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相轻”之桎梏，立“相重”之新风：论文化生态中的人才观与建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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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相轻”之桎梏，立“相重”之新风：论文化生态中的人才观与建设之道作者：陈吾军摘要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于《典论·论文》中一语道破千年文坛之积弊。此现象不仅指文人间的相互轻视与贬损，更深层次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与认同焦虑。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文人相轻”现象的深层危害，论证其对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文化发展的巨大破坏力。核心论点为：对他人的不敬与不认可，实则是对自身格局与发展潜力的最大戕害。为破除这一桎梏，文化领域必须实现三大转向：在态度上，从封闭排异转向虚怀纳谏，珍视他人的指正意见；在评价标准上，从“情”先“才”后转向“才为先，情为后”，建立以德才为本的客观体系；在发展战略上，从内耗消耗转向薪火相传，着力发掘、培养兼具正能量、才情、情怀与担当的青年力量。最终，构建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基础，以才德为准绳，以发展为导向的健康文化生态，是推动文化繁荣与创新的根本途径。关键词：文人相轻；文化生态；人才观；虚心纳谏；因材施用；青年培养引言 中国文化星河璀璨，绵延数千年，其生命力源于一代代文人学士的创造与传承。然而，在这条辉煌的星河之畔，始终伴随着一片名为“文人相轻”的阴影。它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或口舌之争，而是深植于特定社会结构与心理机制中的文化顽疾。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已见学派攻讦之端倪，至魏晋时期的门第清谈更显人物品藻之苛酷，乃至明清党争与文人结社中的党同伐异，此风可谓源远流长。 在当代社会，尽管“文人”的范畴已从传统士大夫扩展至整个知识界、文化界与艺术界，“相轻”的现象却并未消弭，反而在以学术圈、文艺圈、网络舆论场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场域”中，呈现出新的形态。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创作上的风格鄙夷、资源争夺中的互相倾轧、网络上的“口水战”与“拉踩”文化，皆是“文人相轻”在当下的变体。其危害远不止于制造人际关系的紧张，更在于它侵蚀着文化创新的土壤，阻碍着优秀人才的涌现，最终迟滞整个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因此，重新审视“文人相轻”这一古老命题，揭示其巨大的隐性成本，并探寻一条从“相轻”到“相重”的转型之路，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纠正这一风气的核心，在于深刻认识到“对他人不敬与不认可，是对自己最大的损失”，并由此生发出一系列关于人才评价、使用与培养的根本性变革。一、 “相轻”之害：无形之墙与巨大损耗 “文人相轻”绝非无害的“雅癖”，其危害性如同慢性毒药，在无形中构建起阻碍交流的高墙，造成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巨大损耗。（一）对个体：格局的萎缩与认知的闭环 首先，于轻视者自身而言，“相轻”心态是其个人格局与精神成长的最大障碍。当一个文人习惯于通过贬低他人来获取优越感时，他便陷入了自我构建的精神牢笼。1. 阻碍自我精进：一个真正强大的内心，源于不断的自省与学习。而“相轻”者将目光投向他人的“不足”，以此掩饰自身的焦虑与不足，从而失去了深刻自我批判的动力。孔子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相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是“见贤则讥之，见不贤则嘲之”，其结果必然是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拒绝接受他人指正，等于关闭了自我完善最重要的一扇窗，这无疑是个人发展道路上最致命的损失。2. 导致认知狭隘： “相轻”往往源于对自身知识体系与审美标准的过度自信，并将其绝对化。对于不同于己的学派、风格、观点，第一反应不是好奇与探究，而是排斥与否定。这无疑会画地为牢，使自己的认知结构趋于僵化，无法吸收异质性的思想养分。在知识大融合的今天，这种“专业傲慢”尤为有害，它使得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合作变得困难重重。（二）对群体：内耗的漩涡与创新的窒息 当“相轻”成为一种群体风气，其危害将呈指数级放大，整个文化共同体将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1. 制造分裂与内耗： “相轻”的直接后果是圈子的固化与对立。“学院派”与“江湖派”、“传统派”与“先锋派”、“京派”与“海派”……种种标签的背后，常常隐藏着相互的不屑与攻讦。大量的精力与智慧被消耗在无谓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和资源争夺上，而非用于共同的学术推进或艺术创造。这种“内部斗争”极大地削弱了文化群体的整体战斗力。2. 抑制创新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往往诞生于思想的自由碰撞与交流。一个充满“相轻”氛围的环境，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任何新生的、不成熟的、离经叛道的想法，在萌芽之初就可能被嘲笑和打压。这使得有潜力的年轻人不敢轻易表达观点，探索者畏于尝试新路径，最终导致整个文化场域变得保守、沉闷，失去活力与前瞻性。如春秋战国若无“百家争鸣”之包容，何来思想之磅礴？（三）对文化生态：人才的埋没与风气的败坏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文人相轻”严重破坏了健康的文学生态，直接导致人才的埋没与社会风气的败坏。1. 挤压与埋没人才：在“相轻”的规则下，人才的评价标准常常失准。是否“与我同派”、是否“会来事”、关系亲疏、个人好恶等非能力因素，可能凌驾于真才实学之上。许多有才华但不善交际、不喜逢迎者，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刻意打压。唐代韩愈在《原毁》中早已痛陈“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怪象，其根源便是“怠与忌”，即自身的懈怠与对他人的嫉妒，这正是“相轻”的核心心理动因。2. 败坏社会风气：文人群体作为社会的“良心”与风尚的引领者，其内部的相互倾轧、诋毁中伤，会通过舆论放大，严重损害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形象，助长社会上的虚浮、刻薄之风。当公众看到本应追求真善美的文化人之间充斥着“互损”与“互撕”，其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对真理的追求之志也会随之动摇。 综上所述，“文人相轻”是一剂毒害个体、瓦解群体、败坏生态的毒药。任何置身其中并推波助澜者，无论暂时看似获利，长远来看都是这场“负和游戏”的输家。 二、破局之道：三大核心原则的构建 要根除“文人相轻”的积弊，必须从观念与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确立以下三大核心原则。（一）虚怀若谷：以“他者”为镜，接受指正 克服“相轻”的第一步，是培养谦逊开放的胸襟，将他人的批评与指正视为宝贵的财富。1. 认知的重构：从“威胁”到“馈赠”。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他人的优秀不是对自身价值的否定，他人的批评更不是恶意的攻击（除恶意诽谤外），而是一面照亮自身盲区的明镜。唐代名臣魏徵以直谏著称，而唐太宗李世民虽时有愠怒，却终能纳谏如流，成就“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千古美谈，亦开创了贞观盛世。在文化领域，真正的强者，如鲁迅、胡适等，无不善于从论敌的批评中汲取有益成分，修正和完善自己的思想。2. 建立有效的批评与反馈机制。在学术机构、文艺团体内部，应营造健康的批评文化。这包括建立匿名评审、同行评议等制度化渠道，也鼓励在研讨会、读书会等场合进行坦诚、建设性的学术交流。批评者应对事不对人，秉持公心；被批评者应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唯有如此，知识才能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增殖与深化。（二）唯才是举：才为先，情为后，因材施用 破除“相轻”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的人才评价与使用体系，核心是处理好“才”与“情”的关系。1. “才为先，情为后”的准绳。这里的“才”，是综合性的，包括学术造诣、艺术才华、专业技能与创新思维。这里的“情”，则指私人感情、亲疏关系、个人好恶。在人才选拔、项目评审、资源分配等关键环节，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才”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标准，而“情”只能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参考。若因一己之“情”而压制贤才、重用庸才，不仅是机构单位的损失，更是对文化事业的犯罪。曹操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哪怕是不仁不孝之徒，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任用，此等魄力与见识，值得深思。2. “因材施用”的智慧。识别人才之后，更重要的是将其放置在最适合的位置上，实现人才效能的最大化。《论语》中孔子针对弟子同一问题给予不同回答，便是“因材施教”的典范。推及用人，便是“因材施用”。一个长于思辨的学者，未必善于行政管理；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未必精于市场运营。管理者必须具备识人之明与用人之智，根据每个人的特长、禀赋与志向，将其安置在最能发挥其光的岗位上，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面。这不仅能最大化贡献，也能从根本上减少因“位置错配”而导致的不满与相互轻视。（三）薪火相传：培养年轻力量，涵养文化生态 文化建设是长远之计，其根本在于源源不断地培养后继之人。一个健康的生态，必然是前浪引领后浪、后浪推动前浪的良性循环。1. 发现与提携“四有”新人。我们应当着力发掘和培养那些具备“正能量、有才情、有情怀、有担当”的年轻力量。 正能量是底色，意味着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而非怨天尤人、戾气深重。 有才情是基础，是从事文化创造的核心资本。 有情怀是动力，是对国家、民族、文化以及自身事业的深厚感情与责任感。 有担当是品格，是肯做事、能吃苦、愿负责的精神。 对于这样的年轻人，前辈大家应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主动为其铺路搭桥，提供平台与机会。2. 构建传承体系。通过导师制、工作坊、重点项目扶持、青年基金等方式，建立制度化的传承机制。前辈的职责不是制造自己的“复制品”，而是鼓励年轻人超越自己。当一代代文化人将培养后来者视为己任，而非威胁时，“相轻”的土壤便自然流失，“相重”之风便会盛行。三、根本意义：互相尊重与多元共生上述三大原则的实践，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石：互相尊重。而真正的尊重，意味着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一）互相尊重是文明的底线 尊重，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更是文化人应有的修养。它意味着承认并敬畏每个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创造性价值。无论对方的成就高低、风格为何、观点异同，都应保持人格上的平等尊重。批评可以尖锐，但不可以人身攻击；论战可以激烈，但不可以侮辱人格。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各家学派虽观点迥异，却能“不治而议论”，平等辩论，共处一堂，成就了思想史上的奇观。这便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高级学术共同体。（二）摒弃“抬高一方，贬低一方”的思维定势 “文人相轻”常表现为通过贬低甲来抬高乙，或通过鼓吹某一流派来否定其他所有流派。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是极其有害的。文化的繁荣正在于其多样性。李白之豪放与杜甫之沉郁，宋词之婉约与豪放，西洋画之写实与中国画之写意，本无高下之分，只有风格之异。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应该如同一个繁茂的生态系统，既有参天大树，也有茵茵小草，彼此依存，共同构成美丽的风景。我们需要的是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非“一枝独秀”下的万马齐喑。结论 “文人相轻”这一千年痼疾，其危害深重，损人而不利己，毁业而误国。它筑起认知的高墙，熄灭了创新的火花，埋没了无数英才。我们必须以深刻的反思与坚定的行动，来破除此桎梏。 出路在于转向：从狭隘走向开阔，从自恋走向包容，从内耗走向共建。虚心接受指正，是个人成长的加速器；坚持才为先、情为后，因材施用，是组织兴旺的圭臬；大力培养有正能量、有才情、有情怀、有担当的年轻力量，是文化永续发展的根本。 最终，我们所要构建的，是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底色，以多元共生为图景的健康文化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光热，既自信于自身的价值，也欣赏他人的精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告别“相轻”的历史阴影，共同迎来一个“文人相重”、大师辈出、文化繁荣的新时代。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答，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参考文献[1] (魏)曹丕. 典论·论文[M].[2](唐)韩愈. 原毁[M].[3]论语[M].[4](法)皮埃尔·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 刘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5]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0.[6]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025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