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柔》她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海外版）

吴伟栗

1965年1月，第一学期快要结束。一天，我在改学生轮流上交的作业本时，突然注意到一本与众不同的练习册：书写方式格外用心，句子里似乎刻意暗藏了某种“呼唤”。在下一次作业里，她甚至贴进了一张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照片，并借着练习题的句型“造句” “回答问题” 等，夹带一些略显冒失却又隐秘的提问。

我立刻意识到，这样的举动意味着她正冒着极大的风险。学生在严密监视之下，一切异常举动都有可能让她陷入麻烦。于是第二堂课散场时，我把作业本全部发还，唯独留下了她的那一本。学生陆续离开，她走在最后——因为要来拿回自己的本子。

我把作业本递给她，轻声告诉她：“我把照片留下了。但以后要小心。” 那一刻，我终于认清了这个向我暗暗使眼色的女孩：奚晓柔。她有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面容清秀，身上是学生时代特有的一点淘气和灵气。她的衣着虽然在体制的框架内，但依旧流露出一丝年轻而朴素的“新颖”。那张小照片上的神情，与现实中的她一样大胆又克制。

我第一次意识到学生们受到监控的程度，是另一次课堂上发生的事。有一天，我不在常用的教学楼，而是到斗鸡闸的小房间上课。下课后，一位女生含泪来找我。她叫施昌美，是班里最出众的女孩之一，不仅长得漂亮，法语也最好。在练习对话时，我总是喜欢先请她回答。

她哽咽着求我以后别再先点她。原因她却不愿细说，但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出——她正遭受某些同学的挖苦与孤立。我试探地问是谁在为难她，她摇头不肯讲。此后，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从活泼开朗变得沉默、憔悴。我终于体会到那股无形力量对她的压迫。

春节临近，我们被告知将放 “ 寒假 ” ——为期三周。学生们要被送往乡下参加“体力劳动”。这个消息原本是一个学生在练习对话时无意说漏的。我们一听，立即提出想和学生一起去。校方却再三推辞，想方设法阻止：“农村没有床铺——只有草垫。”“吃不好，厕所是地上挖的沟。”“还有狼，尤其半夜最危险。”乔治·M. 反问 “ 狼也分种族主义者和非种族主义者吗？”

我们坚持不退。终于，在出发前夜，校方把我们召集起来，重复那些威胁般的理由，并正式宣布：外国教师不能参加劳动。会议临近结束时，乔治忽然站起来，带着戏剧舞台一样的语气说道：“我们知道，明天清晨学生将在学校广场集合。我们会到那里。除非你们用武力，否则挡不住我们。”

话音落下，我们全部起身，齐刷刷离开会议室。当天下午，一位中国教师来到饭店，神情严肃，却用“邀请”二字宣布：我们被允许“陪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第二天，我们带着简单行李来到校园。几辆卡车停在广场上，用来运学生的衣物。学生们要徒步十多公里前往郊外的农场，而所谓 “尊敬的外国客人” 则不能“受苦”，除了奥迪勒坚持与学生同行，其他人都被安排坐那辆往返宾馆与大学之间的老式美国汽车。

农场在一片农业开发区，四处是蚕桑基地。我们的工作很简单：拿锯子或剪子给桑树剪枝。有人负责挖沟渠，有人挑粪施肥。住宿区是几排简陋棚屋，男女被严格隔开。附近没有村庄，一切略显荒凉。棚屋前是一个水塘，我们所有的洗漱都在那儿完成。

每天早上，我们要在“锯子班”和“剪子班”之间选择。锯子班负责粗枝，剪子班负责细枝。为了靠近晓柔，我某天休息时悄悄进入她的宿舍，却没看到她。我问她的同学她去了哪——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

不久后，晓柔匆匆跑来找我，脸上写着惊慌：“你不能这样，会出事的。我们不能被人看到。” 第二天分工具时，她故意靠近我，轻声说了句：“锯。” 我立刻明白，要和她分到同一组，必须拿那一把锯子。果然，到地里后，我成功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劳动的日子里，中法学生常借机唱歌解闷。我过去一年在“修道院”酒吧听戈登·希斯和 Lee Payant 唱歌的夜晚几乎从未缺席，那些英文和法文歌我都烂熟于心。那天，我在离晓柔不远的地方剪枝，便不自觉唱起更多歌——这是我的第二个错误。

周末，校方坚持要我们回南京洗澡。我们说不累，也不需要洗澡，他们却执意要我们离开。等看到那辆美国汽车开来，我们只好妥协。后来晓柔告诉我：真正原因是——只要我们这些外国教师在场，学校就无法召开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的会议；而两个星期的劳动期中，这些会议是必开的。所以他们必须让我们走至少两天，以便补齐所有“思想环节”。

星期一，我们被送回农场。一天休息时，我独自走到远处的山丘，心里带着一点希望：也许晓柔会来。然而，那天她没有出现。直到后来她告诉我，她同样曾远离农场寻找我，但我们错过了彼此。

体力劳动接近尾声。在我们准备上车的混乱人群中，晓柔突然挤过来，把一颗糖悄悄塞进我的手里。我回到车上，脱离官员们的目光后打开糖纸，里面竟然还有第二层包装纸——上面写着她父母的南京地址。

假期还剩一周，大多数学生都回家了。晓柔也回到家中。我立即给她写信，约她在玄武湖北门见面。直接寄信到她父母家，无疑是巨大的冒险；但那封信明显还未进入监控，她很快便收到了。

约会那天，我提前到达，坐在林荫道的长椅上等她。当她走来时，我差点认不出她——她紧张得几乎变了模样。我们一起沿湖走了一段，找到一个能避开旁人视线的角落。她逐渐松弛下来，我便轻声说出心底的话：“我爱你。” 语气或许有些突然。她的法语并不够好，我的中文也很有限。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种语言，来表达内心真正的波澜。但爱情不会因为语言贫乏而缺席，它只是在那个时刻，以最原始、最笨拙的方式跃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