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青铜器

禾庐

初冬，上海博物馆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全球十余家收藏机构，举办了“融古烁新- 宋元明清铜器的复古与创新”的专题展，展示了178件/组展品。虽是旧物，但却让人耳一新，尤其是其中的宋元仿古铜器，很有文艺复兴的气韵。

大晟（shèng）钟从外表来看，就像春秋战国编钟中的青铜镈（bó）。宋徽宗设立大晟府，崇宁三年（1104）铸造大晟钟，次年完成，式样仿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计12套，每套28件，共336件。

“大晟”一名颇有来历，宋徽宗在为大晟乐命名时下诏书：“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

上博珍藏三件大晟钟“蕤（ruí）宾中声”、“太簇清”、“夹钟”和辽博“南吕中声”钟同时亮相。

铜大晟钟“南呂中声”，北宋崇宁四年（1105），辽宁省博物馆。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占汴京后，虏徽、钦二帝北上，北宋灭亡，大晟乐府的乐器也被洗劫一空。这些青铜器有的被赠予当地重要的寺庙，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南吕中声”钟。有的被金廷保留，并重新用于其国家音乐体系，将钟上“大晟”铭文刮除，改刻为“大和”。

“大晟”是宋徽宗创制的音乐机关“大晟府”的标记，大晟钟总计300多件，现存世仅30余件，非常珍贵，此次展出了四件大晟钟，是最重磅的展品之一。

大晟钟钲部正面铸“大晟”二字，背面铸有阴刻篆文律名，辽博这件律名为“南吕中声”。

铜大晟钟“太簇清”（改铭大和），北宋崇宁四年（1105），金大定十四年（1174）改铭，上海博物馆。

钲部正面复刻改铭“大和”二字，背面刻“太簇清”三字。

顶部设双龙形钮用于悬挂。

钟面满饰蟠虺（huǐ）纹浮雕。

注：蟠指屈曲、环绕、盘伏的状态。虺指一身两口的小蛇，也有说幼年的小龙。南朝 · 梁《述异记》记：“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

铜大晟钟“蕤（ruí）宾中声”，北宋崇宁四年（1105），上海博物馆。

钲部正面刻“大晟”二字，背面刻“蕤宾中声”四字。

铜牛鼎，北宋政和四年（1114），高50厘米，直径52厘米，河北唐山丰润县征集，河北博物院藏。

这是一只型似商周时期的青铜鼎，鼎身饰有云龙纹，鼎足为牛首，鼎腹可见甲骨文铭文。

鼎腹内铭文“隹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从用享，万宁神休，隹帝时宝，万世其永赖”，原来这是宋徽宗祭祖的重器，也体现了北宋复古礼制的意图 。

鼎腹内铭文“隹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从用享，万宁神休，隹帝时宝，万世其永赖”。

铭文表明这是宋徽宗的祭祖重器，体现了北宋复古礼制 。

注：拓片照片摄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铜牛鼎” 为宋徽宗祭祀帝王宗庙所铸重器，它的三足形制与器身纹样取自宋代《考古图》、《博古图》都收录的周代名器”晋姜鼎”，但三足顶端的牛首装饰则源自宋代《三礼图》所载当世礼制。“铜牛鼎” 印证徽宗御作坊在严谨考据古器的同时，结合时制元素，再铸古今礼法于一器，成为晚期青铜器“师古而不泥”的范例。

铜豆，北宋政和八年（1118），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Cernuschi Museum）。

这件北宋政和年间的铜豆以精炼、典雅的风格体现了宋代金属艺术对“古意”的追求。器形仿周代礼器“豆”，上盘深敛、腹壁圆鼓，底部承以中空镂空的高足座，体现宋人“取意不取形”的观念，保留周器的庄重式样，却以更柔和、克制的线条呈现。

最具特色的是高足座采用大面积的镂空结构，其图案由抽象化的对称曲线构成，既引用早期青铜器的夔龙、交绠纹结构，又显著简化，使整体节奏感更强、线条更清朗。细密却不繁琐的镂空使器物在光线下呈现通透的影纹效果，是宋代金属器追求“清、雅、疏朗”审美的重要体现。

铜上沿一圈有铭文：“惟政和八年十月戊子，皇帝谨奉上真作豆，以祀长生大帝君。其万年永保用。” 此为北宋徽宗（1118年）祭祀道教长生大帝，祈求国运昌盛的吉语。

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陆鹏亮研究员照片。

铜山尊，北宋宣和三年（1121），故宫博物院。

器物为典型三段式筒状尊形制，整体高度约34厘米。周身分饰三组浮雕兽面纹，纹饰间隙配置纵向扉棱装饰带，此尊是仿照《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商祖戊尊”制作的。作为宋代仿古青铜器的代表作品，该器物展现了蜡模铸造技术与商周纹饰元素的结合特征，印证了《宣和博古图》编纂对仿古铸造的推动作用。

器底铸有22字铭文："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其万年永保用"。该铭文明确记载了铸造时间为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并指明器物用于方泽坛祭祀的礼制功能。这与《宣和博古图》记载的皇室祭祀用器规制相印证，反映了宋徽宗推动的礼制改革需求。

汝窑瓷樽式炉，北宋（960-1127），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品。

樽式炉是宋代仿汉代青铜酒樽造型的瓷香炉，以直腹、平底、三足为基本特征，通过简约弦纹和釉色体现宋代复古审美与淡泊意境。

弦纹铜炉，南宋（1127-1279），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用青铜器表达北宋瓷器“汝窑瓷樽式炉”的风貌。

错银丝梵字铜香炉，高丽（918-1392），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这是一件由圈足、喇叭状柄、外折平沿、圆筒形器身形成的香炉，又称香垸。它继承了高丽时代的香炉形制，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香炉。

此香炉是目前保存完好且年代最早的朝鲜时代的青铜错银丝香炉，融合了高丽时代晚期元素与朝鲜时代早期元素，体现了佛教背景下的王室祈愿和信仰。

仿古铜甗，南宋（1127-1279），1996年四川彭州窖藏出土，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彭州市博物馆）。

甗由分体结构组合而成：上为甑，下为甗。甑壁满饰突起的伞状或锥状列刺，是仿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礼器常见的“列刺”纹。

商妇甗，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上海博物馆。由此器可见彭州南宋“仿古铜甗”的传承关系。

商妇甗内壁铭文“商妇作彝，举”，表明商方之妇的存在，并带有“举”族族徽，说明商方属于举族的一个方国。

从宋代开始，古物收藏与鉴定在文人之间蔚然成风，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仿古铜器祭祀的功能大为降低，转而变为个人生活情趣风雅的体现。复古风潮的流行与兴盛使得铜器制作趋向商品化，铸铜商号与名工巧匠应运而生，创作出兼具古韵与崭新功能的器类，如炉、瓶、壶等，其创造的灵感有些是直接源自三代铜器，有些是转化拼凑三代元素而成，铸古维新，自成一格。

铜凫尊，南宋一元（1127-1368），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

商周时期的尊，在宋元时尊的造型变得生动写生，几乎看不出尊模样了。

陈洪绶《斜倚薰笼图》局部，可见“铜凫尊”实际是香薰，美女把自己的衣裙罩在薰笼上揽香。

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仿古铜器逐渐开始产生功能性的改变，从庙堂祭祀开始转向实用性的生活用具，在审美形式上也出现创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南宋铜琮式瓶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玉琮，这种形式复古的器物作为花瓶在文人间流行。

铜琮式瓶，南宋 （1127–1279），高21.3厘米，宽7厘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琮式瓶在宋代应为陈设用器，目前所知其至少可作为花器使用。宋代杜良辰法书《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经学者考证其为可靠的南宋真迹，在其笺纸上，可见到琮式瓶的图像，瓶内恰好插着兰花。

铜琮式瓶，南宋（1127-1279），1996年四川彭州出土，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彭州市博物馆）藏。

铜琮式瓶，南宋（1127-1279），上海博物馆。

稅记款铜瓶，南宋乾道九年（1173），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税记款铜瓶线描图。

太平州学铜爵，南宋（1127-1279），上海博物馆。

靖康之乱后，皇室收藏与新成礼器大多散失，至南宋绍兴十三年，因从北方重新取得《宣和博古图》，遂成立礼器局，以徽宗的新成礼器为范式，再次进行大规模礼器制作，并编成《绍兴制造礼器图》。光宗绍熙年间，将《绍兴制造礼器图》和《政和五礼新仪》加以修订，编成《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作为地方适用的释奠礼仪指南。此后仿三代古铜的礼器制度逐渐普及于地方。

吴郡学铜爵，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2020 (2020.122)。

吴郡学铜爵铭文。

铭文为“至元癸巳李淦鑄吳學祭器”，李淦是元代苏州地区的铸器工匠。癸巳年应为1293年，不知上博为断代为1294年。

双螭（chī）铜笔架，元（1271-1368），1954年福建南平窖藏出土，福建博物院。

注：螭指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无角龙形神兽。其形象常作为装饰元素出现在传统建筑、器物及工艺品中。

铜双蟹，元（1271-1368），1954年福建南平窖藏出土，福建博物院。

宋元时的写实艺术风格青铜器，独领风骚。

狮形铜熏炉，元（1271-1368），1954年福建南平窖藏出土，福建博物院。

仿古铜三足瓶，元（1271-1368），1954 年福建南平窖藏出土，福建博物院。

1954年在福建南平沙溪大桥工地的窖藏中被发现，这批窖藏共出土76件铜器，其中元代器物占71件，是国内罕见的元代铜器群。

铜器的失蜡法铸造工艺、纹饰风格与元代中央“出蜡局提举司”的官造器物高度一致，而元代福建本地的铜器铸造以日用器为主，极少有如此高规格的仿古礼器。

器型仿商周青铜礼器，整体为敞口、束颈、鼓腹、三足的造型，颈部饰勾连雷纹，腹部浮雕兽面纹（饕餮纹）与夔龙纹，两侧还配有活环耳，工艺轻薄精致，打破了“元代铜器粗糙”的传统认知。

铜器风格延续了宋代“仿古”风潮的精致，也融入元代的实用审美，纹饰虽仿商周却更显灵动，是元代铜器“复古与创新”结合的典范。

仿古铜长颈瓶，南宋（1127-1279），1996年四川彭州窖藏出土，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彭州市博物馆）。

马远的“水图”也被浮雕在瓶壁上了，整个瓶身全是精细的印花浮雕图案。

宜子孙双鱼铜洗，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上海博物馆。

这件汉代铜洗的纹饰还影响了后世瓷器的设计。鱼因繁殖能力强，象征“多子多孙”，又因“鱼”与“余”谐音，寓意“富贵有余”；“宜子孙”则直接表达了对家族兴旺、后代绵长的祈愿，这类铜洗常作为婚嫁陪嫁器物使用。

双鱼纹主要出现在青铜洗、陶盆上，以对称的简化线条勾勒，风格古朴，常和“宜子孙”这类吉语铭文搭配，核心是祈求家族兴旺、多子多福。

景德镇窑青花瓷蕉石花果纹盘，元（1271-1368），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1991 (1991.253.35)。

莲池水禽纹铜盆，元一明（1271-1644），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2019 （2019.193.10）。

铜盆高7.9厘米，口径48.3厘米，整体延续了汉代水盆的传统造型，但在纹饰上融入了元代流行的艺术风格。盆心以高浮雕呈现莲池水禽图，莲花、鸳鸯、鹭鸟等纹样生动写实，直接借鉴了元代青花瓷的经典“莲池纹”母题，是铜器装饰中少见的“瓷纹铜用”创新。

盆底的莲池纹饰采用高浮雕技法，莲花的开合、水禽的姿态都刻画得生动逼真。细节处的羽毛、叶脉纹理清晰，既有雕塑的立体感，又兼具绘画的生动性。隐约透着元时“景德镇窑青花瓷蕉石花果纹盘”的身影。

中心纹饰以一束莲为核心，水禽环绕分布，主次分明。外圈的缠枝花卉纹则形成规整的装饰带。整体构图疏密有致，既符合实用器的视觉节奏，又富有艺术美感。

如此精致的元代铜盆，与汉代的“宜子孙双鱼铜洗”有几分相似，器型上延续了汉唐宋铜盆的古朴形制，纹饰却融入元代的文人审美与异域风情（如波斯纹样的影响）。这种“复古”与“创新”的结合，是元明之际工艺美学的重要特征。

松江府学铜罍，元至正十九年（1359），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松江府学铜豆，元至正十九年（1359），上海博物馆。

宋元以降的复古礼祭器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图谱体系，祭器大体上参照《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进行制作。松江府学所铸祭器均可在《宣和博古图》中找到相似器物原型。但松江府学铜祭器的纹饰比古器图谱均有所简化，体现出“古其形状，今其文理”的时代特征。*

淮安路学铜爵，元至正十年（1350），上海博物馆。

爵上铭文：“監郡忽里台、太守洪柱海弥實、教授李遵憲、學正王崇德、學錄張思敏

至正庚寅歲淮安路儒學”。

吴郡学铜爵（Jue ，wine vessel of the Academy of Wu Commandery），元至元三十年（1293），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 Asian Arts Museum of Paris），收藏号 M.C 653。

吴郡学铜爵铭文：“吴县儒学祭器，正统壬戊铸造，一样二十八只。”

注：展签说明是“元至元三十年（1293）”，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对应干支癸巳。爵上铭文为“正统壬戌年”，对应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两者相隔29年。不知是赛努奇博物馆还是上博有误。

镇江路学铜豆盖，元至正八年（1348），上海博物馆。

景德镇窑青花瓷折枝花纹八棱瓶，元（1271-1368），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1991 (1991.253.34)。

水波什锦纹铜灵芝耳六棱瓶，元（1271-1368），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2021 (2021.292)。

海水纹铜贯耳六棱瓶，元（1271-1368），上海博物馆。

元代继承了宋代的“水图”，写实的装饰。

仿古铜三足瓶，元（1271-1368），上海博物馆。

𠮏（ruì）壶，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上海博物馆。

仿古纹铜贯耳瓶（Vase with Tubular Lugs and an Archaistic Pattern），元（1271-1368），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收藏号(1989,0309.1)。

仿古纹铜贯耳瓶线描图。

铜钫形瓶，元（1271-1368），1954年福建南平窖藏出土，福建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的汉代“凤系铜扁壶”（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与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元代“仿古铜扁壶”并排展示，看出元代的仿制和创新，也显示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融合。

仿古铜扁壶（Archaistic Flask），元（1271-1368），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镇江路学铜簠盖，元延祐元年（1314），上海博物馆。

镇江路学铜豆盖，元大德十年（1306），大英博物馆。

铜豆是古代礼器，用于盛放食物或祭祀。器型庄重，工艺精湛，带有元代仿古铜器的典型风格。路学铜器‌是元代路学（地方官学）用作礼器或教具铜器，此类器物兼具实用与礼仪功能。元代铜豆在继承宋代仿古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工艺与纹饰，体现复古与创新的结合。

杭州路学铜中呂钟，元大德九年（1305），上海博物馆。

该钟的元代地方学宫礼器，形制仿周代青铜钟，铭文“中吕”为古代音律名称，反映了元代对礼乐制度的继承与创新。

铭文：“大德乙已，平江路总管朶尔赤教授，刘惟肖造。”

中庆路文庙铜簠，元至治元年（1321），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2024 (2024.431)。

淮海书院铜鼎，元泰定元年（1324），上海博物馆。

仿古蟠螭纹铜三足炉（Archaistic Tripod Censer with the Pattern of Coiling Chi-dragons），元（1271-1368），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2020 (2020.123)。

铜绳耳炉，元（1271-1368），新安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是在韩国西南新安海域发现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1975年发现。1976~1984年发掘。这艘商船由庆元（宁波）始发，约1323年前后，在驶往日本福冈途中沉没。一万多件沉船出水文物中，近60%是龙泉窑瓷器，船上货物的订货商为日本寺院，因此这批瓷器以供器、陈设器、文房器为主，不少为国内博物馆罕见，文化含量较高。

龙泉窑青瓷绳耳炉，元（1271-1368），新安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兽面纹铜三足炉，元至正廿二年（1362），上海博物馆。

仿古纹铜兽耳瓶，元（1271-1368），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号2021 (2021.295)。

洹子孟姜壶，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上海博物馆。

洹子孟姜壶是春秋晚期齐国铸造的青铜礼器，具有酒器与祭祀双重功能。该器物于清代中期出土，现存甲乙两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

壶体高22.1厘米，采用范铸法制作，双耳采用扁角龙首造型，颈部饰有连续波带纹，腹部呈现宽幅环带纹样，足部环绕繁复夔纹，颈部内壁铸有142字铭文，记载了齐侯为田洹子家族向周天子请示丧葬礼制的重要历史事件‌。

当时齐国公室衰微，卿大夫势力崛起。田洹子娶齐侯之女孟姜为妻，是齐侯女婿，其父田无宇通过联姻巩固田氏地位，并逐步兼并栾氏、高氏等势力。齐侯主动为田氏请命，表明田氏已获得齐国实际权力支持，为田氏最终取代姜姓政权（田氏代齐）埋下伏笔。

与散盘线条粗细一律、苍茫厚拙相比，《洹子孟姜壶》等铭文用笔顺手而为，提按鲜明，重书写，求意趣。行款不定，有的行轴线摇曳，或疏或密，或字不足行，通篇布局宛若后世之尺牍，奇趣横生。*

作篆如草，草意扑面，是这铭文最大的特点，毫无生硬之嫌，也无斧凿之痕，无拘无束，纵横交错，跌宕起伏。韵味独特，迥然不群。*

相比《散氏盘》，这些铭文草意更浓。*

六舟 手拓齐侯罍铭文卷，清道光十九年（1839），纸本，上海博物馆。

注：僧六舟（1791—1858），字达受，俗姓姚，清代浙江海宁人。幼即出家于盐官北郊白马庙，曾任湖州演教寺、苏州沧浪亭、杭州净慈寺方丈。喜访碑，善金石学，六舟精通诗书画印，尤擅传拓，是全形拓技艺的代表人物之一。

齐侯罍，又称齐侯壶，也称为“洹子孟姜壶”，是清代嘉庆年间发现的周代青铜名器。铜壶颈部内壁的长篇铭文，记载了齐侯越礼而为田洹子之父服丧之事。此器一经发现，就被公认为吉金大器，其地位在当时不亚于毛公鼎、散氏盘，单就其极尽篆书之变化的“齐篆”风格，就与庄重典雅的毛公鼎、散氏盘之庙堂体比肩而立。后来，苏州的青铜器收藏大家曹载奎（字秋舫）又发现了一只齐侯罍，除了铭文少二十余字，其它一切相同，时人称为齐侯中罍。如今，两罍分藏于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张廷济题跋。

注：张廷济（1768年－1848年），浙江嘉兴新篁人，工诗词，后建藏书楼“清仪阁”，收藏商周至清代鼎彝、碑版、钱币、书画等。与阮元、翁方纲等金石名家交游密切，其收藏规模居东南之冠。

洹子孟姜壶铭文临本。先秦草篆中常以西周经典名篇《散氏盘》为先，恣肆雄伟，豪放质朴，开草篆之端。在青铜文化从西周庙堂走向民间的东周，在地域风格明显、多姿多采的东周铭文中，并不乏韵味更足的草篆作品。在以瘦硬劲挺、理性整饬为主流风格的齐国《洹子孟姜壶》铭文中，可见到笔势飞扬、篆貌草趣的风貌。*

龙纹铜瓶，元（1271-1368），大英博物馆。收藏号(1985,1011.1)。

仿古百兽纹铜瓶，元（1271-1368），新安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展览透过融入时代元素的铜器，展现宋、元时期的社会礼制与文化艺术发展面貌，展现了中国古代工艺“法古而不泥古”的传承创新与审美追求，让观众感受有别于三代铜器的另一种艺术魅力，领略这一时期中国铜器独特的人文内涵和艺术价值。

注：*网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