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韩城两地史圣故里之争的始作俑者是谁？

张崇发

河津、韩城两地史圣故里之争

的始作俑者是谁？

作者 陈振生

司马迁故里之争，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河津、韩城两地相持不下。近几十年的盲目舆论，更是一边倒地倾向于韩城，把在明朝以前国家早就认定的“司马迁是河津人”，彻底地翻了个个儿。

最近翻看《山西通志》，从山西巡按苏惟霖的《游龙门记》中看到“冀缺耨地、卜子夏后裔、司马子长后裔”等字句。由此，我联想到，明万历年间韩城进士张士佩的言行。

　　

一、明万历三十年，韩城人张仕佩借主编《韩城县志》，首次把司马迁故里写成韩城。

张士佩，韩城人，明嘉靖年间的进士（1556年），曾任江西、河南道御史，山东巡按。在山西、山东等地担任过按察副使、参政、布政使等职。晚年官至南京留都的户部尚书。

万历三十年左右，张士佩主持编修韩城最早的县志，于三十五年成书，在这部《韩城县志》里，张士佩首次把司马迁定义为韩城人，并在韩城修庙、刻碑、留志。

张士佩这样做的依据是：司马迁祖籍韩城芝川，因此他就是韩城人，韩城就是他的故里无疑。

张士佩还附会出“高门、华池”等所谓的司马家族遗迹。后来的韩城县令们，就跟随着张士佩的脚步前行。明末，韩城县令左懋第，新建了“司马子长庙垣门坊”。为了祭祀，左懋第遍访邑人，寻找司马迁后人，找了5年未找到一人。

到了康熙年间，韩城县令翟世琪又用4年时间继续寻找，勉强认定在韩城史公祠墓之侧居注的马景益即司马家族的传人。立即上报专管此事的学使，结果被否定。再以后，翟世琪又杜撰出徐村同、冯二姓为史公后裔之说。

这个随便冒出来所谓的同、冯之说，真是荒诞不经，令人生疑。就连翟世琪县令本人也在《太史公世家考》一文中说：“夫事之信于言者，不若信于心者也”。

就是这么一篇不能自圆其说的文章，现在一直被徐村的同、冯二姓，奉若神明，作为他们冒认史圣后裔的依据。

韩城司马迁祠墓自始建到历代重修，自祭祀到立会，都是当地乡绅民众所为。从未见到所谓司马迁后裔捐款、出工或祭祀的任何记载。有韩城学者发文质问一些自以为史公后裔者：昔日建祠祭祀时悄无声息，无所作为，如今却打着史公后人的旗号，趁民祭之日，献礼膜拜。这种行为令人匪夷所思。

二、明万历四十一年，山西巡按苏惟霖游龙门，迎接他们的是生活在龙门的卜子夏及司马迁(子长)的后人。这说明：司马迁故里在龙门(河津)，而不在韩城。

苏惟霖，湖北江陵人，生年不详，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山西巡按、河南按察副使。他曾于万历三十六年后巡按山西，万历四十年九月，游览晋祠，写下了著名的《游晋祠记》。万历四十一年春二月二十七日（1613年），又到了河津巡查，写下了著名的《游龙门记》。

苏惟霖与韩城人张士佩都是进士，同朝为官。苏游历河津龙门，是与山东人许维新（已丑科进士）、毕自严（壬辰科进士）三人同行的。他们游龙门的前四年，致仕在家的张士佩已去世（1609年）。

游览后，苏惟霖写了《游龙门记》，对龙门胜景大加赞赏，文尾明确写道：

“过冀缺耨处，不觉失笑曰：‘此周公礼乐之民也。’道旁两青衿，拱而立，一为卜子夏后，一为司马子长后。皆椎鲁少文，无教授西河，䌷绎龙门气.”

这就是说，他们游览完毕，途经卻缺耕田的地方，不禁失笑，此乃周公礼乐教化之民。相传，郤缺夫妇在冀地劳作时“相敬如宾”的地方就在清涧一带，与辛封村紧邻。道旁两位青衿学子拱手而立，一为卜子夏后人，一为司马子长后人，前来迎接。与之攀谈，发觉他们学识不厚，木讷少文，全无先祖教授西河,阐发龙门的风采。

在这里，苏巡按明确地记载了：迎接他们的是卜子夏后裔和司马迁（子长）的后裔，而且是经过冀缺耕田的地方时遇到的。

这比韩城杜撰出来的司马迁（子长）的后裔“同、冯之说”早了五六十年。

元代王思诚（1321年进士，曾任国子司业，监察御史等。）写《河津总图记》，对司马迁早有论述。

“ 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太史公自叙》曰：‘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是其坟墟所在矣。”

翟世琪杜撰徐村同、冯二姓为史公后裔，晚王思诚写《河津总图记》二百多年。

明万历年间，河津辛封村的司马迁后裔司马景生早就是朝廷认可的奉祀生了（有其家族保存的布牌神符为证），而韩城的张士佩及其继任者们，还在手忙脚乱地寻找史圣后人，真是令人可笑至极！时至今日，请问找到一个姓司马的没有？

更重要的一点是，张士佩是韩城芝川人，苏惟霖是湖北人，前者有作假的动机，后者没有这个必要。

河津的龙门天险，从来不乏名人光顾。从唐朝诗人李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著名诗句,到宋司马光、程颢、程颐兄弟等人的游记，金元的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兄弟的诗文,尤其是明朝薛瑄的《游龙门记》以及后来苏惟霖的《游龙门记》，更是把山水游记类文学推向了高潮。一直到清代的傅山、刘大鹏等人，先后有30多位文人雅士来过河津的大禹庙，登上龙门山，留下了许多的千古名篇。

最为重要的是，从汉成帝、北魏孝文帝到大禹庙献牲致祭，再到当代胡耀邦总书记挥毫泼墨“古耿龙门”的留言，更是把龙门的地位推向顶峰。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黄河东岸河津一侧的龙门。

看看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10多幅古龙门的照片，河津东禹庙建筑群的奇、险、雄、峻，河津古龙门渡的繁华昌盛，无一不说明“河津即龙门，龙门即河津”的历史事实。

韩城的西禹庙，滩涂岸高，面积狭小，临河山峦陡峭，人们活动的空间极少，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龙门就是河津”的代名词。北魏皮氏（河津古称）改名龙门县、龙门郡，这与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的所指顺理成章，一直为世人所公认。

三、结论

通过对万历年间张士佩、苏惟霖两位进士的言行对比，我们对司马迁后裔的真伪、归属，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从古至今，河津西辛封村世世辈辈居住的66代史圣后人，不论何时何地，都是如假包赔的真凭实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韩城人张士佩罔顾“迁生龙门”的历史事实，故意混淆祖籍与生地概念上的区别，是挑起史圣故里两地1相争的始作俑者。

民国时期的河津龙门东禹庙

文字:陈振生

照片:陈振生

制作:张崇发

陈振生，河津史志文化研完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期从事河津史志的研究。

陈振生，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期从事河津地方史料及地域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