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每每读史，以前总会对历史上，处于九五至尊的皇帝自称“寡人”，而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皇帝位居万民之上，不应该发此感叹。细读《资治通鉴》以后，翻看着一页页发生在朝堂之上的殊死争斗，才深深的感悟到：几千年以来，外敌入侵虽时时有之，但发生在朝堂之上的争权夺利，却愈演愈烈且连续不断。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寡”字，道尽庙堂天机，更是皇帝孤独内心的真实写照。</p><p class="ql-block"> 封建社会，处于朝堂之上的宝座，从来不是安稳的温床，而是孤悬于万丈深渊之上的独木桥。封建社会的皇帝，看似手握生杀大权、坐拥天下财富，实则始终被四柄利刃环绕：军功集团、丞相、外戚、宦官。这四种力量，时而互为羽翼、辅佐朝政，时而相互倾轧、血染庙堂，构成了皇权生态中最复杂的权力博弈。它们的消长离合，既演绎了无数王朝兴衰的传奇，也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层次困境。</p><p class="ql-block"> 一、军功集团既是王朝初创时期的“开国之柱”，也是皇权最直接的“肘腋之患”。刘邦建汉之初，“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白马之盟，实则是皇权与军功集团的妥协共治。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凭借军功裂土封侯，手握重兵，成为支撑西汉政权的重要力量。军功集团是皇帝打天下的重要利器，但天下安定后，“功高震主”的定律开始生效。刘邦以“谋反”为名诛杀异姓王，转而扶持刘氏宗亲，形成新的权力平衡。尤其是皇帝在暮年之时，考虑最多的，是要为自己的继任者，打造一个便于掌权的政治环境，此时，就必须将以前跟随自己创业的军功集团代表人物诛杀，以绝后患。汉文帝则采用柔性策略，通过“列侯推恩令”，允许列侯分割爵位与食邑，使军功集团因世代分封而势力渐衰，高祖所封143位列侯，到了文帝末年，存续者不足三成。这种“相杀”现象，本质上是皇权对潜在威胁的清除。而军功集团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集权制的天然挑战。到了唐代，这种藩镇割据现象，则走向另一极端，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手握军政大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安禄山之乱，最终成为唐朝灭亡的重要推手，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军功集团失控后，对封建王朝的毁灭性后果。</p><p class="ql-block"> 二、丞相处于皇权与官僚体系的“连接中枢”，与皇权的博弈也贯穿封建王朝始终。西汉初期，丞相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权力极大。汉景帝欲给皇后兄长封侯，竟因丞相周亚夫以高祖遗训反对而作罢。汉武帝为削弱相权，设立内朝，将决策权力转移给身边的近臣与儒学之士，使丞相沦为单纯的执行者。主父偃虽官阶不及副丞相公孙弘，却因身为内朝成员参与核心决策，权力反而更胜一筹，最终引发外朝对其嫉恨与诛杀。这种内外朝之争，本质上是皇权对相权的压制与平衡。唐朝牛李党争中，两派分别占据中书省与门下省，通过封驳诏令、弹劾官员互相攻击，导致政务瘫痪数月之久。丞相权力过大，会威胁皇权；权力过弱，则又导致行政低效，这种两难困境，皇权与相权之争，在封建社会里始终无法破解。</p><p class="ql-block"> 三、外戚与宦官是依附于皇权的“寄生力量”，二者的交替专权，堪称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图景。汉武帝设大司马大将军一职，规定必须由外戚担任，为外戚专权埋下患根。东汉自汉章帝后，皇帝大多年幼继位，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得以掌控朝政。窦宪、梁冀等外戚先后专权，梁冀甚至连续拥立三帝，权倾朝野，其被诛时抄没的家财达三十余万万，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 。宦官和外戚，大多是皇帝身边最亲近之人。皇帝幼小时，多依赖外戚，而皇帝成年后，往往依赖宦官剪除外戚。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灭窦氏，汉桓帝借助宦官单超等消灭梁氏，宦官由此得势，形成“戚宦交替专权”的恶性循环。这种争斗持续百年，最终耗尽东汉国力。</p><p class="ql-block"> 以上四种力量的相互配合、制衡与相杀，本质上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来源的唯一性。所有力量的合法性都源于皇权，却缺乏制度化的权力边界。皇帝为维护绝对集权，刻意扶持一方牵制另一方：用文官集团压制军功集团，用宦官打击外戚，用外戚制衡相权。这种“以毒攻毒”的制衡策略，好像在钢丝之上的独舞，看似高明，实则将权力斗争引入博弈的死局。稍不注意，便会跌下万丈深渊。当某一方力量失去制约时，便会反噬皇权；而皇权为重新掌控局面，又会扶持新的力量，形成恶性循环。此外，皇位继承制度的缺陷导致幼主频出，为外戚与宦官专权，提供了可乘之机；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使权力滥用得不到有效遏制，进一步加剧了乱象。</p><p class="ql-block"> 四、要杜绝这种朝堂之上的权力倾轧，历史的经验值得深思。一个完善的现代文明社会形态，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确立在制度框架内，构建好“权责法定、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一是要明确权力边界，将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分立。军事权由职业化的军队统领，军事集团不得参政；监察权独立，直接对上一层领寻负责，监督所有权力机构。二是要固化制度约束，严禁裙带关系和亲信干政。三是要完善领导人制度，确立“联席会议”，避免单一力量独揽大权；确保领导者始终掌控全局。四是要建立权力纠错机制，打造好“多元制衡”的政治生态。</p><p class="ql-block"> 封建王朝的权力博弈，最终证明：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混乱。军功集团、丞相、外戚、宦官四方权力的相互倾轧，只不过是专制制度下权力失控的缩影。皇帝试图以个人智慧掌控四种力量，却终究逃不过“制衡一失衡一再制衡”的历史循环怪圈，沦为位居万民之上的孤家寡人。唯有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才能将“高悬之剑”化为“护权之盾”，实现权力与治世的长久统一。这一历史上的重要启示，至今仍闪耀着制度理性的光芒。</p><p class="ql-block"> 掩卷之余，若有所思。在初冬的飒飒冷风中，漫步走上贾鲁河栈桥之上，回望千年历史，犹如行走在这历史上被称为“鸿沟”的滔滔河流之上。河水东流，一去不返。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愈思愈明，常忆常新。它提醒我们处于有限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亦或是处于无限循环中的集体社会，都应该借鉴历史，思考未来，行走在理性和文明的河流上，惟有如此，才能够源远流长，汇入大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