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卑微

超薄状态

70年代末，齐韬部队复员后分在机电一局浦江机械厂军工三班，即钳工班。班里有几个非主流“小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现在想想还蛮“有意思”咯。

小老头金永根年龄最大，近50。外形矮小，毫无气魄，人面前常有退缩的模样。衣服不干净，不讲究，干活时躲在角落，慢吞吞的，但干得仔细。

那天，他在用锯条加工一批零件时，感到身体不对劲，坐了下来，脸发白，手发抖。须臾，开始喷血，吐在地上一大堆，边上的人赶紧过来，姑娘们吓呆了。众人忙将他抬去医务室，然后送区中心医院，胃穿孔，晚上动手术。其妹听到金永根吐血被送进医院，电话听到一半人瘫倒了。

班里的人就此议论说他“太做人家”了。金永根未婚，有人要为他介绍对象，他希望对方是黄花闺女，有文化，有钱。谈朋友时，逛马路累了到点心店，他点了一碗阳春面给对方，推说自己胃不好不能吃，在店门口等对方吃好。平时在厂食堂他总是买最便宜的菜，说小排汤最好，有营养。人估计其存款近万元。金永根和他的姐妹关系不亲密。有一个外孙女有时帮他干点家务，但他从未请外孙女去店里吃过饭。

他有一架莱卡照相机。他听30年代上海流行音乐，聊天的话题在物价上，或看过什么电影，什么电视节目？最相信他的两个徒弟，认为其他人都不可靠，想谋他财。离家外出时，看着门锁，提醒自己说“锁好了”，下楼后念叨，出去了再咕哝。人的适应性难以想象，时间长了就习以为常了。

生命脆弱，不管你的身份卑微或显赫。班里的徐瑞义师傅，齐韬的印象中他身体粗壮如牛。有一回徐瑞义感冒了，一个星期后去世了，因为脑膜炎，年仅33岁。

而30岁左右的张宝生的去世就有些故事性了。班里分进三个技校生，两女一男，朱梅英，刘红波，吴欣。张宝生的死和刘红波有关。

张宝生在班里属于活络分子，他卖相好，喜欢讲俏皮话，显示自己的领世面，说“你跟我白相我不会给你吃药。”说“人不要钞票除非猪不吃粪。”

不知张宝生怎么与刘红波好上了。有一次，班上集体到同事李曼丽家聚餐。酒酣脸热，阿福调笑，我最喜欢吃牛鞭子甲鱼汤。这情欲的意味引得哄堂大笑。众人提议刘红波与张宝生表演交谊舞，张宝生推托，刘红波不言语，结果两人还是满足了众人。看着他们配合娴熟的舞姿，大家沉默了。班里的人常说刘红波待男人太随意，不像个姑娘那般。

张宝生成为三班乃至全厂的“今日头条”，是张宝生的老婆有天下午提前下班回家，惊讶地目睹张宝生和一个长相俏丽的小姑娘就是刘红波，在床上亲密无间，将此事报告给厂有关部门。张宝生喝敌敌畏，被送进医院，抢救过来了。谁知他出院后吃饭过饱，被敌敌畏破坏的胃不堪重负，破裂致其命归黄泉。

刘红波过了些天才来上班，瘦小的她沉默着。齐韬不知厂里如何处理这事，张宝生的追悼会她是不能去参加的。

刚进三班，刘红波就自我介绍：父亲电影学院毕业，后来搞摄影；母亲参加上海业余合唱团；妹妹拉小提琴，学中国画。她高考未中，她是七六届，在技校学习了两年。中学时舞蹈学校老师来他们学校想招收她做学员，母亲不同意，说文艺单位不如工厂好。她喜欢看书看电影，意思是当工人委屈她了，混混算了。她向同事们炫耀说参加了电影厂舞会。

或许，还有许多人们所不掌握的故事情节，只有当事人明白他们是如何成为悲剧的主角。这事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大新闻，主角不至于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自尽。

班里还有个小老头，叫黄志鹏，长相腔调猥琐，鼻子超大，眼窝深凹，有人说其父亲是外国人。衣着差，体形佝偻。爱贪小便宜，顺手牵羊人家没有及时收好的锉刀、砂布等。人们拿他寻开心、嘲笑他。他故意唱歌惹对方，对方骂，他便笑。他喜欢听书，也到电影院门口交换电影票。他不敢得罪权势大或有力气的人，也怕老婆。视力不好，手脚慢，一般分配给他简单的力气活和脏活。

黄志鹏十六岁的女儿常到父亲的厂食堂吃午饭。少女尖脸杏眼，模样清秀，知道旁人看不起她父亲而特意显示自尊心，走路果断，不带理睬他人。

还有个工友明显痴呆，这个病是“文革”给他带来的。约三十多岁，白白胖胖，眼神呆滞，自言自语，翻来覆去地讲一句话，没法和他交流。多数国营单位有上面指定的用工数字，必须安排多少个残疾人，包括精神病人。

辅助工孔才喜家境贫寒，瘦小的个头，模样面黄肌瘦，眼角边一处明显刀疤，使得其眼角下吊。才喜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谁都可以使唤他，上到永远歪斜着头看你的车间调度员，下到刚出校门进厂的女学徒工，叫他把做好的零件送到下一步加工的地方去，或是相反，把需要加工的零件送过来，总之是帮忙卖力气。他没工作指标，拿平均奖。他不发牢骚，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意见。才喜文化低下，是不是智力有点问题不得而知，也看不出自卑感。齐韬不相信有人宁愿实惠而不顾尊严，这个观点遭到了多人异议，齐韬赌气说，谁从这张台子下钻过去我给他两块钱。话音刚落，孔才喜就钻了过去，齐韬赔了两元钱。

人的心理和生理一样，变化始终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感觉而已。

才喜开心甚至是感到得意的场合，是在录音机里放邓丽君歌曲的时候，他会随着歌声哼唱。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政府对邓丽君歌曲的定性停留在“靡靡之音”的评价上，喜欢邓丽君的人是向往醉生梦死生活，失去理想追求的青年。听说在上海音乐书店，一个外地来沪者问，有没有邓丽君磁带？营业员回答，我还没睡醒。人们认为像才喜这样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热衷邓丽君再自然不过了，要求进步的青年，虽然觉得无处不在的邓丽君的歌声悦耳，绝不会在众人面前表露出这个意思。

多年后，报社编辑齐韬不无感慨地发现，他如今分外钟情的歌，崇拜的歌星和当年的小孔是一致的——邓丽君，尽管他也喜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

再不起眼的东西里都蕴藏着宇宙间的大道理。何况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