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柔》南京，1964—1966 （海外版）

吴伟栗

1964年的春天，我在巴黎里尔街的东方语言学校读书，这里人们习惯称之为“东语” ，我被注册成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中法刚刚建交，中国方面急于发展法语教学，希望尽快培养一批能在非洲工作的年轻干部。我们的一位中文老师李志华，他得以自由出入中国驻法大使馆，也就成为大使馆在学生中招募志愿者的关键人物。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因为常与一些思想激进、熟悉托派理论和 “构境国际” 观点的朋友来往，我对北京当时实行的政治体制心存疑虑。但这些长辩短论的理论争执，与当时的生活相比，都显得遥远。我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旁的美国咖啡馆修道院做侍者，有一份勉强维持生活的工资，也有一段和玛尔蒂娜·C. 的恋情。她常在深夜来到我在阿古尔街的女仆房间小住，那是她的叔叔阿德丽娜夫妇租给我的短期房。

上一年，我曾与中文班的一位女同学玛丽—埃莱娜·T. 有过短暂的情感，由于一次错过约会，就让她悄悄离我而去。但在李志华向学生宣布消息不久，她在学校里对我说，她已经报名准备出发，甚至鼓励我也加入。

也许是因为仍未放下那段情感，也许是对巴黎的生活本就没有多少牵挂，我很快便作出了决定。中文学习在“东语”并不理想，激进的朋友们的思想战对现实也帮不上什么忙，而在修道院做侍者的日子显然没有前途。我对自己说：至少，去中国还能真正学好中文。

出发定在夏末，其间我们到位于纳伊的中国大使馆办理手续，并参加了大使专为我们十五名志愿者及教师准备的晚宴。席间，我第一次见识到中国式“暗语”的微妙。罗贝尔·鲁尔曼滔滔不绝、玩笑低俗，大使脸色愈发不悦。点心上来时，大使亲手切开一只梨，把其中一半递给鲁尔曼。后来我才明白，“分梨”与“分离”是同音，那是礼貌却毫不含糊的“请你离席”。

出发前，我仍每晚还在修道院工作，有时夜里睡在玛尔蒂娜的怀里。临别前的最后一夜，她哭得几乎不能自已，而我却已下定决心。第二天的上午，我们登上了飞往金边的飞机。

萨玛娜与“队长”

那个年代，法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直航班机。我们先乘法航到柬埔寨，再换乘柬埔寨王家航空的飞机前往广州。然而，飞金边——广州的唯一航班忽然宣布停飞，据说需要检修，但大家私下里都知道，是被西哈努克国王征用去了。

我们因此在金边滞留了整整七天。航空公司将我们安排在莫诺隆酒店。夜里，有些夫人误以为我们是富裕游客，到窗前招揽“业务”。时差折磨之下，我常在半夜醒来。某天夜里，一位在街边拉客的年轻少妇向我招手。她不会说法语，一位当地人称作“队长”的人力车夫主动上前做翻译，并邀请我下楼。我跟了下去，但我对卖淫一向保持距离，于是就礼貌的拒绝。我告诉他们：我几乎身无分文。事实上，我只剩下在“修道院”工作最后一晚的小费。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少妇，后来我得知她名叫萨玛娜，依然邀请我到她乡下的家里走走。我们于是坐上人力车出发。“队长”踩着踏板，萨玛娜坐在我身旁。一个多小时后，城市的灯火已经在身后，车停在一座高脚木屋前。她的一家人都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平台上摆着两张行军床：一张给“队长”，另一张给萨玛娜和我。她几乎一沾枕就睡了过去，而我在昏暗中望着木结构的天花，思绪纷乱。

天亮时，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队长”继续担任翻译，我这才知道萨玛娜曾与一位法国工程师生活数年，对方离开后她便独自谋生。她渴望摆脱卖淫的生活，希望找到新的依靠。我反复解释我在柬埔寨只能停留八天，但她似乎不愿意听。

早餐毕后，“队长”载我回城，途中让人力车停在路边小馆，点了黑猫咖啡和当地白兰地酒，让我结账。我再次说自己没钱，他便索性脱下我的衬衣，算作车费，把我光着上身送回酒店。第二天我睡过了头，没有赴约与萨玛娜去看电影，之后也再没见过她。我们一行人商定从未来的工资中预支小额津贴，去吴哥窟短途旅行。

在寺庙的客栈，我偶遇曾在法国与我调情的雅克丽娜·G.，她正在探望在柬埔寨工作的父亲。回到莫诺隆酒店，我刚走到窗旁，就听见萨玛娜和“队长”在楼下愤怒地指责我失信。那一刻，我确实无言以对。

友谊宾馆

几天后，“检修完毕”的飞机终于可以起飞了，我们经广州转机抵达北京。途中需要在河内短暂停留，但因越战正酣，我们被禁止下飞机，只能透过舷窗远望封锁的机场跑道。

在北京，我们被安置在西郊的友谊宾馆，即原名中苏友谊宾馆，昔日是苏联专家居住的地方，俄语称作 Droujba。这里由庞大的服务与管理人员体系运作：门卫、侍者、厨师、清洁工，以及负责监视外国专家的官员。气氛拘谨、谨慎，有些人甚至会直接把我们的举动向上汇报。短短八天时间，我便充分感受到这一体制的严密。

抵达后，我们被安排参观名胜古迹——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也被要求每日出席例会，了解未来的教学安排。然而，很快我们得知：未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政府已经决定从我们中选四人前往南京任教。

消息一出，全组一片哗然。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教学，也希望提高中文水平，而据我们所知，南京的普通话带着强烈地方口音，对初学者而言十分艰难。但所谓“争取”，在这里毫无意义。中国的谈判方式并不是你来我往，而是不断重复同一理由，直到你接受为止。

队伍中有人主动请缨：奥迪勒·S. 和乔治·M. 最先报名。玛丽—埃莱娜受乔治追求，她也决定跟他走。随后，在压力和现实面前，马尔克·A. 也妥协了。在金边的旅途中，我和鲍里斯·G.、贝纳尔·T. 建立了不错的友谊。到北京后，鲍里斯告诉我，团里有位女学生对我有些兴趣，但一次“试探性的靠近”后，大家都明白我们并不合适。

就在此时，玛丽—埃莱娜找到我。她说：“你不会让我一个人跟这些人一起去吧……”她的语气让我无法拒绝。她补了一句：“但我并没有答应你什么哟。”这句话本该让我清醒，但我依然选择替她分担。于是我去找马尔克·A.，提出互换。他欣然同意，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留在北京。就这样，我踏上了与玛丽—埃莱娜同赴南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