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赴京：1967年的京城往事

李斌

3.11:寒冬赴京：1967年的京城往事

那是我第二次踏足北京。1967年的冬天，冷得格外仓促，刚进十一月，北风就跟带了刃似的，刮在脸上、手上，是钻心的凉。后来才知晓，那年北京的最低气温跌到了零下十六度，那是种能冻透骨头缝的严寒，呵出的白气没等散开，就凝在眉毛上、衣领上，摸上去冰丝丝的。

这回进京，可比上次热闹多了。爷爷奶奶在前头稳稳领着路，我紧紧跟在身旁，身后拽着二弟，再后头跟着堂弟李军、表妹宝珍，一大家子老老小小，脚步踏在冻土上，浩浩荡荡往京城赶。可惜宝珍这孩子命薄，十三四岁的年纪，得了场急病就匆匆走了。如今闭上眼，她梳着两条粗黑小辫子，蹦蹦跳跳追着我们喊“姐姐”的模样，还清晰得像在昨天，心里头总像压着块湿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发闷。二弟是1960年生的，比我小三岁，那会儿已是眉眼透着懂事的小模样，走路不吵不闹，还会悄悄帮奶奶提手里的小包袱。李军和宝珍同是1963年的，还不到五岁，坐汽车、火车都不用买票，倒实实在在给家里省了不少开销。

父亲那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上班，后来这地方就改叫中国社会科学院了。他从北大毕业后，在所里念了研究生，学业结束便留在哲学所工作，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这趟投奔他的机缘。

我们住的地方，就在社科院大门进去左手边的一栋小三楼里。二楼拐角处有间大屋子，一大家子人就挤在这方寸之地。地方是真窄巴，转身都得留神，怕碰着墙角堆的杂物，可屋里却满是烟火气，大人的说话声、孩子的嬉闹声混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倒也不觉得冷清。一下子多了五六张嘴吃饭，父亲一个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没几天就见了底。那会儿不比现在，买粮食、买馒头都得凭粮票，一斤粮票攥在手里，比啥都实在，能换好几个暄软的白面馒头呢。多亏了父亲在所里的同事们心肠热，你凑一斤全国粮票，我匀两斤地方粮票，一张张粮票递过来，才算解了燃眉之急，没让我们饿着肚子。

屋里生了个蜂窝煤炉子，既是取暖的家伙，又是做饭的灶台，这在当时的北京人家，是再寻常不过的物件。奶奶便整天守着那小火炉，寸步不离，用一口小小的铝锅，给我们蒸白面馒头。铝锅虽小，蒸出来的馒头却格外香，淡淡的麦香混着铝锅特有的金属味儿，刚掀开锅盖，那香气就往鼻子里钻，闻着就让人肚子咕咕叫。可就是这暖乎乎的炉子，有天晚上差点酿成大祸。

那天夜里，屋里闷得很，隐隐飘着股淡淡的煤气味，呛得人胸口发堵。我们几个孩子睡得沉，脑袋埋在被窝里，一点察觉都没有。奶奶一直在屋里屋外忙活，最先觉得不对劲，头晕乎乎的，胸口发闷，还一个劲地恶心，浑身软得像没了骨头，站都站不稳。幸好父亲那会儿从办公室回来，一推门就闻着了那股刺鼻的煤气味，他吓得脸色都变了，手忙脚乱地拽开所有窗户，刺骨的冷空气“呼”地灌进来，冻得人一哆嗦，我们这才慢慢缓过劲来。我们躺着，吸进去的煤气少，只是有点晕乎乎的，奶奶却撑不住，蹲在地上吐了好一会儿，脸色苍白得吓人，嘴唇都没了血色。如今再想起这事，心里还直打哆嗦，后怕得很。

那时候，眼里的一切都透着新鲜。我和二弟发现，二楼楼梯口有个电灯开关，按一下，灯就亮了，昏黄的光洒在楼梯上；我们便腾腾腾跑到一楼，再按一下另一个开关，灯又灭了，楼道瞬间黑下来。就这么上上下下跑个不停，脚步声在楼梯间咚咚响，玩得不亦乐乎，直到父亲在屋里喊一声“别疯跑了，小心摔着”，我们才悻悻地停下脚步，恋恋不舍地离开。

社科院离北京站不远，闲着没事，我就常和弟弟溜达着去那儿玩。北京站的大厅里有自动扶梯，一节节台阶载着人缓缓上上下下，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我们这些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哪儿见过这新鲜玩意儿？我俩小心翼翼地踏上扶梯，扶着旁边的扶手，感受着台阶带着身子慢慢升高，眼睛瞪得圆圆的；到了楼上，又沿着一旁的楼梯飞快跑下来，就这么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累得满头大汗，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却依旧乐此不疲，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只觉得这玩意儿新鲜极了。

车站附近的饭馆都烧煤球，饭点过后，饭馆门口的煤渣堆旁，总有些半大的孩子提着竹篮子，蹲在那儿扒拉来扒拉去，专捡那些没烧透的煤核，带回家晒干了还能再烧一回，能省不少柴火钱。看到这光景，我不由得就哼起了《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他……”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在眼前似的，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连孩子们皱着眉头、手指扒拉煤渣的模样，都历历在目。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该去的地方，父亲都领着我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天坛、地坛、动物园……好些地方我都是第二回去了，可依旧看得兴致勃勃，总觉得看不够。在北京动物园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堂弟李军。这孩子淘得没边儿，看见飞禽笼子里的鸟叽叽喳喳地叫，就非要把手指头伸进铁丝网的缝隙里，想摸摸那些鸟儿。没等他碰到鸟毛，就被一只大鸟狠狠啄了一口，疼得他“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眼泪鼻涕混在一块儿，糊了满脸，抽抽搭搭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任谁哄都不管用，好半天才算平复下来，那委屈的模样，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

那会儿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社科院，更是这中心里的核心地带。院里院外，墙上、树上，甚至走廊的柱子上，都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红的黑的墨迹涂得满墙都是，密密麻麻的，刺得人眼睛发涩。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吵得人心慌意乱。我那时候年纪小，不懂这些热闹背后的门道，只模模糊糊记得，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一夜之间，广播喇叭及满墙的大字报都变成批判红极一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似懂非懂地听着那些激昂的口号，心里头却悄悄打了个问号：下一个，又会轮到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