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在陕西户县秦渡镇北门外，曾有一座名为“枯骨冢”的封土堆，它默默见证着一段穿越三千年的仁政记忆。据民国二十年《重修户县志·卷九·古迹》记载，此冢“传为文王更葬枯骨之处”。当地吴家村老人们的回忆更为具体：枯骨冢位于灵台南二里，吴家村东南方向，秦镇北门外约百米偏西处。五十年代时，此冢占地约一亩，封土近三丈高，冢面东半腰坡处竖立着一通近两丈高的石碑，记载着文王建灵台取土时挖掘出人骨，遂命人重新礼葬的故事。</p><p class="ql-block">这一看似朴素的遗迹，实则承载着中华政治文明中“仁政”思想的源头活水。周文王的“枯骨之德”，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种政治理念的象征性表达，历经朝代更迭而愈发璀璨。</p><p class="ql-block">仁政源流：文王德治的历史图景</p><p class="ql-block">周文王（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姬姓，名昌，商末周族首领。其政治实践被后世儒家提炼为“仁政”思想的典范。《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文王治理周国时，“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由此士多归之。</p><p class="ql-block">“枯骨”典故最早见于《礼记·檀弓下》：“文王昼卧，梦人登城而呼己曰：‘东北有骨，逆而葬之。’明日，文王发徒于东北，得骨焉。遂以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于人乎？’”这一记载虽有神话色彩，但核心传达的是文王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即使是无名枯骨也予以礼遇。</p><p class="ql-block">更为可信的记载来自《吕氏春秋·异用》：“文王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这一版本剔除了梦境元素，更贴近历史事实，与枯骨冢碑文内容高度吻合。</p><p class="ql-block">历代传承：枯骨冢的历史层累</p><p class="ql-block">文王葬枯骨的德政，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被历代王朝不断追忆和重构，形成了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政治文化传统。</p><p class="ql-block">汉代独尊儒术，文王形象被进一步神圣化。刘向《新序》详细记载了文王葬枯骨之事，并评论：“王恩及于死人，而况于生人乎？恩及于牛马，而况于人民乎？”此时，文王已从历史人物转化为道德符号。</p><p class="ql-block">唐宋时期，文王德政被纳入国家祀典体系。唐玄宗曾命各地修建文王庙，宋真宗更是亲撰《文王赞》，称其“德化流行，泽及枯骨”。这一时期，对文王遗迹的寻访与保护也成为地方官员的重要事务。</p><p class="ql-block">明清两代对枯骨冢的修缮达到高峰。据地方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清康熙年间和乾隆年间都曾对枯骨冢进行大规模整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修缮碑记至今残存，上有“仰文王之德，重修冢墓，以彰圣迹”等语。这些修缮活动，既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工程，也是王朝展示自身继承道统的政治表演。</p><p class="ql-block">历代王朝对枯骨冢的重视，本质上是对文王所代表的仁政理念的认同与效仿。在每个朝代初期，统治者往往通过尊崇文王来宣示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在王朝中后期，重修文王遗迹则成为挽救统治合法性的象征性行为。</p><p class="ql-block">泽及枯骨：文王仁政的深层意蕴</p><p class="ql-block">文王葬枯骨的行为，表面看是对无名死者的怜悯，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p><p class="ql-block">其一，体现了“仁”的普遍性。儒家之“仁”本有差等，由亲及疏，但文王泽及枯骨，则将仁爱推至极限，展现了仁德的无限延展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论及：“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文王德及枯骨，正是“爱及四夷”的极致表现。</p><p class="ql-block">其二，彰显了“礼”的完整性。在周文化中，“礼”不仅调节生者世界，也规范着生死关系。《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对无名枯骨的礼葬，完成了礼对生命全过程的覆盖。</p><p class="ql-block">其三，构建了政治合法性的新基础。商代政治合法性多诉诸鬼神，而文王通过泽及枯骨的行为，将合法性基础转向民生与德性。这种转变被孔子概括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奠定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p><p class="ql-block">古今对话：文王仁政的当代启示</p><p class="ql-block">在三千年后的今天，文王仁政思想仍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p><p class="ql-block">文王对无名死者的尊重，与现代人权理念中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有着精神上的相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始终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伦理。在战争、灾难等极端情境中，对遇难者的妥善安葬和纪念，依然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p><p class="ql-block">文王仁政体现的“以人为本”思想，与当代治理理念中的“人民至上”原则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周文公曾总结文王治国之道：“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这种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的治理思想，至今仍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p><p class="ql-block">枯骨冢作为历史遗迹，不仅是物质存在，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场所”理论，认为某些物质或非物质的实体，因人类的意志或时代的洗礼而转变为共同记忆的象征。枯骨冢正是这样的记忆场所，它使文王仁政从文本走向实地，从历史走入当下。</p><p class="ql-block">遗憾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枯骨冢这一重要历史遗迹已不复往日规模。据当地居民回忆，冢体在六十年代后期逐渐被平，石碑也不知所踪。这一方面是时代变迁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发展中守护文化记忆，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p><p class="ql-block">余论：仁政的永恒光芒</p><p class="ql-block">从文王葬枯骨到历代修冢纪念，再到今天的文化反思，一条清晰的仁政思想脉络贯穿中华文明始终。枯骨冢虽已式微，但文王仁政精神却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p><p class="ql-block">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这种源远流长的仁政思想仍能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当我们重新聆听“泽及枯骨”的历史故事，不仅是在回顾过去，更是在寻找通往未来的智慧。文王之德，穿越三千年时空，依然照亮着人类对良政善治的不懈追求。</p><p class="ql-block">正如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政与否，始终是政治兴衰的晴雨表。在这个意义上，文王仁政思想不仅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指南，提醒每一时代的执政者：唯有尊重生命、关爱民生，才能获得永恒的合法性基础。</p> 《观枯骨塚遗址碑立碑》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观枯骨塚遗址碑立碑》</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王德泽亘千秋，枯骨今凭碑石留。</p><p class="ql-block">昔日荒塚怜无主，此时新刻纪仁猷。</p><p class="ql-block">龙纹金缀承古意，龟趺青凝载史幽。</p><p class="ql-block">灵沼风烟通今古，仁德长伴渭川流。</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编制:知足常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