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轶事

宁宁

我的大学轶事张燕宁（一） 我是在1978年下半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湖州分院的，到了学校后才知道现已改名为嘉兴师范专科学校，当时的校长是陈彬。入学之前我一直居住在嘉兴市老城区，由于我姐和哥已在工厂工作，我被街道里定位下乡。那时被定位下乡是不能报名参加高考的，为了改变命运，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在1977年10月去新塍附近的农村插队务农，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考上大学跳出农村，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其实也是我插队务农的目的。由于“文革”后，累积了十几届的中学毕业生在一起考大学，其竞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当年能考上大学是很不易的，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 离开嘉兴去报到的那一天，我是与也是考上我校体育糸的我的邻居查跃东一起搭乘便车去的。到了学校，从汽车上拿下行李，看到眼前的场景让我大失所望，整个校园到处都堆满了建筑材料和杂物，通往新建教学楼的地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水潭。报到后，在寻找我的寝室和床位时出了一点意外。由于我名字的缘故，再加上班主任潘可为老师的粗心，他把我的床位安排在了女寝室里，难怪我报到后在男寝室里找不到自己的床位。后来，找到潘老师后，他对自己的粗心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就把我的床位给重新安排好。因为我的名字的原因，在以后的工作中，也经常会产生一些误会。在初一新生第一天来报到时，学生和家长们在看了分班名单后面的班主任的姓名后，不认识我的这些家长都误认为我是一个女教师，等到真正到教室里报到后，看到我是一个男教师后，学生和家长们都觉得很惊讶。我也因此常常以入大学时的床位被安排在女寝室里的误会，在向学生们介绍自己时，由此调侃自己，活跃气氛。 因为“文革”结束不久，高考也刚刚恢复，学校也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学生的集体宿舍，我们数学系的783班和784班的大部分学生，就一起暂住在一个新建教学楼一楼的一个大教室里，都是并排的双人铺。由于刚开学，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区，短时间里也缺乏了解，而同学间年龄和各自经历又相差较大，晚上熄灯后，为了尽快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寝室里来自城区的同学们聊天吹牛热闹无比。当时的嘉兴地区共有10个县市，地委所在地在湖州，在浙北的嘉兴地区就数嘉兴市和湖州市最大。当时，我也是一个喜欢夸嘉兴比湖州城市大和好的人，可是想不到的是784班的，同是来自嘉兴城区的杨力军同学，吹牛比我更甚。记得有一天晚上熄灯后，在聊天中，又开始比较两个城市的马路哪个宽时，他夸张地说嘉兴的五大厂之一的毛纺厂内，厂区的路可以并排开四辆大卡车，由此可以想象一下嘉兴的马路该有多宽了。这只是其中之一，象这样互吹的例子举不胜举。 嘉兴市南湖天地一景:在湖边 嘉兴市南湖天地的寄园 AI自创照片 原学校大门口 当年的新生录取通知书 当年的新生入学须知 1980年7月在杭州 1980年7月在海宁盐官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8年相聚在嘉兴南北湖 1980年7月在杭州 （二） 我们的班级共有45名学生，因为是数学系，男生居多，班里只有8位女生；784班女生更少，只有6位女生。 我们班里学生的年龄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初、高中老三届、历届生和应届生，年龄最大的已经32岁，很多已经结婚生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可以夸张地说是二代人在一起求学，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的奇异现象。我是属于历届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待业在家三年，在工厂里偷偷打过工，之后又下过乡，平时总喜欢与社会经历较丰富的老三届的同学在一起，听他们聊过去经历过的事情。而班级里巳婚并有孩子的同学，在课余经常聊的都是自己家孩子的生活、教育和成长过程，这些对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它对于我们还是颇有些吸引力的。在我的记忆中，平时相互间聊得最多的是我班的李元良同学与784班的李秉贵同学，他俩当时巳是有二个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们当年入学时，被褥等都是自带的，每学期结束后，我们把床单和棉被面和夹里带回家洗净晾干后，待下学期开学时再带来。由于我们男生大部分都不会翻缝被子，我们只有求女同学帮忙，而班中的老三届同学曹细蓉和郑靖中大姐就热心地担当起这一额外的工作。每个学期初，都是她俩最忙碌的日子，直至今日我们只要谈起此事，心里感觉还是暖暖的，感谢之情一直铭记在心。 1979年5月张公洞留影 1980年7月在杭州 1980年7月在杭州 1979年5月张公洞留影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8年相聚在嘉兴南北湖 在嘉兴南湖的湖心岛留影 1981年3月在苏州拙政园留影 1979年5月春游时在张公洞留影 1980年11月摄于嘉兴市人民公园 1979年5月张公洞留影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8年相聚在嘉兴南北湖 （三） 在求学期间，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学校的食堂里吃，为了节约时间尽快买到饭菜，尤其是中餐和晚餐，一般我们都是两个同学为一组，一个打饭，一个买菜，即使在生活中偶尔闹了点小矛盾，过后就和好了，从来不记仇，因此一直都是不分开的，一直搭伴到毕业。我的搭挡是班中年龄最小的程锡坤同学，他入学前是在桐乡的高桥读高中的。 当年，学校食堂里的饭菜是十分可口的，早餐很丰富，挑选余地较大，基本能满足各人所需；中、晚餐荤菜和蔬菜品种很多，烧的味道也不错，在荤菜中我们最爱吃的是大块肉、狮子头和红烧鱼块。在每次的中、晚餐时，我与陈锡坤事先约定，轮到他买菜时，只要有大块肉，就买大块肉，尽量选肥的，因为它一般要比瘦的肉略微大些。这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东西都是要凭票的，能吃上大块肉简直是一种享受。在入学初期，我与陈锡坤都是在不太大的食堂围着方桌立着或回到寝室坐在床沿上吃中、晚饭的。他总是先匆匆把饭吃完，然后再十分享受地慢慢吃着如红烧狮子头等美食，他的这种吃法常被我戏称为小孩子吃相。 在第一学期的冬季，由于学校里的浴室没有热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湖州市区的澡堂去洗澡。记得有一回我们去市区洗澡，同行的有李元良、陈锡坤和我等同学。当年李元良同学是我们班年龄较大的老三届同学，人长得壮硕，脸上胡子拉碴的显得很老成持重，又早已结婚，已为人夫为人父了；而陈锡坤同学却是我们班级年龄最小的，人长得瘦小，满脸稚气未脱的样子，活脱脱的像一个初中生。那时的澡堂，每人凭票有一只躺椅和一只存放个人物品及替换衣服的柜子。我们进去找到各自的位子后，就抓紧时间脱衣服准备洗澡。有一次，李元良脱好衣服后，就招呼服务员过来，让他把自己放不进柜子的厚外套，用杈子扠起来挂在房子顶部的架子上。服务员挂好后，用杈子指着隔壁躺椅上陈锡坤的外套说，“你儿子的也要挂上去吗？”李元良听得愣了一愣，赶紧解释说，“你搞错了，他可不是我的儿子，我们俩可是同班同学呀！”服务员满脸惊愕，嘴里嘟哝着挂好衣服就走开了。我们边上的几个同学看着这发噱的误会，偷偷掩面而笑。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求学期间曾发生过多次，毕竟我们是特殊年代的同班同学，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竟然相差一倍，年龄跨度犹如是两代人。 1980年7月在杭州 1980年7月在杭州 摄于嘉兴市小南湖 1979年5月张公洞留影 1979年5月去张公洞途中留影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8年相聚在嘉兴南北湖 摄于嘉兴市小南湖 摄于嘉兴南湖烟雨楼 在湖州市影剧院留影 1981年3月游苏州市虎丘留影 摄于湖州市公园 1979年5月张公洞留影 （四） 当年，由于我们班级年龄跨度大，每周的班团活动课的安排，确实让班干部们动足脑筋，因为它既要适合不同年龄层次学生的需求，又要能吸引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班有一位热心的文艺特长生——国舟同学，他是当地的湖州市人，不仅舞蹈出色，而且歌也唱的很好，班级文娱活动的组织开展和活动他是不二人选。 在周末的班级活动课中，他常常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精心挑选适合我们唱的歌曲，自己刻腊纸印讲义，然后教我们唱这些歌曲，给我们繁忙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全班同学不论男女和年龄大小，大家都认真学唱，嘹亮的歌声在校园内回荡，成了我们班级周末的一道靓丽风景。记得当年学唱的歌曲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二十年后再相会》、《祝酒歌》、《太阳岛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唱歌，在学会了唱这几首歌后，这些歌曲日后也就成了我与朋友们一起唱卡啦OK时的保留曲目。 在刚入学的这一段时间，我们783班与784班的学生暂时住宿在新建的教学楼一楼的一间大教室内，都是双人铺并排安放。我住在下铺，隔壁的是784班的老三届同学顾宏康。他来自嘉善，入学前曾是一个乡里中学的数学教师，从教高中多年，初等数学基础知识很扎实，为人热心，没有架子。 由于我们两个班除老三届之外的大部分同学的学生时代都在“文革”中度过，底子薄，学校针对我们师范生的特点，学期初就给我们强化补习初等数学，印发了许多讲义。记得当时有一本平面几何讲义，分门别类，共有六、七百道题目，让我们平时抽空做。那时，我们老觉得时间不够用，在学习上从不吝啬自己的课余时间，总想着尽快地把在“文革”中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多学一点知识。因此，平时我们就利用空余时间进行解答，想尽快地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我们两个班级中有好些同学，他们在入学前就当过老师的老三届学生，他们基础扎实，做的很快，早把其他同学甩在了后面。顾宏康同学更是如此。而我呢，在解题时遇到困难，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问睡在隔壁床上的顾宏康同学。而他呢，总是耐心地把怎么思考并解答的方法讲给我听，使我在短时间内解题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这对我今后的教学工作不无裨益。 在我的印象中，顾宏康是我们数学糸两个班级里，初等数学的解题能力最强的。每当我们遇到难解的题时，一般都是先互相探讨，还是不行时，最后都是去问他，而他总是信手拈来，迎刃而解。在讲解时，尽管他的嘉善口音很重，我们有时在背后也会学着模仿他的口音，但在心底里对他还是挺敬佩和感激的。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8年相聚在嘉兴南北湖 摄于湖州市公园 摄于湖州市影剧院 摄于湖州市公园 摄于湖州市公园 1980年11月实习时合影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8年相聚在嘉兴南北湖 2018年相聚在嘉兴南北湖 1980年11月在嘉兴市湖心岛烟雨楼留影 摄于湖州市公园 1980年7月在嘉兴市人民公园留影 1979年5月张公洞留影 （五） 在学校求学期间，除了学习外，平时我们在学校里经常参加一些体育锻炼，最常见就是跑步和打篮球，但最吸引我们的要数是每个周末，去离学校不远的人民电影院或湖州影剧院看一场电影了。当年的文化娱乐活动很少，在学校除了每天上课和课后做作业外，生活很单调，周末看一场电影的确是颇能吸引我们的，这也给我们平淡的学习生活增加了一些谈资和乐趣。 每到周末，吃过晚饭后，我们就会结伴去湖州影剧院或人民电影院看电影，记得班里最热衷看电影的要数陈天传同学和陈锡坤同学了，他们几乎是毎本必看。每到学期末，在整理回家的东西时，陈天传同学就会拿出一叠电影票存根，这些都是本学期看的，并且每一张电影票的存根上，都备注上这场电影的片名，真不愧是一个处处都留意的细心人，这对他在参加教学工作若干年后，调入嘉兴南湖区档案馆工作，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当时好看一点的电影，它的票是很紧俏的。若我们没有买到票时，只有在电影院或影剧院门口，在电影放映前等退票。但湖州市与其它地方不一样，退票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换票的，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和不适应。那时，最吸引我们的电影要数进口片了。每当我们看了一本精彩的电影，在回校的路上，大家互相交流着影片中的动人场景和观后感，有时这种兴奋要持续好几天。我呢喜欢在上政治课时，在笔记本上为了练笔，把刚看过的能吸引人的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加上自己的体会记录下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忙着在记政治课的笔记呢！ 有一次我们很多人结伴一起去看电影，记得放的是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看完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与陈锡坤落在后面，边走边聊着看电影的感受。突然，他困惑地问我，“电影里的外国人怎么会说中国话？”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电影制片厂翻译后，再进行配音录音制作的。”他一脸疑惑，“那不会吧，外国人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怎么会不是自己说的呢？”我解释道，“每次配音时，都是要对口型的，因此，看上去就像是自己说的一样。”可是陈锡坤对我的解释始终似信似疑，任凭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外国电影时，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后来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才逐渐明白“配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是我们在看电影中，所经历过的一个小插曲，真不知道陈锡坤同学是什么时候才真正弄明白在译制片中，外国人怎么会讲中国话的道理的。 1980年7月在海宁盐官观潮 1980年7月在嘉兴小南湖湖留影 在苏州市虎丘留影 在苏州市虎丘留影 在苏州市虎丘留影 在苏州市虎丘留影 1979年5月张公洞留影 1980年11月在嘉兴实习时留影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六） 在1980年的11—12月，我们整个班级分成好几个小组去各地的中学去实习。在去学校实习之前，我们先在自己班里强化做老师的基本功，如熟悉教材、练好粉笔字、讲好普通话等，并在班里进行了多次试讲。试讲后，我们请教我们《中学数学教学法》的老师进行点评，可以说为这次实习真是做足了功课。 因为我来自嘉兴市城区，嘉兴市的秀州中学又恰巧在我家附近，因此我就与丁珏新、黄进良、金伟伦、刘伯英、周保国等同学在秀州中学实习，带队的是李永福老师。我们每两个同学跟着一个指导老师，我与丁珏新的指导老师是秀州中学里，在教学上非常有特色的女教师——沈菊英老师。后来，在毕业后分配回嘉兴市区的中学参加工作后，我才知道她竟是我们市的数学教研员倪毓强老师的爱人，巧合的是若干年后，他们的宝贝儿子又成为了我的数学课代表。在实习期间，家不在本地的人，就一起住在秀州中学的一间大寝室里。有一天晚上，丁珏新不知什么原因发烧了，而我家离学校又近，我知道后，就与同学们一起把他送到离学校不远的嘉兴市第二医院。然后，挂急诊看医生。这件事情经过了近四十年，我早已忘记，可丁珏新同学每次在同学会上相遇时，总会提起这件事，对当年我对他的帮助，他却铭记在心。其实我们是同学，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件事若换成其他同学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在秀州中学实习时，黄进良同学与另一位同学的指导老师是一位男老师——朱老师，他是教初二的。在实习正式上课前，我们要听一个星期的课。朱老师在上《勾股定理的逆定理》这堂课时，不知什么原因，他在把已知三角形的三边，来判定这个三角形是否为直角三角形时，竟把证明的次序搞错了。听课的黄进良同学是高中老三届，在入大学前已做过多年民办教师，听了后觉得很惊讶。课后，他们两个同学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是否要向朱老师提出来，感到很为难，毕竟朱老师是他俩实习时的指导老师，实习结束后还要给他俩写实习鉴定。经过交流后，我们在秀州中学实习的同学们一致认为，要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在征求了带队的李永福老师后，他们通过适当的时机委婉地向朱老师提出，最后纠正了这个可能会影响全班学生成绩的错误。 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实习的体会时，我们把发生在嘉兴市秀州中学的这件事情，也向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在交流中，我们也听到了我班同学在其他学校实习时发生的一些趣闻，其中关于程勇智的实习轶事记忆最深，是哪位同学说的已经忘了。事情是在一次实习汇报课上，程勇智的课大概备的太详细了，除了课堂上授课的整个流程外，连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都标注上了。他在新课上完后，让学生巩固做练习时，自己巡视一周后，回到讲台前突然对着静悄悄的课堂大声说了一句，“请同学们不要讲话！”在下面听课的实习同学和老师们都觉得很惊讶，可见实习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准教师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 我们的毕业照 1980年11月在嘉兴秀州中学实习时与指导老师合影留念 摄于嘉兴南湖烟雨楼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 2011年2月毕业30周年相聚在嘉善西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