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柔》到达南京的日子（海外版）

吴伟栗

南京1964年的南京，还是那座在1927—1949年间曾经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城市。按官方统计，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不过在数字上，“城市” 和其所辖的广大乡村并没有严格区分，真正意义上的南京城，要比这个数字小得多。这是一座并不富裕的城市。四条中山大道——北路、南路、东路和西路——在新街口交汇，那里竖立着几幢相对现代的高楼。离开这个十字路口，视线很快又回到低矮、陈旧的房屋上；越往外走，小屋越破旧，墙面斑驳，木梁裸露。公共交通靠的是老旧、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常常挤得几乎关不上车门。街上真正的主角是自行车，其间穿插着几辆卡车，以及极少数小轿车——这些车属于领导机关，用印花小窗帘遮住后窗，按着刺耳的喇叭声从人群和车流中闯过去。新的统治者，很快就继承了旧王朝那些象征身份的习惯。南京是江苏省省会，首先是一座行政城市；同时它又是一座大市场。每到星期天，成群结队的农民涌进几家大商场，有的买点必需品，更多的是在货架间来回穿行，安静地打量那些价格遥远、却令人心动的商品。这里也是工业城市，有几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其中一所卡车制造厂在全国都颇有名气。又因为聚集着多所高校，南京还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我任教的南京大学在全省享有盛名，吸引着来自江苏北部甚至上海的学生。城里还有外国语学院，瑞士的毛主义者雅克·H. 就在那儿教书，此外，还有各种科研机构和学校。再加上城墙内外分布着许多兵营，这里也同时是一座驻军城市。1949年之后，外国人几乎完全从南京消失了。等到我们出现时，在街上显得格外扎眼。孩子们一看到我们就指指点点，高喊 “外国人！外国人！”有时还喊 “大鼻子！” 然后一片 “哈罗！哈罗！” 的叫声在路边炸开。人群很快聚拢过来，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一度影响交通。头发颜色越浅，越难躲过这种围观。棕色头发的尚可勉强混在人群中，金发、尤其是红发女人一出现，就几乎能引发一场小小的骚动。偶尔有农村来的老实人想伸手摸摸我们，只为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他们带着歉意地说：“ 你们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外国人。”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南京度过了两年。直到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 ”的第一波风声开始传来，我亲眼看见一些最初的骚动，却并没有意识到事态将发展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到达南京刚到南京，我们被暂时安置在中山北路靠近山西路的南京饭店。这家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饭店，是城里唯一有资格接待西方人的地方。偶尔会有少数敢在那个年代到中国旅行的外国游客，也住在这里。至于接待 “兄弟国家” 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专家的宾馆在哪里，我们从未被告知。各级领导很重视我们的到来，接连安排几个欢迎仪式。首先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宴请我们——他身材高大，神情却有些客套，被介绍为 “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久之后，南京市长又在玄武湖公园湖心岛上的一座豪华饭店接见我们。后来，我常常独自来这个公园散步。每一场宴会都有单独印制的请柬，由我们的 “翻译”——也就是中国同事——郑重其事地送到我们手中。这些宴会，与其说是欢迎我们，不如说是主办者向本地客人展示自身地位的场合，也是干部们以“各民族友谊”为名，在精致菜肴间从容周旋的好机会。外国人和中国宾客围坐在几张大圆桌旁，一位看不见的总指挥在暗中安排座位：身份、级别、发言顺序，都在这个座次中有严格的考虑。我们在翻译陪同下准时到达，主人方才出场，穿着熨帖的斜纹或毛料中山装，依季节而变，却毫不失体面。按惯例，众人先在宴会厅旁的小客厅里喝茶，随后主人请大家入席。每个人座位前都放着一张写有姓名的小卡片，据说出自一位以书法见长的职员之手。用茶时和吃饭时，谈论内容多是些套话：中法友谊、社会主义建设、对中餐的赞叹。菜一道一道端上来，几乎不间断，其间伴随着一轮又一轮 “干杯” ——多半是高粱酒，常见的品牌是茅台。到了尾声，大家都有些微醺，有时甚至大醉，话也渐渐随意了。这正是容易流露真心话的时刻，主人却会骤然起身，宣布宴会结束，带着宾客迅速离场——他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任务，也避免了一切可能的“多余表态”。来南京的外国人并不只有我们四个中文系学生。还有一批从法国、瑞士、比利时、德国和古巴招聘来的 “专家” ，有原本在欧洲任教的教师，也有忠诚的毛泽东主义者。斯大林时期的经验似乎并未动摇他们对极权主义的信仰，他们中的许多人直至生命末期仍坚守这一立场。我记得的名字有：荷兰人汉·V.D.P.，他以英语教师身份前来，带着妻子——法国人莫尼克·P.——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大卫（九岁）和娜塔莉亚（两岁）；瑞士毛泽东主义者雅克·H.；比利时的让—雅克·H.；法国人安娜—玛丽·X. 和罗杰·F.；德国人阿尔蒂尔·X.；还有来自古巴的鲁本·Y. 及其家人，他们甚至带着年幼的孩子和外祖母一同前来。南京大学的法语专业分三年制（专科）和五年制（本科）两个层次。三年制毕业的学生将被派往非洲法语国家担任技术人员；五年制则培养更高层次的干部。我被安排给本科一年级的两个班授课。每班三十名左右学生，多数是十七、十八岁的新生，还有几位从其他系毕业后来读法语的学生，年纪与我相仿，甚至更大。男生女生数量大致相当。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每周十六节课，分四个上午上完，每天从早上七点到十一点。下课时我们几乎精疲力竭，只想赶回饭店吃午饭，再睡一个午觉。剩下的时间要备课、录制教材、批改作业。晚上并不总有力气出门，况且城里的娱乐方式本就有限。走路或骑车在街上会引来人群围观，令人颇为尴尬。除了逛逛新街口的大商场，在饭店吃晚餐，大概就没有更多消遣了。有一回，我独自在夫子庙一带闲逛。这里在1949年“ 解放 ”前曾是南京有名的娱乐区，河道两旁有“花船”来往——实际上是水上的流动妓院。那天我意外发现了一家全城唯一像样的饮料铺，有点类似酒吧，柜台上还装着一座老式手动啤酒泵。此后我又光顾过两三次，但店里规定喝酒必须点熟食，而那气氛让我始终不大自在，便也渐渐不去了。我的两个班配了两名中国教师：张本和路汉恩。他们的法语相当有限，很快便退居为助教或学监的角色。整个系里真正能说流利法语的只有何如教授。他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长期在法国生活，与保罗·瓦莱里相识。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据说毛泽东《选集》的法文译本，就是交由他负责翻译的。正是在他的笔下，毛泽东那句被不断引用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得以被翻译成更易为法国人理解的“革命并非一场盛大的晚宴”。除了何如和我的两位助教，我还能记得的法语教师有：汪文漪、陈宗宝、肖瑞芬、邵希平、张月楠、何清华。在学生中，我尤其记得几个人：白记祖、唐秀英、李如，以及李有双——因为名字缘故，大家给他起了绰号“李双双”，那正是当时电影里一位女英雄的名字。李有双后来感染严重的肝炎，我多次到医院探望他，直到与他告别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