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旮旯里的 “八路窝” —— 母亲讲述的抗战故事

黄河边上的臭石头

　　从小到大，我很喜欢听母亲拉呱。那些发生在家乡、家族、乡邻中的故事，或惊心动魄，或诙谐生动。随着岁月流转，大多已在我记忆中模糊。但她直到晚年仍绘声绘色描述的“八路窝”往事，至今清晰如昨。那不仅是抗战时期母亲和娘家人冒着家破人亡的巨大风险，掩护共产党抗日人员的红色秘闻，更隐含着平凡民众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坚定抉择和担当。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也恰逢母亲诞辰100周年，我尝试搜寻记忆碎片，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付诸文字。不为猎奇，只为铭记母亲和那些在黑暗时刻闪现星火的乡亲，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撼华北。次年1月3日，广饶县城首度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1939年1月，日军卷土重来，在城头建起碉堡，小日本成了百姓生存的大祸害！

国土沦丧之际，国民党山东守军韩复渠部不战而退，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在暂时的权力真空中，混迹在广饶、临淄一带的李青山、王砚田武装团伙趁机崛起。他们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干着首鼠两端、朝秦暮楚的勾当——刚刚接受抗日整编，转眼就叛变当汉奸。这些民族败类助纣为虐，既勾结日寇强化控制占领区，也联絡伪顽围剿共产党抗日力量，益寿临广四边县陷入白色恐怖。

危难时刻，共产党人如星火燎原。1939年10月，中共清河区党委设立了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建立武装、创建四边抗日游击区，如利剑直插敌后。许世友、杨国夫、李人凤、马耀南等军政干部奉派深入敌后，，举起了山东八路军三支队的旗帜，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这些装备简陋、放下锄头就扛枪的“土八路”，夏藏青纱帐，冬隐碱场地，昼伏夜出，破路割线，除奸杀敌。四边游击区成了我党与日伪顽争夺的重要根据地。

我的姥姥家所在的广饶西店村，恰成乱世中的偏安之地。这个既小又偏僻的村子位于三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带。这一带曾是当年红枪会活动的区域，有着彪悍侠义的民风特质，又有渑水环绕、碱岭起伏的天然屏障。此外，村里有个黄某虽在汉奸李青山手下任要职，但恪守“兔子不吃窝边草”之道，在日伪扫荡时往往绕村而过、网开一面。这个偏僻村落自然就成为四邻八村老幼的避难所，也是共产党开展敌后活动的理想落脚点。那些隐藏容留抗日分子的人家，虽被乡亲们暗地里形象的称之为“八路窝”，但村里究竞有少人家隐藏过八路？有多少人为八路烧水做饭饭通风报信？这人命关天的大事，谁都不敢承认！

母亲记忆最深的是，她出嫁前一年（1940年）。当时，鬼子开始实施强化治安的保甲制度、国民党顽固势力也时常制造反共摩擦、各路汉奸占山为王残害百姓，四边区抗战形势逐渐恶化……

这年麦收后的一天后晌，被称做“赵先生”的中共清河区负责人王效禹，带着一个人悄悄住进了姥姥家。他们白天藏在堆放农具杂物的烟屋里，天黑了有时也溜到院子悄无声息的走动。也有时候晚上来陌生人找这个赵先生，很快就急呼呼的离去。他们连续住了好几天，饭食都是姥姥和母亲推磨摊煎饼，做好了饭就由大姥爷送到烟屋里。这几天，大姥爷兄弟几人心照不宣的增强了戒心，警惕的注视着院内院外、村里村外的动静。母亲和姥姥则躲在家里悄悄观望，一家人心知肚明，提心调胆，却都箴口默默。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母亲在院子里碰见了正在与大姥爷私语的赵先生，看清了他的模样：“高个子，方脸盘，脸上有麻子，说话温和，带着乡音。”问起他的来历，姥爷只含糊说是“从益都来的先生”。其实，全家人都明白他们是一档子抗日的人，但无人敢点其身份——在那个敌我难辨、人心叵测的环境里，沉默是最坚实的保护。

住了五六天后，他们要转移了。大姥爷拿出一家人过年也舍不得吃的白面烙饼，跟赵先生来的那个人要给饭钱，被大姥爷坚决推拒：“你们舍命干大事，俺管顿饭算啥！”此后，四边游击区被蚕食的更难维持，王效禹他们转战去了他乡。

直到抗战胜利后，母亲才得知那位赵先生是个共产党大官，干过共产党临淄、博兴县委书记，当过八路军的团政委，真名叫王效禹。可惜，这份荣光未能持久——“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造反夺权、担任了省革委主任的王效禹，后来犯了“反党乱军”错误，倒台了。姥姥和母亲并未把当年烧水做饭的事当做荣耀，也不把掩藏倒了台的王效禹当成见不得人的坏事。只是觉得世事多变、善恶难定，从此就很少再提这件事了。

1. 姥姥去世近50年了。五年前，我老母亲也在五年前溘然长逝，带走了这段“八路窝”里详实的红色记忆。如今的西店村，姥姥家的那间烟屋早已渺无踪迹。处在村旮旯里的老宅院被新建的砖瓦房挤没了影。村西边起起伏伏的碱场岭子变成了平整的良田，古老的渑水河也消失在高标准农田里。但我回到西店村，常想起母亲讲述的那个“八路窝”。它从来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刻意筑造的秘密据点，而是一间烟屋，一摞煎饼，一群普通农民在国难当头时的无言坚守。正是千万个这样的“村旮旯”，筑成了夺取抗战胜利最深厚的根基。是千千万万史册未载的百姓，为民族复兴铺就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