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新语的美篇

空山新语

4、哥哥

这种观念在我们村子里最具统治地位。它既像一块巨石压在那些没有儿子的人的头上，又像一块巨石垫在有儿子的人的脚下。被压着的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站在石头上的人一辈子可以趾高气扬。乡亲们碰到没有儿子的人，像是起了早床撞了霉头一样。挑担挖土、割谷栽秧结对子，也不乐意跟他，怕沾了晦气。倘若某某人家丢了什么东西，就算是一把扫帚，又不知道是谁拿了，于是就大声嚷起来骂人。站在自家的大门口，面对着村前的大马路，开口骂的第一句话必然是：你个灭门绝户的……当然还有砍脑壳的剁八块的，但骂的最多的最绝的也是最伤人的还是那句你个灭门绝户的……

这句骂人的话有时不一定是要骂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根本就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但骂人的人只求痛快，就挑了嘴边上最习惯的那句骂了；他只顾自己痛快，哪晓得听话的人确实太过自卑和敏感，便把别人刺过来的刀直引入自己的心窝，让自己痛苦万分，郁闷不已。

我的大伯大妈就是这种骂声的受害者。他们就是当年农村里那些被巨石压着头顶的无辜的人的代表。因为没有儿子，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看见他在家门口举着一条长凳，像耍棍一样地在空中玩转，高声大嗓对着门外的公路胡言乱语，念念有词。引得过路的行人莫名张望，又好奇，又好笑。家里的人想方设法，四处寻医问药，好不容易总算治好了他的病。但即使是这样，他精神正常的时候，也总是一个愁眉不展、沉默寡言的人。

我是长子，没有姐姐，也没有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叫她“哥哥”。似乎她从小就投错了胎，我就一定要这样称呼她。她比我大四岁，是我大伯大妈唯一的女儿。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大妈生下她以后，再也没有生小孩。她对我很好，像亲姐姐一样。她的脾气很温和，我从来没见她发脾气。我的大伯大妈也不是脾气暴躁的人。没见他们家吵过嘴。即使是后来与我六爷（叔叔）吵架，也没觉得他们有多么的气愤与张扬。

我的叔叔被称作六爷，这和普通话的叫法完全不同。我大伯大妈长他二十余岁。我六爷从小和我婆婆（我们称祖母为婆婆）相依为命。 十八岁那年他参军入伍，我十一岁。我们一家人把六爷送到襄河边上的兴隆镇，那里有大的码头，坐轮船可以去很远的地方。我们送他到到那里时，一家人很激动。我母亲和大妈总是不断地流泪，眼圈红红的。我能懂一些，但并不全懂。我记得那一天是个阴阴的天。我们在一个靠近码头的大院里送别了他。他一直当兵直到一九七四年，据他说本可以提干的，但因为发生了一个政治事件，他们部队改编，所以他就退伍了。而那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我的婆婆——他的母亲也已去世。六爷也该成家了。

按理六爷成家只是他自己的事，但却牵扯到了另一家人。这家人就是我大伯大妈——他的哥嫂一家。不知是别人的主意，还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六爷结婚后将和我大伯大妈成为一家人。其原因是因为我哥哥是女孩儿，总要嫁出去的，一旦大伯大妈他们老了，就有了六爷这个小弟弟做依靠。虽说也有女婿倒插门的，但在一般的村民眼里是不体面的事。他们的观念里，认为自家女儿招女婿在家结婚生子，不但下贱，而且羞耻。他们做这个决定并不会征询我哥哥的意见，但我猜测这个决定一定伤到了她的心。她也许会想，如果她不是一个女孩子，六爷也不必同她父母组成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些全都因为她是女孩的缘故。作为年轻的女孩子，她何尝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像别的女孩一样风风光光地嫁到自己看上的人家去呢？但大人们都这么认同，即使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孩童，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既然如此，我六爷和我大伯大妈成为一家人，并且能够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正所谓长兄长嫂如爷娘。但可惜的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不到一年就龃龉不断，吵骂不休，虽经本家的长厚者调解，也不能维持度日。不但先前的那份兄弟之情没能保住，反而兄弟阋墙，仇怨相结，势同水火，很快就各起炉灶，不相往来了。不久，六爷一家搬出大伯的房子，在它的后面另做了一间小屋。我们家的屋檐下没能演绎一出兄弟妯娌和睦相处的好戏，反倒是让他们自己和四邻八舎的乡亲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情的淡薄和冷酷。

而终于我的哥哥到了二十岁，大家都认为她该出嫁了。

哥哥的长相算不得美丽，但在农村的那些姑娘中间也算得上中等。她的圆圆的脸略微有些大，五官端正，偏胖的身材丰满而匀称。留一对辫子，超过一米六的个子，在那时的农村也算有丰姿的了。在当时女孩很少上学的年代里，她也读了初小，谈不上有文化，但也难得了，加之她的独生女身份，似乎让周围的人望而却步。左邻右舍的乡亲长期以来碍于大伯大妈的面子，或是不知晓他们对哥哥的安排，或是担心触动他们内心的隐痛，都不曾上门提亲，但那只是一种观望，或者试探，犹如箭在弦上，不是不发，是在等候发出的机会。

公社水电站一位姓涂的干部，经常在我们家门前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的，村里的干部村民都跟他认识了。这事情要是太熟的亲戚，还担心被大伯大妈泼了脸面，只有这样半生半熟的，又是国家干部的人，才堂而皇之地便于开口呢！涂干部来到大伯大妈家，给他准备去当兵的堂兄弟说媒来了。没想到大伯大妈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接下来的事情进展也出乎意料地快。没过几天，姐夫就来上门了。大伯大妈的堂屋里一下子坐满了人。我的母亲和我都来了。我从小就把哥哥当作亲姐姐，母亲也好像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我们俨然就是决定这门亲事的最高参谋。堂屋中间摆着一张堂心桌，姐夫坐在上席的长板凳上。他有一张很大的方脸，五官端正，皮肤不白也不黑，就是眼睛显得小，像是没有完全撑开似的。他什么话都不说，时而看着门口，时而低下头，又马上抬起来。屋里屋外围着好些人，而且越来越多，他显得有些拘谨。可能是因为受窘的缘故，他刚进门时就红润的脸色变得像猪血一样了。农村人以为这是血压高的症状。哥哥坐在桌子靠里的一侧，比起未来的姐夫，她倒显得安静和坦然，让我很觉得意外。涂干部站在堂屋的中央，在满屋子的人都处于静静的观察思考时，他在讲话。他的声音稍微有些大，而且洪亮，我们都听得清楚。他说他准备马上把他的堂弟送去当兵，现在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当兵回来就成亲。说完了，他补充说就是这样。周围的人没有谁说话，最有权力说话的人是我哥哥，没说话；大妈的脸上挂着微微的笑意，没有说话；大伯不知到哪里去了，自然也不知道他的意见。母亲和我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一阵沉默之后，这件亲事似乎就这样定了。潜意识里大家都觉得不说话就是不反对，就是默许。相亲的事情结束了，我拿不准哥哥是不是就答应了，我倒是有些替她不甘。母亲在相亲之后叹息着说，唉，一个老实人呢！村民们的观念里，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也没有说什么。甚至我以为哥哥会专门征求母亲的意见，或者问问我有什么看法，都没有。一直到姐夫第二次跨进大伯家的门。

　　姐夫第二次来上门是穿着军装来的，只是还没戴领章和帽徽。他成为一名新兵了。这是当时涂干部的承诺，他兑现了。三年以后，姐夫退伍，涂干部的计划全部完成，只是结果没什么变化，一个农民去当了几年兵，回来之后仍然是个农民。这种结果当然不是我们所乐于接受的，哥哥虽然不说什么，但脸上也露出了不乐意。而在当时的农村，普通的农家子弟无非就是学门手艺；男的大多去学木匠，女的呢多半去学裁缝。所以，涂干部答应让姐夫去学木匠，再给正在学裁缝的哥哥一台缝纫机做嫁妆。

哥哥出嫁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要上师范学校的通知，马上就要成为国家的人，这是很不一般的事，有人说相当于旧时代里考取秀才那样的待遇或者风光，其明显的标志是可以穿着长裤、鞋袜，虽然没有皮鞋，但也可以穿松紧口塑料底的布鞋，夏天则可以穿塑料凉鞋。哥哥出嫁的第三天，是她回娘家的日子，俗称“回门”，我去接她。那以后我就真正离开了家，我和哥哥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当然，即使我不离开家，她也未必会跟我谈到她真实的想法。

我满以为哥哥嫁给姐夫后会按部就班顺其自然地生活下去，我没料到她也强烈地向往着城市生活。她同姐夫借助亲友的帮助，辗转来到省城，靠做小生意起步，有了一些积蓄，在一个靠近市中心的郊外做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屋。她和姐夫第一胎生的是女孩，第二胎第三胎接着生了两个儿子。我想，这样的结果一定让她心情畅爽，做女孩子时的委屈总算得到了宣泄和释放。

然而，大妈大伯的死却与哥哥的一次回老家有关。那是某一年的国庆节。哥哥买了一些苹果回老家去看望大伯大妈。大妈便拿了几个苹果送给马路对面本家的孙子吃，就在过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了，当场就不省人事，因伤势过重而去世。我在大妈去世后的第二天得到消息，第三天赶回去。肇事方赔了一万多块钱，丧事办完，还剩一半。大伯病重，大概也将不久人世。大妈死后，他独自一人躺在那间年久失修，阴暗潮湿的破旧瓦房里。我不知道哥哥是否怨恨大伯，是否在意大伯的死活。办完大妈的丧事，他就把大伯留在家里，一个人回了省城，回了自己的家。也许大伯曾经不高兴她是女孩子，他无意当中冷落了哥哥。哥哥这样做，有心或是无心，大家都没怎么在意。只过了那年的冬天，次年的春天大伯就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马路对面远房的侄儿一家。丧事的费用就是大妈死后剩下的那一半赔偿费。

当我后来再回到老家的时候，看到的就只剩大伯大妈那栋破烂的砖瓦房。房前还堆着一些从旧房上拆下来的旧砖。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两年的时间，然后就再也不见那栋三间的旧屋了。听说那栋房子被六爷当作自己的财产卖了，而哥哥又坚持不让拆那栋旧房子，叔侄之间就此结下怨隙。也许六爷认为那栋旧房子有他一份，也许六爷认为当年做房子的地基有他的一半，当然，更确切的是，六爷认为，女孩子嫁出去了，就不应该继承娘家的房产。又过了很长时间，大伯大妈的房子还是拆掉了，而且在原来的地基上有人做起了新房子。只是大伯大妈那栋屋子怎么拆掉的，关于这栋房子以及它的地基做了什么交易我也不得而知。而无论是六爷还是哥哥也没有与我们说起这件事。

多年以后的一个春节，我再去看望哥哥，坐在她的那栋建在郊区的三层楼的房子里。周围的房子一栋挨着一栋，毫无秩序地簇拥在一起，大家可能都等着政府拆迁的行动。一楼的那间堂屋光线暗淡，没有任何装饰的水泥预制板的房顶上吊下来一支日光灯，桌子上摆满了哥哥做的菜，桌子的周围依次坐着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只有她的正在读高职高专的外孙，旁若无人地单坐在一张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玩着手机。

菜端出来摆满桌子后，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外甥女说哥哥的耳朵都聋了，外甥儿子大声地叫着她，要她和他们住到一起去，帮他们做饭，送孩子上学。哥哥不愿意，她说我就住在这里，我没有我的事吗？你们忙你们的，我忙我的。她看了看楼上，那儿有一个楼梯口。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租房合同。她要管理好那些租住在她的房子里的人。她的大孙女正在读初三，过完年后的夏天就要参加中考，成绩不太好，可能考不上高中。她的大儿子还有一个小孩，也是女孩子；小儿子目前只有一个小孩，也是女孩子。她希望她们这块位子早点拆迁，距离他们不远的村子已经拆迁了，唯独他们还没有。消息总是有的，不过至今还没见动静。她们一家似乎等得太久了。

当然，我似乎总忘不了那个纠缠在老家人们心中的绳结，那块压得大伯大妈一生都难以喘息的大石头，我琢磨着如今年届古稀的被我叫了一辈子哥哥的姐姐是否还希望抱到一个孙子呢？我不希望她这样想，但又不确定她不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