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辞店：锁定黄梅戏的文化根脉

小飞哥

黄梅县胡禄桥村

黄梅县挪步园风景区

黄梅县揶步园风景区

黄梅县问梅村

在长江中游北岸，黄梅县宛若一颗温润的明珠，镶嵌于鄂、赣、皖交汇之地。这片土地，自古文脉悠长、弦歌不绝，不仅孕育了代代英才，更以其深厚的人文积淀，滋养出黄梅戏这朵中华戏曲宝库中的雅俗共赏的奇葩。关于黄梅戏的发源地，学界曾有多种讨论，而《张德和辞店》《胡晏昌辞店》《蔡鸣凤辞店》这三部早期采茶戏经典遗存，恰如三把钥匙，为我们揭开了黄梅戏源自湖北黄梅的核心密码.故事发生地与戏曲发源地的深度契合，既是黄梅戏“就地取材、依俗而生”创作传统的生动体现，更是其文化根脉深扎黄梅的有力证明。
一、水路与商脉：鄂东商贸图景中的黄梅枢纽
“三辞店”中商贩的活动轨迹，离不开鄂东地区依水而兴的商贸传统。明清时期，一幅以长江为经、支流为纬的水运图谱在华夏大地徐徐展开。黄梅县，恰如这幅画卷上的点睛之笔，扼守内河出江之喉，坐拥长江、雷池交汇之利。来自浠水、蕲春等地的物产经内河汇入黄梅，再转运至皖、赣等地；反之，外地商品也以黄梅为跳板，输入鄂东腹地。这种“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地理优势，使黄梅自然成为舟车辐辏，商贾糜至，也为“三辞店”故事的展开提供了真实的商贸背景。
1.长江航运中的“小商贩逻辑”
有观点将蔡鸣凤的行商路线与安徽华阳镇牵强联系，实则混淆了大商帮与小商贩的航运差异。明清时期的长江航运存在明显的层级区分：官方漕运与大商帮，凭借数十吨级的大船，往来于苏杭与川渝之间，华阳港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码头，常为其货物中转之地[1]。然而对蔡鸣凤这类以“贩翠花、卖丝绸”为生的小本商人而言，如此长途航运实难企及。
据《黄州府志·方舆志》所载，当时浠水、黄梅一带的小商贩，普遍使用仅能载重3至5吨的“小划子”（亦称“三板船”）[2]。此类船只轻便灵活，一两人即可操纵，适于在内河水网中穿梭，却难以抵御长江干流的风浪。自浠水巴河口至华阳镇，水路长达150公里，江面开阔，汛期流速可达3米/秒，“小划子”航行其间，风险极高。更何况华阳港的“过闸费”“码头税”等项，单次所费便相当于小商贩短途贸易的全部利润[3]，蔡鸣凤若以华阳为经营据点，几无盈利可能。
2.黄梅：小本生意的天然舞台
黄梅本地的乡镇商贸节点更契合小商贩的生存需求。明清时期，黄梅孔垅、小池等地手工业作坊密集，尤以纺织为盛。孔垄驿、濯港、胡六桥等处，因内河交汇形成繁密的集市网络，商旅不绝。《黄梅县志·商贸篇》记载，乾隆年间“孔垄驿日聚客商数百，多为绸缎、杂货之贩”[4]，这正是蔡鸣凤经营对象的真实写照。浠水盛产棉花，为制作翠花、丝绸的优质原料，蔡鸣凤将棉花运至黄梅，或交予本地作坊加工，或直接转售布商，再将成品销往黄梅各地及周边的广济、蕲春，形成“原料—加工—销售”的短途闭环，既安全又高效。此类商贸模式，恰是鄂东小本生意的典型反映。
二、生意本质：“三辞店”的黄梅核心圈
“三辞店”中的主角虽身份不一，却皆在以黄梅为中心的地域内构建其商业网络。他们的经营轨迹如三条溪流，最终汇入黄梅这片商贸主流，体现出黄梅戏早期剧目“扎根本土”的鲜明特征。
1.张德和：黄梅本土的“烟火气”生意
《张德和辞店》中的张德和，为黄梅走马垏人氏，其生意充满本土生活的烟火气息。剧中述其以“贩粮售布”为业，模式清晰：在黄梅乡村收购余粮与土布，转销广济、蕲春等地，再携回盐、铁等杂货，于黄梅集市售卖。此类“短途贩运、互通有无”的经营，完全依托黄梅的地理辐射力，无需涉足长江干流的长途航运。
剧中“辞店”情节发生于黄梅县城的客店，缘由是他欲往邻县进货，而非远行安庆、苏杭。其客源来自黄梅乡邻与小商贩，货源出自本地田间，销售亦在黄梅集市，整个生意链条与华阳镇无涉。张德和的形象，正是黄梅本土小商贩的缩影，其故事得以在黄梅流传，正因贴近当地民众的生活实态[5]。
2.胡晏昌：以黄梅为归宿的“返乡商路”
《胡晏昌辞店》中的胡晏昌，系黄梅濯港胡牌人，这位科场失意的书生，将经商的终点始终锚定于故乡。他远赴汉口贩运绸缎，表面行程遥远，实质是“借汉口之货，兴黄梅之商”。汉口作为商贸重镇，绸缎品优类全，然对胡晏昌而言，此处仅为货源所在，而非经营核心。
剧中他在汉口结识店姐苏月英后，因“梦见父母在黄梅啼哭”而决意辞店，此情节不仅是情感抒发，更暗合其商业规划——所携绸缎终将销往黄梅的孔垄驿、濯港等商贸兴盛之地。当地绅宦富户对优质绸缎需求旺盛，而黄梅本土手工业相对薄弱，恰为胡晏昌提供市场空间。于他而言，汉口是“过路”，黄梅方为“归宿”，其生意始终围绕故乡展开，这正是黄梅人“恋土恋家”文化特质在戏曲中的折射[6]。
3.蔡鸣凤：依托黄梅的“跨县协作”生意
《蔡鸣凤辞店》中的蔡鸣凤虽籍贯浠水，其生意根基却深植黄梅。他“贩翠花、卖丝绸”的营生，完全依赖黄梅的商贸优势：浠水的棉花为优质原料，黄梅的作坊可加工为精美翠花与丝绸，黄梅的客商则构成稳定消费群体。其经营路线清晰可循：自浠水收购棉花，运至黄梅胡六桥、孔垄等地加工，再于黄梅集市销售，全程以黄梅为核心枢纽。
早期剧本中，柳凤英的客店明确设于“黄梅胡六桥”，此细节绝非虚构。胡六桥地处黄梅内河交汇要冲，为商贩往来必经之地，客店云集，正是蔡鸣凤一类小商贩暂驻的理想场所。后世安徽艺人为贴近本地观众，将“胡六桥”改为“华阳镇”，却背离了小商贩的经营逻辑。蔡鸣凤与黄梅的关联，还体现于其社会关系——柳凤英为黄梅柳明家村人，生意伙伴亦多黄梅商户，他实已成为黄梅商贸圈之一员[7]。三出辞店中，唯《蔡鸣凤辞店》虽经安庆艺人改编，却难掩黄梅本土另有《张德和辞店》、《胡晏昌辞店》之事实，三者如孪生姐妹，共证黄梅渊源。
三、三重佐证：“三辞店”的黄梅基因
“三辞店”对黄梅的指向，非单一剧目的偶然，而是人物籍贯、原始唱词与民俗活动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证据如层层印记，清晰勾勒出黄梅戏源于黄梅的文化轨迹。
1.人物籍贯：刻于身份的黄梅烙印
“三辞店”主角群体带有鲜明的“黄梅基因”。张德和出自黄梅走马垏，胡晏昌来自黄梅濯港胡牌，二人籍贯在早期剧本与民间传说中均有明确记载，为地道黄梅人。即便蔡鸣凤为浠水人，其核心社会关系亦深植黄梅——柳凤英的籍贯“黄梅柳明家村”，在乾隆年间原始唱本中有清晰标注，其生意伙伴与往来客商亦多黄梅人。
此种“主角或关键人物属黄梅”的设置，绝非偶然。黄梅戏早期创作常以本土人物为原型，以身边事为素材，此为民间戏曲“接地气”的生存法则。张德和、胡晏昌的故事所以能搬上戏台，正因其经历在黄梅家喻户晓；蔡鸣凤的故事流传于黄梅，亦源于其与黄梅的深厚关联[8]。人物设定上的“黄梅属性”，为剧目烙下深刻地域印记。
2.原始唱词：锚定黄梅的“地理密码”
唱词为戏曲灵魂，亦为地域指向的“活化石”。“三辞店”原始唱本中，大量黄梅本地地标的出现，如一把把地理密码锁，将故事空间牢牢定位于黄梅。乾隆初年采茶戏版本中，《张德和辞店》唱道“黄梅县城买布去，孔垄驿前收粮归”；《胡晏昌辞店》有“濯港胡牌我的家，考田河畔把船发”之句；《蔡鸣凤辞店》更明确有“柳凤英开店在黄梅，胡六桥（胡禄桥）边迎客归”[9]。这些地名如黄梅独特“指纹”，为后人难以篡改的地域铁证。
蔡鸣凤墓碑现存于浠水县洗马镇太平寨，以花岗石、大理石构筑，高大端庄，为清末少见之讲究墓葬。碑中刻“十九世祖鸣凤大人之墓”、“清光绪29年（1903年）立”等字。而卖饭女柳凤英之身世，据已故黄梅采茶戏艺人桂三元及其徒胡丙荣、丑角黄定忠所言：柳凤英家在柳明家村（今黄梅县余显乡），其生前开店于胡禄桥（距黄梅县城二十华里）桥西首，逝后葬于齐湾山坡。蔡鸣凤至黄梅经商即住其店。辞店之时，柳凤英自胡禄桥经大河铺，送至广济双城驿方回。桂三元、胡丙荣称曾亲见柳凤英之坟，胡丙荣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首演《蔡鸣凤辞店》饰卖饭女时，尚往其墓前焚香祭奠。此说印证柳凤英确为黄梅人。
清乾隆初年，江西九江总督兼景德镇窑务唐英将黄梅采茶戏《蔡鸣凤辞店》改编为昆曲《梁上眼》[12]，后流传于长江中下游打锣腔剧种。京剧亦改编为《串珠记》（又名《蔡鸣凤》）[13]。《小辞店》至迟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前已流行，因唐英约于该年去世，这说明黄梅戏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已然在黄梅县形成。后世安徽艺人改编时，将“黄梅胡六桥”易为“安庆华阳镇”，“黄梅孔垄”换作“太湖潜山石牌”，此类改动虽便于本地观众接受，却偏离历史实情。明清时期，太湖、潜山属安庆府，与浠水商贸需经黄梅中转，蔡鸣凤若真于彼处经营，其核心据点亦必在黄梅，而非江边华阳镇。原始唱词中的黄梅地标，方为剧目的地缘本色。
1.民俗活动：承载剧目的黄梅土壤
戏曲生命力在于与民俗的深度融合。“三辞店”所以能在黄梅流传数百年，正因其扎根当地民俗活动，成为民众生活组成部分。明清时期，黄梅“三月三庙会”“秋收戏会”等场合，“三辞店”为必演剧目。每逢此时，濯港、孔垄等地戏台前观者如堵，艺人需以纯正黄梅方言演唱，演出前尚须至“柳明家墩”“胡牌村”等传说人物故里祭拜，此类仪式强化了剧目与黄梅的联结。
在这些民俗中，“三辞店”不仅是娱乐，更是价值观的传递载体。张德和的诚信、胡晏昌的孝悌、蔡鸣凤的勤劳，皆与黄梅民风相契，成为教化乡里的工具，与明代黄梅县令曾维纶《黄梅风教论》互为呼应。而华阳镇从未有与“三辞店”相关之民俗活动，当地民众对剧中人与事亦感陌生。此一对比表明，“三辞店”的文化根系在黄梅，而非他处[10]。
四、华阳之说：传播中的“地域适配”谬误
《小辞店》何以衍生“华阳镇”之说？此谬误产生于黄梅戏传播过程中的“地域适配”改编，而非剧本地域属性本身。明清时期，黄梅戏随移民传入安徽，为便于当地观众接受，艺人常对剧目进行本土化调整，“华阳镇”之说即为这类改动的产物。
1957年，安徽艺人整理改编《小辞店》时，为增强地域贴近性，将剧中黄梅地标替换为安徽观众熟悉的华阳镇、太湖、潜山等地名[11]。此类改编在艺术传播上具有一定合理性，却使剧目失却历史本真。需明确，此修改仅针对《小辞店》一剧，《张德和辞店》《胡晏昌辞店》因传播范围有限，未经历类似改动，仍保留“黄梅核心”的原始设定，形成“一剧两说，三剧归一”之局。
陆洪非等学者将华阳镇与蔡鸣凤关联，实为混淆大商帮与小商贩的活动场景。华阳镇为大商帮中转码头，适于大宗货运；而“三辞店”主角均为小本经营者，其“走街串巷、依托乡镇集市”的经营方式，与华阳镇的“大码头”属性不符，仅契合黄梅的“乡镇节点”特征。将大商帮航线强加于小商贩，有违历史真实与商业逻辑。
五、结论：故事为证，根在黄梅
拨开传播迷雾，回归“三辞店”本源，可清晰见得：三部经典剧目以其生意模式、人物关联与民俗根基，共同指向同一结论——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县。
从生意核心观之，张德和的本土贩运、胡晏昌的返乡经商、蔡鸣凤的依托黄梅协作，皆以黄梅为货源、销售地或归宿，形成“黄梅中心”的贸易网络，无需依赖华阳镇；从地域基因视之，两剧主角为黄梅人，一剧核心关联人扎根黄梅，原始唱词中的黄梅地标与民俗活动中的黄梅载体，共构“三剧归一”的地缘基础；从传播谬误析之，华阳镇仅为《小辞店》传播中的适配场景，未为前两剧所取，亦不合小本生意之需，无法动摇三剧共指黄梅的核心结论。
“三辞店”的故事，如一面明镜，映照黄梅戏源于黄梅的历史本相。这些剧目生于黄梅商贸集市，长于黄梅民俗活动，承载黄梅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追求。华阳镇或为传播历程中的临时驿站，黄梅方为其永恒文化根脉。正如黄梅山水滋养世代民众，亦孕育黄梅戏这朵戏曲奇葩，其根源所在，清晰确凿，不容淆乱。
参考书目
1. 《安庆港史》，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书社，1990年版。
2. 《黄州府志》（乾隆版），黄州府地方志编纂局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长江中游航运史》，中国航海学会内河航运史专业委员会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
4. 《黄梅县志》（道光版），黄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5. 《黄梅采茶戏研究》，王兆乾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鄂东民俗与戏曲研究》，刘水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7. 《蔡鸣凤辞店原始剧本汇编》，黄梅县文化馆编，内部资料，1982年。
8. 《中国戏曲志·湖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