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柔》天安门的庆祝（海外版）

吴伟栗

天安门的庆祝

我们到校一个月后的九月底，被通知将前往北京参加国庆活动。196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日。于是我们又搭上去往首都的火车，再次免费住进友谊宾馆，这也给了我们与巴黎旧友重聚的机会——鲍里斯、皮埃尔·B.、让—保罗·R.、德尔菲娜·W. 等人。大家结伴在北京街头闲逛，对这座城市多了几分亲近感。

我们到的那一天，被送到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观看阅兵式。晚间，则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宴会。所有在中国工作的 “专家” 几乎都被邀请，人数大约在一千人左右，相应地，陪同他们用餐的中国官员也挤满了会场。

宴会的流程与南京的欢迎宴类似，只是放大了数倍。我记得在用餐之前，毛泽东亲自说了几句欢迎的话，随后是一位政府高层——也许是周恩来总理，也可能是外交部长陈毅——发表旷日持久的讲话。我已记不清具体是谁了。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在组织这种盛大宴会时展现出的惊人能力：十余道菜依次上桌，菜品精致，服务节奏如同编排好的舞剧，几乎没有一丝混乱。

宴会结束后，我们又返回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焰火表演。借着人潮拥挤的机会，我们当中的几个人成功摆脱了随行人员的监视，溜到广场中央，与群众一起在苏联曲调改编的小调声中跳舞。等到所有仪式结束，我们重新回到南京，继续未完的教学。

校园生活与课堂

所有法语课上，中国助教都在场。刚开始我对此颇感不安，他们解释说是为了 “ 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 ”。不久我就习惯了这种“旁听式在场”：他们一般在教室后排打瞌睡，对课堂内容几乎兴趣寥寥，让人感觉不到被监视。

由于大学离饭店较远，校方每天安排专车接送我们，这是战前的美国老式汽车，由校工担任专职司机，其中一位名叫老夏，曾参加过朝鲜战争，被称为“英雄”。每天清晨，司机们在饭店门口等我们，车子往往要再三等待迟到者。后来，有几位同事忍无可忍，攒够了钱便买了自行车——差不多要两个月的工资。

按照合同，大学承诺每月支付我们三百六十元（当时一元约合一法郎）[1]。可真正把合同拿到我们手里时，已经是几个月之后。合同里有不少明显偏向校方的条款，使我们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于是大家一致拒绝签字。在此之前，每月实际只发三百元。又过了一段时间，许多同事还是陆续在合同上签了名：有人是因为经济紧张，有人则希望表达“合作善意”。我和奥迪勒坚持到底，始终没有签，直到回国前不久，学校才一次性补发了所有欠款。

买下自行车后，我们在出行上拥有了有限但真实的自由。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一幢小别墅里的几间办公室，两人合用一间。别墅名叫“四鸡斗”[2]，坐落在校园中心。这个校园曾是在南京还是首都时由美国大学援建的，带着明显的西式风格；后来兴建的一批建筑，则在钢筋水泥的骨架上配上“中国式”屋顶，是典型的“斯大林式”风格。像英美大学一样，所有学生都住校。

校方显然希望我们把办公室当作备课、批改作业、接待学生的工作空间。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很快回来了：下课铃一响，我们就骑上车往饭店跑。刚到南京时，我们曾要求和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得到的答复是师生必须分开，就餐地点也不同。我们试着去教师食堂吃了几次，站着匆匆扒完饭，却发现伙食实在难以忍受，最终还是回到饭店解决午餐。

上课铃声是从安装在黑板上方的喇叭里放出的。每次课间，那喇叭都会自动切换到校园广播：演说、口号、《人民日报》社论朗读、军乐轮番播送。直到那时我们才逐渐明白：大学不仅是教学机构，更是一座训练未来干部的“兵营”。

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整队学生排成两列横队，齐步走，在《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是一个兵》《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军歌声中，从一幢楼走向另一幢楼。所有人必须佩戴校徽——教师的是红底，学生的是白底——以示等级分明。校徽上“南京大学”四个字据说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进出校门时，门卫会检查是否佩戴。临离开中国时，校方不忘把这些校徽全部收回，生怕落入“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间谍”之手，被用来潜入校园。

某一天，课间广播再次响起，一串高分贝的口号铺天盖地。我爬上讲台，把黑板上方的喇叭线直接拔掉。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我能感觉到学生们背脊上那一阵紧绷的战栗——却没有人敢走上前去把线接回去。

教材、争执与罢工

刚开始授课时，我们使用的是学校原有的教材。这些课本用拗口的法语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小故事，人物全部是“模范青年”或“建设者”，和真实的法国现实毫无关联。它们的目的显然不是教语言，而是借由语言传播政治思想。

在多次讨论后，我们说服校方采用由我们与中国同行共同编写的课文。部分老师在暑假回到巴黎，在“法语推广研究与学习中心”实习，带回了迪迪埃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的声音与形象》作为基础教材，全系随即统一使用。为了给学生录制听力材料，我们用自己的钱从香港购入现代磁带录音机——学校原有的录音设备早已陈旧不堪。可惜没有语言实验室，每个班只配一台老式录音机，只能勉强使用。

自离开巴黎以来，乔治·M. 一直与玛丽—埃莱娜形影不离。两人同坐飞机、结伴游柬埔寨，到南京后住在相邻的房间，她多半在他的房间里备课。我抱着重修旧好的幻想，甚至听说她对其他人都不感兴趣，除了偶尔对英俊的司机老夏投去一瞥。但有一天，我推门走进乔治的房间，屋里空无一人，却弥漫着一种我太熟悉的香水气味——那曾经属于我和玛丽—埃莱娜的记忆。那一刻，我明白一切已经结束。

不久之后（1964年10月），我们在“东语”的最后一位同学勒内·V. 也抵达南京。他因为私事未能与我们同机出发，被分配去教三年级。那一班学生与他年纪相仿，法语水平甚至相当出色。勒内因此尝试使用更活泼的材料：大仲马的小说节选、报纸剪贴等等。校方很快下令禁止，勒内提醒他们，在纳伊的大使馆曾明确承诺，外籍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学方法，并有机会与年轻中国教师共同生活与工作。但校方仍旧用一套熟悉的说辞回绝。

矛盾很快升级。勒内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戴着尖顶帽的小人，说这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又画了同一张脸，帽子倒扣在头上，像个漏斗，表示大学正在把预先选好的文本硬往学生脑子里灌。接着，他向学生宣布自己开始罢工——尽管学校干部郑重其事地解释“在中国没有罢工”。

为了不让学生蒙受完全的损失，他仍然为他们做最后的说明。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始终不肯让步，罢工持续了整整三个月。后来，有人提议调他去福州任教。勒内已经身心俱疲，表示为时已晚，他更想返回法国。最终，双方达成妥协：他不坐飞机，而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国。

我曾建议他 “ 顺便把我也一起带回去 ”，以便学校干脆把我们两人一并遣返。但他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我在他失败的地方多少取得了某种“成功”：我与一名女学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有一天，我们在宾馆餐厅吃午饭时，一位外貌有几分像居伊·德波[5] 的外国游客从餐厅走过。我问勒内是否认识“构境”圈子的人。他淡淡地说：“当然。”那一刻我才知道，他也是“构境者”。他把刚出版的一期《社会主义或野蛮》递给我，让我小心阅读，并补充说：“我不是来这里传教的。”

[1] 当时约等于法国的最低工资，也接近中国部长的官方月薪。

[2] 指明显偏向一方、使另一方处于不利地位的合同条款。

[3] 原文作“四鸡斗”，作者或许记忆有误。南京大学内有一幢小别墅名为“斗鸡闸”，为何应钦任职时期所建。

[4] 指《红军不怕远征难》。

[5] 居伊·德波（1931—1994），法国思想家、导演，“构境国际”主要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