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

科学中的生活家

北京时间11月18日，阴历的九月二十九，寒衣节前夜，也是母亲的生日，凌晨50分，父亲走了。

前天刚给母亲上了坟。在北方，寒衣节要给去世的家人，上坟，他们会来取冬天御寒的衣服。姐姐上完坟，按老家的传统，不能直接回家，怕对久病的父亲有忌讳，特意去旁边的商场逗留。可父亲还是选择了母亲生日这一天，要看一下母亲是否取足了御冬的寒衣，便和母亲团聚，一块过寒衣节了。

父亲的一生贯穿着两个角色，是一个读过书的人，却又在乡村度过了大半辈子，当了大半辈子教书匠，知识分子和小农思想并存，造就了一个融不入城市，却又被传统的健壮农民群体鄙视的独特父亲。

他的学生都是农村的泥腿子。从懵懂入门的阿喔呃教起，基本上就是普及一个小学五年基本教育。入学第一天会毕恭毕敬的喊父亲老师，等五年级一辍学，就会一身村民的味道直呼父亲名字，因为我们家的辈分在村里很小，父亲多半要喊他的学生爷爷。

每每碰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回家闷闷不乐，批注这个孩子不会有出息！

他的结论往往是正确的。他教的一批批爷爷，老爷爷，叔叔，都认了几个字后就出门务工了，赚了钱的回来娶个漂亮老婆。赚不到的就娶个丑的或者傻的，也是一辈子。

父亲的教育事业的最大的成就是自己培养了三个大学生。农村师资差，家长认知更差，所以能够凭借考试离开乡村的基本上都是老师的孩子。

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大姐已经辍学，在一个乡办厂子挣钱供妹妹们。二姐在镇上读高中。三姐初中，我和小姐小学。

厢房里放着一张樟木箱子。我们就跪在床上，趴在樟木箱子上做作业。我和小姐一边，三姐在另一边。

三姐那年她的初中新开设了英语课，每天早上她都迷迷糊糊的打开收音机学英语。等半小时英语结束了，三姐的回笼觉也睡好了，急匆匆地起床赶到另一个村子的联中上学。

那时候家里穷。吃的东西不顶时候。晚上往往八九点就又饿了。

父亲就把一只铁水桶的底去掉，中间串了铁丝网，模仿围炉给我们在外面屋子里烤地瓜。烤熟一块喊一下，我们就两手乌黑的边吃边做作业。有时候早晨起来就饿，父亲也偶尔会把地瓜送我们被窝里，吃完再起床。

冬天的时候冷，父亲会倒提着我们棉裤的裤腿，在炉子上烤热了拿给我们穿。

那时候乡村里的穷人多，穷和刁往往孪生。村民们就偷电。搞得供电所就直接整个村子断电。

我们几个就整天的趴在煤油灯下面。

有一次父亲提了一个铁皮灯，说这是嘎斯灯，想来应该是GAS 的音译，一下子把煤油灯闪的昏暗了许多。这是父亲带给我的最初最初的化学知识。到了初中就学到了父亲买回来的电石就是碳化钙，加水产生乙炔，这就是燃烧照明的Gas。

还记得小舅给我家做了一个饭柜，那个推拉门是透明玻璃的，里面杂乱的碗筷一目了然。

父亲买来了白色，蓝色，红色的油漆，画了一幅海上日出图，掩盖了柜子里面的碗筷。

所以，知识可以改变生活。它让你的生活在劳作中添上些许轻松和不同。

父亲的思路非常清晰。清晰的有些自私。大姐不能嫁到别处，必须成家后留驻。再就是家里要有一个医生，一个老师。这三个指导思想贯彻了父亲的前半生。

他把老大留在了家里，结果几年后他自己从却老家搬走了。不知父亲有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

妹妹小时候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父亲带着她去县医院。那时候只有一个三层的门诊楼，没有电梯。妹妹不能下地走路，父亲就背着他各个科室付费处跑。

最后累的实在不行了，和一楼打扫卫生的说，嫂子，你给俺看一下这孩子，俺去三楼，马上回来。那嫂子安慰他，孩子都病成这样了没人偷！

也许是各种求医难的经历使得父亲意识到家里必须有医生。二姐作为80年代的大学生，顺从的抵住了留在大城市的诱惑，回到了家乡小城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医生。有时候我会替二姐想，要是她如我一般反抗，留在省城，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

八十年代初我们家庭幸运的成为头批农转非家庭。那时候二姐已经大学在读，真正受益的就是她下面的几个妹妹。

父亲曾经无数次的提起，为了去办手续，他几乎半职的穿梭在各个人事部门，档案处，各地教委之间。

有一次他累极了，爬上进村前的那个大陡坡，就再也推不动自行车了。

暴雨倾盆而下。他就坐在那个坡上，淋着雨歇着。腿麻木着，脑子也麻木着。

然后就把他爱惜了十几年的自行车放在了坡上，走回家。到家后告诉姐姐车子还扔在村外，去推回来。

中考时我是初中唯一一名中专候考生。学校不配带队老师，只好父亲自己陪考。那三天正是酷暑，父亲考场放下我，就马不停蹄的去跑二姐的工作分配。具体细节记不清了。父亲回到家里惴惴不安的和母亲说，他还要骑自行车跑其他地方，午饭请卫生局和教委的人的时候就给他们端茶敬了他们酒，觉得他们喝得不畅快，会不会不尽力。

我考完那天，二姐也从学校回来和我汇合。从考场走出来的时候，父亲疲惫的蹲在他的自行车旁边，街边开败了的芙蓉花絮落在车座上。烈日下的奔跑让父亲的脖子，脊背爬满了密密的痱子。他说，我自己骑回家，带不动你了。你和二姐坐火车回家。

那是我和父亲最长的独处时间。

每天我就沿着路两侧的盛开的芙蓉树，数着标志性建筑，秀水小学，青年服务中心，农工商大厦，然后就是我的考试点，第四中学。

晚上我们去吃微甜的发面火烧，还会有乳豆腐。

父亲也会问我考的怎么样。但并不担心。他一直相信我，也一直以我自豪。

我高考时也听从了父亲的指导，报考了师范大学，按着他的要求我应该成为家里这一代的一个老师。他认为有了医生老师这两样，就万事不求人了。

但我大学毕业后，却没有再顺从他，果断的选择了离开。一个个实现的目标把我从家的位置推离的越来越远，英语过级，毕业实践，考研，之后又是课题，文章，出国。

多年了，城市的喧哗荡涤了我的拙朴。我选择了天隔一方的异乡，家变成了每周电话另一端的父亲的絮絮叨叨。

年龄大了，父亲变得越来越信任我，他盼我的电话，会和我说好多心里话，反复问我，他心脏的手术我能不能给他做？舍不舍得？他要是走了，能留多少钱给我母亲？

他一直认为他会先母亲离世。

父亲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他走后我和妹妹收拾他的遗物，翻出了他21岁时的结婚证，他68年从淄博师专自动离职的信函，落款是淄博革命委员会，结清路费2.73元。

还有他离开公职后外出务工的一个记录本，记录者每个打工的工作单位名称，地点。每个地点下面附着一串名字，注解回村时要给村里人代买的东西，很多人要他代买洗衣粉，肥皂和香烟。

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他为我保存的所有证件。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毕业证。各个时期的学生证和团员证。我的初中三好学生证书。

他甚至为我保存了我的34年前高考成绩单，那一个小条已经发黄，对折夹在我的高中毕业证里面。那时我并没有觉得我的高考榜中他有多么高兴，他却一直保存着有我名字的山东高考成绩单。

在这些证书里还夹着我的研究生准考证。我是那年报考中国科学院脑所的第23号考生。

准考证的下面是脑所发给我的录取信件。是招生办赵老师发出，并且告诉我暑期没有女生宿舍所以无法安排我的实习。

我不知道父亲怎样默默的存放了我这些零零碎碎。这些是不是在我离开他这么多年的一种联系纽带和寄托。他不懂我的考试科目，他更不知道脑所是个什么机构。

而他，只是神圣的留着我一步步的成长经历。我不禁泪目。

2014年时父亲心梗昏死在厕所里。省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拒绝收治。我们把他带到了北京阜外。他很紧张，怕挨刀，怕死在手术台上。

我放下行李，来到他病床旁边，不提他的病情，买了一摞报纸，和他开启共同阅读时间。

他渐渐放松下来，炫耀的本能又从心底深处翻腾出来，开始和病友故意卖关子介绍我。

他的手术并不顺利。

当值班医生拿着病危通知让我签字，说正在进行最后抢救，我不能想象那个上周还在读报纸的老头就这么被这个手术室入口吞吃了。

我推开抢救室的门冲了进去，大喊着父亲的名字，问，“他在哪里？让我见！”

他的主治医生从另一个方向跑过来，拉住我，说柏老师，我们正在和血管科会诊，刚才的值班医生说的有些过了。

这个植入的瓣膜又给了父亲十一年零十一个月优渥的老年生活。

感谢阜外。

这次他的离去我们早有预感。

春节之后就开始频繁的出入医院。我戏称老头要经常返厂维修了，可内心还是希望他能活一年，再活一年。

他近些年已经有了痴呆症状。这让他剔除了他那些让人讨厌的思想，焦虑，变得可爱起来。他会摸索着我的手机，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的问我，俺也买一个行不？”

他离世的前夜可能还在惦念我没有回去。星期天约了朋友，也订好了周三的回国机票。在我去朋友那里的路上突然手机变成了SOS模式，把去朋友那里的GPS关了。

我便折返家里。心里有些许不安的感觉。打通了家里的电话，说不怎么吃东西了，用棉签蘸些水送嘴里。

第二天他便离开了。

我在想，他可能不理解我和他的距离是地球的半周，他给了我SOS的信号我也没有赶的回去。

他去世时只有刚从南方赶回家的妹妹在旁边。想必看着他最担心的老幺女能在南方的城市安居乐业，父亲也可以安心的去了。

愿父亲安息。

女儿记于美东时间十一月十八日归国飞行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