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对武乡皇考案的情理事评断：力求公正合理

剑胆冰心

1778年6月的一天午后，京城下了透雨，天气闷热一扫，67岁的乾隆皇帝心情极好，他为几件事觉得自己十分宽宏大量。

1735年继位以来，乾隆在文字狱方面表现得极为偏执和变态，最严酷的时候，甚至到了随手涂抹几个字就会被官府蓄意曲解，即便是不识字，只要家中有祖上传下来的书籍，也会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他经手的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有100余起，造成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康熙和雍正。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胡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其狼心狗肺、居心叵测。胡被议罪判处凌迟，但乾隆为显示其仁厚，将其凌迟改为斩立决，妻女发配。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间，山西巡抚巴延三接到武乡县知县江廷泰、教谕王廷诏察报：发现本县秀才李抢元之父李范的墓志铭中，在“考”字前擅加一“皇”字，实属犯禁反逆之举。此铭文乃辽州举人王尔扬所作，本县举人赵扩所书。现已将李抢元秘密逮捕监禁，并准备提王尔扬到案审讯，只有赵扩正在京城赴礼部会试，一时难以归案。

山西巡抚巴延三听报大惊失色，又恨又怕，与司道商议：此事非同小可，李等胆敢在“考”上加“皇”字，而且又是刻在基志碑石上，真是大逆不道哇！这样看来，也难保他们家里就没藏着什么其它不法文字。

巴延三即命武乡县按察史李承邺立刻起程赶赴李、赵两家，彻底搜查，务必谨慎小心，将王尔扬押解至省城；然后，飞报顺天府、直隶总督以及省内各地方官，在京城和京晋沿线留意搜寻，一旦发现赵扩踪迹，立即缉拿归案。与此同时，将案发情形及采取的措施一一奏报朝廷，并呈上墓志拓片夹于奏折中，作为证据，请皇上裁度。

四月八日，乾隆皇帝阅罢奏章，不禁哑然失笑，提笔批道：“此乃文人借用古语，并非叛逆行径。‘皇考’二字最早见于《礼记》，之后春秋战国时屈原的《离骚》和北宋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中，都曾引用过这个词。不过，都是用于臣下对君王至尊至敬之意，而王尔扬代李抡元为其父所作的墓志铭中，父子之间本回避此词，可惜王举人迂腐、拘泥，不知古语缘起，生搬硬套，故而援引不当，但不能因此就治他叛逆之罪。那赵扩只不过是个代笔抄书的，过错不宜追究，这次礼部会试若中了，就榜上除名，若不中，待来年再考便罢。至于李抡元就更不必说了。

乾隆写道，朕断情理事力求公正合理，像王锡侯一案，实属叛逆不道，绝不能有丝毫纵容宽恕；而象这个案子，只需稍加分析，便知不属谋反之类，故而也绝不可漫无边际，滥加罪名。＂

写到此处，乾隆帝又不禁十分得意，觉得自己竟然如此宽宏大量起来，又微微摇头，为地方官员们不读诗书，不晓事理，不辨皂白的做法而感到无可奈何。

武乡县按察史李承邺奉命搜查李、赵两家，把所有藏书仔仔细细清查一遍，未发现任何蛛丝蚂迹；胡绍南查王家也是空手而归。巡抚巴延三见三处都一无所获，出乎预料，正准备写奏折上报皇上时，那个进京呈送奏折的刚好回来。巴延三等人一看回折上的御笔殊批，立刻遵照执行，当即将李抡元等人全部无罪释放。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已致仕（退休）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名臣言行录》中自称“古稀老人”。乾隆知道后勃然大怒：“朕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匹夫安敢自称古稀老人？”乾隆曾于一年前，自己70岁时作御制诗称自己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铨如此自称便是犯了忌。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乾隆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考虑其年事已高，赏个全尸，下旨将其绞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