老师跪在瓦砾中双臂紧搂孩子，李佳萍老师用身体抵住变形的门框……这些教师的名字串起来，就是汶川地震中最悲壮的“生命防线”。</p><p class="ql-block">他们或许没留下豪言壮语，却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师者仁心”：所谓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用生命去温暖生命，用灵魂去唤醒灵魂。</p><p class="ql-block">今天，当我们再讲袁文婷老师的故事，不是为了沉溺伤痛，而是为了记住：在大灾大难面前，总有人愿意成为“逆行者”；在平凡的岗位上，总有人把“责任”二字刻进骨血。她的精神，早已融入民族的基因——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悲，是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光芒。</p><p class="ql-block">袁文婷老师，您看，当年被您救下的孩子，如今也在好好生活、认真爱人；您看，您的故事依然在被讲述，您的精神依然在传承。这人间，值得您用生命去守护。</p><p class="ql-block">愿您安息，我们永远铭记。（鞠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