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 家 小 院（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我家小院深处，那孔古老的窑洞默默见证了岁月的沉重与荣光。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批斗父亲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就在这窑中，他们喝令父亲站起，父亲却昂然反问：“凭什么要我站？”一句质问，如石破天惊。造反派指责他：“你为什么总爱得红旗？让社员们没日没夜地干！”如今回想，那场批判虽出于错误的政治风潮，却也并非全然空穴来风。自合作化以来，父亲始终担任大队领导，带领乡亲们开荒打坝、修筑梯田，兴办沙厂、石灰厂，甚至开掘煤矿，一年到头不得闲歇。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打铁先得自身硬”，出工最早，收工最迟，挑担最重，背负最多，连农具都比别人的更大更沉。村里唯独我们姊妹们每逢寒暑假必须上山义务劳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记忆中最深的一幕，是1964年夏末那场久违的透雨。父亲当即动员全家参与队里追施化肥的紧急劳动。因器具不足，竟将家中平日珍藏不用的铜盆、铜马勺也悉数取出。可收工时，那两件传家之物却再未寻回，只留下雨后泥泞中的遗憾。</p><p class="ql-block">多年间，国家下拨的救济粮、返销粮皆在我们小院分发，而我们自家却从未得到过一粒。父亲常说：“队干家若伸手，民心就凉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革中，红卫兵要求父亲每日背诵毛主席语录。未曾想，我这个少年竟成了父亲的老师。他越读越入迷，饭前饭后都要我教他朗读。随着语录一句句铭刻于心，出身雇农的父亲对共产党愈加忠诚，对毛主席愈加敬仰，对人民与党的信念愈发坚定。他立志“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誓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于是，他“死不悔改”地继续以愚公移山之志，带领社员在对面山上整修梯田、平整条地，在村沟口筑起巍巍大坝，一锤一镐，皆是初心的回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对乡亲的关怀，更是深入骨髓。队里社员高兴福长年患羊毛疔（胃溃疡），父亲多次送他到县医院治疗。当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众人几欲放弃之时，父亲却执意不退。他亲自将高兴福从医院背到车站，送往延安；又从延安汽车站一路背进地区医院。最终手术成功，硬是把人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这份执着，不只是责任，更是邻里之间的深情。</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67年，公社给姐姐张随叶分配了招工名额，并己张榜公布，可父亲硬将机会让给了失去亲娘的惠金光。1968年他打发我去延安献忠劳动三个月，说是“年轻人要吃点苦，才能长筋骨”。队里搞副业，常赴永坪、折家坪、真武洞等地卖石炭，所需草料钱、食宿费，父亲从不报销，一律自掏腰包。他常说：“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乱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69年冬，县革委会选调父亲参加县贫下中农宣讲队，为期半月。</p><p class="ql-block">1970年，他负责修建冯家屯公社办公楼。我曾为他送饭，见工地堆满刨花木屑，便随手拎了个麻袋，问他可否带些回家生火。他断然拒绝：“别想拿走一根柴棍棍。”语气坚决，如铁铸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6年，父亲从大队革委会主任调任湾沟煤矿矿长，从筹建到投产运营，一干便是十三年，直至1989年在我多次找公社领导的情况下，公社才答应了我的请求，父亲才从强劳动力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期间他与李保贤、薛首班等人精诚合作，始终冲锋在前，吃苦在先。抓生产，也抓安全，两手都硬，在零伤亡的前提下，煤矿产量连年攀升，成为全县乃至全市乡镇企业的标杆，为地方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父亲本无烟瘾，待客时偶陪抽上一支；可到了煤矿，为杜绝拉煤者递烟攀关系，他毅然彻底戒烟，一诺千金，再未沾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方小院，那孔老窑，承载的不只是风雨岁月，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朴素、坚韧、无私、忠诚，在黄土深处，静静生长。</p><p class="ql-block">（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