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生活有点迥

光影随行

前言

有闲读点史，史能启心智。退休后，闲来无事，扎进图书馆，面对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册，开盲盒般随手抽取，信手打开，遇上感兴趣的，就细心慢读，偶有感想，用手机的备忘录记下来，后整理成文，挂记在自己的“美篇”里，几年下来，也有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为了便于今后自己翻阅，借助“美篇”平台，编辑打印成册，取名为《历史碎片杂说》。

在现代许多人的心目中，唐朝，戴着一层“万国来朝，金光闪闪”的盛世滤镜，是华夏五千年的光辉典范。其实，若想窥其真容，便需仔细阅读唐史，轻轻擦去这层历史的包浆。 届时你就会觉得，唐朝，生活有点迥！

二百九十年的历史，真正过着“唐人”生活的也只是几个短暂时期，如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中兴之治。其他时期，都是满朝苦难，迥迫得很。

国家的迥。

唐朝近三百年历史中，人口出现过三次断崖式下跌：隋唐之际，从4600万锐减至约1200万。唐太宗非常重视人口增长，甚至制定法律，允许尼姑还俗、寡妇再嫁来增加人口出生。可到了他驾崩时，人口也不过1900万。安史之乱，八年战乱损失约三分之二人口。唐末动荡，黄巢起义期间，长安“流血成川，谓之洗城”，人口锐减。

不但人口数量少，而且还命不长。唐朝的人均寿命大约在27——30岁，正是壮年时，却被黄土埋。

人口，是国家的硬实力。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这是谁都懂的道理。唐朝，因为缺人，广大地区还是很荒芜的。历史记载的唐朝的繁华，其实只是都市繁华，而不是国家的繁盛。

正因人口锐减、地广人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才成为可能，而这套制度又极为脆弱，为后来土地兼并、社会矛盾种下了深深祸根。

唐朝，供需迥迫，缺衣少食，是悬在唐史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在开元盛世期间，玄宗皇帝为了吃饱饭还得每年去洛阳打一场秋风。因为那时运河只通到洛阳，南方粮食运不过去。

更深远的是，当唐朝站在舞台C位，享受“万国来朝”荣光，庆幸佛祖光临的时候，那被视为“蕞尔小邦”的西方却在拆解自然科学，积蓄科技力量。这种文明层面的根本错位，为后来的历史性滞后埋了雷、下了套。唐朝那轻飘飘的优越感，最终成了历史长河中一副沉甸甸的桎梏。

这种错位，在“迎佛骨”的狂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唐一朝，多位皇帝倾举国之力从事佛事。由宰相裴休撰文、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便白纸黑字地记录了皇帝们对高僧的极致尊崇：德宗“征之，一见大悦”；顺宗“亲之若兄弟，相与卧起”；宪宗更是“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及至迎奉所谓“佛骨”，更是兴师动众，耗尽民力。碑文竟将“刑不残，兵不黩”的治世幻想，寄托于一段枯骨的神力之上。当国家的顶级智力与权力资源，如此狂热地投向虚妄的“愚人之道”时，文明的停滞便已注定。 刑部侍郎韩愈一篇《论佛骨表》，直言这是“污秽不祥”之事，于国无益，却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最终贬谪蛮荒。一个拒绝理性声音的盛世，其根基早已布满裂痕。

皇室的迥。

皇家，不是子孙绕膝，乐享天伦。而是刀光剑影，血海情仇，血脉相迥。

开国之初的“玄武门之变”，如同一个无法驱散的幽灵，在后世不断重演。高宗时的武后篡唐、中宗韦后之乱、玄宗诛太平公主……父子相疑、兄弟相屠几乎成了李唐皇室的遗传病。

兄弟相残，皇后谋乱已经让皇家遭难蒙羞，公主们也不安份，随时串场。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的参政搅局，既有个人野心，也折射出皇家的混乱和无奈。

唐朝三百年，儒家治天下。儒家讲究的是“忠、孝、悌、信”，这不只是国民的行为准则，更是天子的执政之基。可皇家的争斗，父子相残，兄弟相害，却将“孝”“悌”二字揉搓得粉碎——这不仅是人伦的悲剧，更是其立国根基上的巨大悖论与迥迫。

文人的迥。

大家一说到到唐朝的文人，马上就想到了李白，他的诗是那么豪放，他的生活是那么精彩。唐朝文人真的活在一个好时代。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说三个诗人吧。

李白，“盛唐气象”的代言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歌颂的是盛唐最亮眼的“面子”，却没触及唐朝的“里子”。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终其一生未能真正实现政治理想，就因出生商贾，连科举考试都没有资格参加，你说窝囊不窝囊，迥迫不迥迫？

杜甫，生活在盛唐的“梦碎”时代。《三吏》、《三别》、《春望》等，记录着唐朝的悲惨世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的混乱，社会的不公，让低层人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把自己的苦难化作为对社会、对民众的关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小我”到“大我”，路途是何之艰难，何之迥迫。

白居易，曾有“达则兼济天下”之豪情，《卖炭翁》满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赤诚，得到的却是“朝廷昏庸，官场腐败”，让他屡屡碰壁。只好“穷则独善其身”，逍遥快活，洒脱自如。闲适背后，是无奈，是迥然。

唐朝的文人，抱负迥然。李白不能科举、杜甫一生潦倒、白居易被迫闲适，这并非个别人的偶然不幸，而是整个帝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系统性迥迫”。即便是直谏迎佛骨而遭贬的韩愈，其个人的悲剧，也不过是这系统性迥迫中的一个注脚罢了。

官吏的迥。

先说大官。国家治理的好坏，得力于为皇家出谋划策的人，宰相就是其中之一。可唐朝的宰相群体，非常迥迫。

据统计，唐朝宰相平均任期不足四年。能居此位者，多为一时之人杰，但结局往往凄惨。刘晏改革漕运有功而被冤杀；杨国忠权倾朝野最终马嵬殒命；即便是“房谋杜断”的房玄龄，其家族也在政治风暴中屡遭打击。才华是他们的阶梯，但站得越高，风越大。到了中晚唐，“牛李党争”持续数十年，无论出身科举的“牛党”还是门阀的“李党”，斗争的核心已非治国理念，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分割。所有才华与理想，最终都消耗在了无休止的内斗之中。

再说小吏。相较于宰相们的波澜壮阔，基层小吏的困境更显沉闷而真实。他们身处帝国行政网络的末梢，直接面对百姓，执行着自上而下的赋税、徭役征发，却在夹缝中生存，升迁无望，动辄得咎。在俸禄微薄且时有时无的背景下，“羡余”（向皇帝进贡的额外赋税）等名目的盘剥，使得基层官吏往往身不由己地成为剥削系统的一环，满肚子“仁义礼智”的儒家学说，却干着“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强盗行为。生存压力与道德困境时刻折磨着他们。

生活在唐朝的大官小吏，忠奸两迥，进退失据。

市民的迥。

18岁以上的农民，虽然因均田制授予田地，但要完成国家规定的租（交纳谷物）、调（交纳绢布等手工业品）庸（完成一定的兵役或劳役）。因为定额税制高，风调雨顺年成少，农民负担非常繁重，需“春忙耕、夏完役、秋缴粮、冬躲债”，生活迥迫得很。

就是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市民，生活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我行我素，自由快乐。城市奉行严格的 “坊市制” 和 “宵禁” 。你被圈定在“坊”内生活，到“市”里购物，入夜后鼓声一响，就必须待在家里。这是一个秩序井然、便于管理的伟大军营式城市，但个人的生活空间与时间被高度规划和控制。走在宽阔的朱雀大街上的胡商、僧侣、遣唐使，那是窗橱内的风景，与已无关。唐朝市民，烟火困迥。

唐朝，国家不力，皇室不宁，官吏不安，文人不顺，百姓不爽。这般“迥”态，与后世眼中那金光闪闪的“盛唐”滤镜，构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唐朝，生活有点迥！

说点题外话。

梦回唐朝，我们或许渴望的是李白式的张扬与不羁。但更大概率，我们会活成杜甫笔下的冻死骨，或是白居易诗中那个“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

我们剖析唐朝的“迥”，并非要否定其辉煌，正如我们欣赏宋朝的“潮”，并非要忽略其屈辱。这一“潮”一“迥”之间，历史的真相与智慧豁然开朗：任何对“伟大复兴”的想象，都不能是简单的梦回某个朝代。它需要我们汲取唐的开放筋骨与宋的创新智慧，摒弃唐的系统性窘迫与宋的军事性软弱，最终开创一个既有盛世气度、更有市民烟火，既让国家有尊严、也让个人有幸福的全新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