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与天堂的爸妈聊聊天

姚勇喷闲空儿

爸爸、妈妈:

今天是西方的父亲节，儿子儿媳准备了一桌酒席以示庆贺。不是没出息，主要是孩子们的孝心令我有点小感动，未免多贪了几杯。一觉醒来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令人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自然而然想到了远在天堂的你们。于是，披衣下床提笔和你们说点什么。

屈指算来，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一年了，妈妈陪伴您也快两年了。曾几何时，妈妈无时不在牵挂着您，经常唠叨：

“你爸就是没福气，耳朵垂那么小，天生的穷命头，不能享几天福。”

妈妈说的也对，爸爸虽然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但祖上曾经的辉煌丝毫没有恩泽到后辈，全家六口挤在三间破草房里，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您六岁没有了娘，与父兄相依为命。爷爷早起去山西马圪当挑菜，连夜返回，次日去吴村、峪河赶集贩卖，您和大伯抬着箩筐帮忙。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三，不知是当天爷爷的生意好还是其他原因，爷爷破天荒地买了两根芝麻糖，和您开玩笑说:

“今儿个好日子，又祭灶王爷又过生日，还能吃芝麻糖。”

从此，每年的祭灶日也成了您的生日。前些日子我和大伯说起这件事，大伯苦笑着说：

“我的生日也是解放后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大约摸推算出来的。”

民国三十一年（1942），家乡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蝗灾害，庄稼颗粒无收，人们吃光了树皮草根。无可奈何爷爷给您和大伯留了二升半玉米，只身跟着乡亲们去南宿州逃荒了。有人问：

“你只顾自己活命了，把俩孩儿丢家不怕饿死？”

爷爷说：

“饿死了我也知道他们死在家了。要是跟着我说不定哪天饿急了就把他们买了。死活听天由命吧！”

爷爷走了，大伯胆小怕狗，只有八岁的您就挨门挨户去乞讨，自己吃一口，给大伯留一口。记得您说过有一次到邻村要饭，见某财主家窗台上有双破布鞋，想捡回去缝补一下再穿，没想到被狠心的财主放出恶狗咬的遍体鳞伤。当爷爷几个月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家，见你俩活蹦乱跳的，两升半玉米颗粒未动，父子三人抱头痛哭。

家乡解放后，家里分到了房屋和土地，您也走进学校，先后读完了初小、高小，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县初中（今辉县二中前身）。当时学校每月六块钱生活费，国家补助两块，剩下四块也怕爷爷和大伯负担不起。此时正是1955年，国家颁布了《兵役法》，首次公开征收义务兵。您毅然放弃了学业，投笔从戎参军到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大（连）基地服役。

妈妈的原生家庭要比咱家情况好很多，姥爷是峪河一带有名的文化人，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国共两党区公所担任过会计，考取有国家颁发的土地经济资格证书。姥姥出身大户人家，贤惠淑德，虽然不认字却勤劳肯干，除了打理家务还常年纺线织土布售卖，家里有稳定的收入，是当时的小康水平。妈妈思想进步，积极向上，解放初期就不顾姥姥的反对，跟着扫盲班学习文化，参加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成长为国家干部，担任过峪河中心乡团总支书记、常村中心乡乡长等职。爸爸妈妈在世时，作为晚辈的我一直羞于打听你们的感情生活，我始终非常好奇家庭背景和职业相对悬殊的两个人是怎样机缘巧合地走在了一起，甚至矢志不渝的呢？

1970年，从来不愿意参与派系斗争的爸爸毅然选择退伍返回原籍。妈妈所在的公社领导，眼看着您一位营职干部去农村务农而心有不甘，特地安排您去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不久，在原部队的干预下，县委组织部安排您到县广播站工作。此时，县里正在兴建的小煤窑急需干部，组织上和您谈话之后，您二话不说，在没有和妈妈商量的情况下，背起背包就去了远离县城、位置偏远、条件艰苦的小煤窑。妈妈抱怨您，您以“共产党员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句话结结实实地堵住了妈妈的嘴。直到1980年为您落实政策，恢复营职行政十八级干部待遇。在征求个人意见时，您没有要求回到县城或条件相对好的乡镇，继续心甘情愿地留在煤矿。此时此刻，您是否考虑过妈妈还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乡镇，而我和弟弟寄养在姥姥家里，全家四口分居三地的现状？难道您不想家庭团圆拥有自己的一个家？

1981年，老家给我们规划了宅基地，看到您亲手设计的新房子落成，您随口吟诵了一首打油诗：

“老家建成五间房，

外面土，里面洋，

中间客厅四套间，

红砖蓝瓦玻璃窗。”

其中满是对家的渴望和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

十五年的部队生涯加上煤矿艰苦的生活条件，您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为了照顾您的生活，妈妈再三向组织申请，主动放弃了三十多年的乡镇工作，到您所在的煤矿担任工会主席，在矿家属院分配了一套房，全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谁知道老天无眼，就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您却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经过北京301医院近半年的治疗，您还是舍下这刚刚建立起来的家，抛下年迈的姥姥和刚刚成年的我与弟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们。爸爸，您六岁失去了母爱，却从姥姥那里感受到了亲娘般的温暖；您对我和弟弟一向严格要求，但冷峻面孔的背后却是满满的舐犊之情。您病重时听说弟弟考上了学校，无比欣慰地鼓励：

“争取当个小干部！”

在同事的眼中您是个吝啬的人，单位曾流传过许多关于您抠门的段子。曾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去看你，晚饭时您买了二分钱老咸菜，在众人面前慷慨地说：

“随便怼，吃完了还有！”

一句话逗得大伙前仰后合，长期成为同事们调侃您的谈资，许多年之后还有叔叔伯伯们记忆犹新。其实，您当时工资是行政十八级，在单位几乎是最高的，您却不会乱花一分冤。每次您下班回姥姥家看望我和弟弟，从没有买过一块水果糖，有时姥姥背后埋怨您，姥爷会替您圆谎：

“天晚了，供销社下班了！”

您剩下的饭菜总是下顿热热再吃；穿衣服除了旧军装就是工作服，有的还补了补丁。但是，在任何需要您的关键时刻，您总是挺身而出。同事受伤需要输血，您一撸胳膊说：

“我是〇型血，抽我的！”

医生费了半天功夫却抽不出血，看了看您瘦弱的身体，只好摇了摇头放弃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县里发动筹建化肥厂，您拿出三千元现金集资，一时间传为佳话；八十年代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您一次购买了一千元国债。您始终把自己当成普普通通的职工，从来不搞特殊化。岗位变动、职务高低、待遇好坏，总是服从组织安排。就是去北京看病的当天，您还坚持在井下检查工作。

您离开后整理您的遗物，发现了您当兵时的日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谁能想到，我这样一个从小没有娘，靠要饭的孩子，能成长为一名军官，多亏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段当年貌似报刊上的官样文章，如今却有了不一样的全新解读。随着对您身世的加深了解，逐渐走进了您的精神世界，深深理解了一粥一饭在您心目中的分量，理解了您对共产党的感恩，这是您内心的独白和对人生的感悟，是您那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当初离开了您，妈妈以顽强的毅力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努力让我们走在人前头，活的有尊严。而今，我和弟弟基本上算是事业有成，儿子儿媳平淡幸福地生活，妈妈梦寐以求的重孙女活泼可爱，对老家的一草一木情有独钟；侄子就读于国内名牌大学，侄女健康成长；全家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其乐融融，在您曾经的圈子里敢称佼佼者，这是妈妈无悔于您，无悔于枢裔家族的自豪。爸爸，如果您和妈妈还健在，儿孙绕膝，共享天伦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呀！

歌唱家刘和刚的《父亲》唱出了我们做儿子的心声：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您却持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

儿 勇草于2017年6月1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