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春雨

杨超

芳草春雨 一生中，我的师长不下几十位，黎老师却是我最怀念的一位。她是我四年级的班主任，音乐老师，待我，尤严。 广州大东门内，有一条芳草街。街名起得真好，像一句温柔的谶语。这条石板街本身不长芳草，却因北端那所由区氏祠堂改建的小学——“芳草街小学” ，我的母校，而充满了寓意。我们这些懵懂孩童，就像石板缝里倔强的新芽，寂然无声，等待着一场春雨的降临。 一 从一到三年级的混沌时光里，班主任如护雏的母鸡，用溺爱“孵化”出二十多个留级生。我侥幸升级，却因管不住嘴，延续了在幼儿园练就的“课堂演说家”本色，与红领巾的首航失之交臂。 四年级，黎老师来了。她个子不高，齐肩短发，圆脸的眉峰微微扬起，清秀端庄。笑时眼弯如月，严肃时眉心紧蹙。或许是学声乐的缘故，她的声音带一丝鼻音，清亮又有穿透力，能瞬间划破沉闷的空气。 讲台上，教鞭是她手中的权杖，既能点五线谱，也能镇住课堂。黑板上一记脆响，窗外榕树上的蝉鸣都应声而断。每当我神游太虚，那竹鞭便会轻轻叩击我的桌面，将我拽回人间。 开学第一天，我就惹了祸。 老师让大家按生日顺序坐。念到我名字时，我皱紧了眉头——因为要和我同桌的，是她。 我对黎老师说：“我不坐那儿。” 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心却擂鼓。 “为什么？”她看着我，眉间皱成了问号。 “就是……不想坐。”我低下头。其实我是怕，怕和那个名字里有相同字、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生坐在一起，会被同学起哄。 “你真的不坐？”她声音提高了一点，眉毛也微微蹙起，我感到了压力。 “……不。” 我几乎屏着呼吸，用尽全身力气才挤出这个字，倔强和恐惧像两只手，死死地拧着我的心。 “不坐就站着！”她真的生气了。 我就这样在讲台边站了一节课。这荒唐的决定，一半出于怯懦，另一半，则源于三年级那次刻骨的羞耻——只因与女生同行上学，便被学长尾随起哄“这样怎么行？！”。那点可怜的自尊与这莫名的害怕拧在一起，让我宁可罚站，也不敢吐露理由。 第二节课，我选了前排一个空位坐下。黎老师没说话。我的新同桌是个厉害的小胖妞，中午休息时就用尺子在桌子中间画了一条线，还故意偏向我这边。整个学期，我们没说过一句话。神奇的是，我上课爱说话的毛病，竟就这么慢慢改了。 　　 学校将“一连三大进”的祠堂分割成办公室、六个年级教室和教工卧室，布局紧凑。校工彪伯住在头门右边的门房，而左侧的音乐室，在那一年，成了我的卧室。 由于家庭原因，我成了唯一住校的学生。独占一个教室，想起来挺“豪气”，殊不知，床是用书桌拼的，还得“朝桁晚拆”，铺盖则寄放在彪伯的门房。 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新鲜感很快就被傍晚时空旷祠堂里，我独自脚步的回声所吞噬。七月的日头也吝啬，只在祠堂上方划了道短促的弧线。天井漏下菱形的光斑，斜阳下，石柱上隐现着历届学生的刻痕。长条石板的缝隙细密，连一棵草都钻不出。在这被石块、灰砖包裹的“盒子”里，想找只小虫玩都难。放学后，同学散尽，只剩几位老师在收拾。我独自坐在天井的石阶上发呆。 看着彪伯独自享用晚饭——白粥配一块腐乳，我突然很想家。 黎老师来到我身旁，轻抚我的头顶。掌心传来的暖意，带着一点粉笔灰的干燥气息，却像一簇微火，慢慢熨帖了我那颗因委屈和孤独而发凉的心。 “今天站累了吧？”她的声音失了讲台上的清亮，变得低柔，像天井里悄然落下的月光，洗去了我满心的委屈。 “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学校了，要懂事，做个乖孩子。”她话语温和，带着期望的嘱托，轻轻落在我心上。 我抿着嘴，使劲点了点头。一股热流哽在喉头，我想起了妈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倔强地没让它落下。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丢人，不是被同学笑话，而是怯懦的逃避。 二 不到一个月，我再次闯祸。 放学后，黎老师没有离开。等同学们都走后，她领我到浴室，指着盆问：“你的？” 我一时愣住，脸上瞬间泛起燥热。那是我上周末换下来的衣服，一直泡在盆里，我忘得一干二净。住校后，我第一次尝试自己洗衣服，还没养成习惯。 靛蓝的“工人裤”在搪瓷盆里沤出了灰绿色的锈水，馊汗的酸腐气刺得眼眶发酸。我捏起衣角，一股更浓的臊气直冲鼻腔。我憋着气，笨拙地搓着。 “哎，先倒掉脏水，用清水冲洗一下再搓。”黎老师说完，回办公室取来一块肥皂递给我，“多擦点，味道就能洗掉。” 肥皂的蜡黄纸皮上印着一支玉兰花，旁边是“上海制皂厂”五个红字。这是母亲常用的牌子，是凭票才能买到的“奢侈品”，此刻却躺在我这个邋遢男孩的洗衣盆里。 “别急，多搓几下，让肥皂把脏东西化掉再过水。”她拿了张板凳让我坐着，自己蹲在一旁，“家里是谁给你洗衣服的？” “妈妈。”我拨弄着手上的肥皂泡，小声回答。 “从现在开始，你要自己学着做了，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额头的汗顺着眉头流过眼角，沿着鼻翼滑到唇边，我尝到一股淡淡的酸咸味，分不清是汗还是泪。 在我试图把还在滴水的衣服晾起时，黎老师伸手接过，将它拧干，使劲抖了抖才交还给我。她拧衣服的手势，让我想起母亲晾晒床单时弓起的背影。 “记住，你已经不是小孩了，要学会管好自己。”她用湿手轻摇我的头，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看着黎老师拖着疲惫的步履迈过天井，走出校门，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 晾衣绳上的水珠坠落，打碎了石板上的月光。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刚被校长批评，我们班的卫生红旗也丢了。可她没有把气撒在我身上。 第二天，班里举行班干部选举。教室里安静极了，阳光透过窗户，给课桌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黎老师在全班面前，提议让我担任劳动委员。 我惊愕地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脸瞬间烧了起来，赶紧又把头埋了下去。 从那以后，我好像变了个人。放学后我会检查门窗，会主动扫地，还敢提醒同学别乱丢垃圾。我为集体做的事多了，和同学的话也多了。不久，我终于戴上了红领巾。频繁的课外活动开阔了我的眼界，连带着课堂上也更能集中精神，成绩竟也悄悄爬升了。这时我才明白，红领巾不仅属于好孩子，也属于那些愿意变好的孩子。 那年，整个校园都回荡着敲打铜盆的喧嚣，我们像一群快活的小兵，为了一面“除四害标兵”的红旗而战，浑身上下，尽是石灰水的呛人味儿和汗味儿。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追着苍蝇打的时候，国家的另一端，一台名为“103”的计算机正吞下第一行代码；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捐出铁锅时，庐山的松涛正卷过一些沉重的声音。但在当时，我们的世界很小，最大的事，就是黎老师今天皱没皱眉头。 学期快结束时，黎老师带我们去烈士陵园照相，那是我们唯一一张四年级的集体照。我们知道能一起升上五年级了，都很高兴，但心里也满是惋惜：黎老师不再教我们了。 三 暑假前，我又出了事。 星期天，我和邻居去猎德村的蔗田捉蟋蟀，什么都没捉到，倒划了一身口子。我们踩着田埂的烂泥回来，经过猎德桥时，看见桥下有小孩在玩水，便站住看热闹。 “喂！你在这里干什么！”一声大喝从背后传来，是体育老师。她满头大汗，瞪着我说：“学校刚出了事，严禁下水，你还敢来！” 我吓呆了，百口莫辩，只好跟着她回学校。我在音乐室等了两个小时，直到天黑，爷爷和黎老师都来了。我这才想起，昨天校长说过，我们班一对兄弟就在那桥下游泳，弟弟淹死了。 我吓出一身冷汗。 爷爷一脸灰雾，望着我没说话。 “你去游泳了？”黎老师严肃地问。 “没有，我是去捉蟋蟀的。”我满肚子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啊，真不让人省心。”她双手抱住我的头，轻轻摇了摇，在我耳边说：“我相信你……乖。” 她的粤语尾音轻轻的，像妈妈唱的催眠曲。我看见她蓝色的列宁装袖口已经磨起了毛边，还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过。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严厉的老师，就像一个为生活操劳的普通阿姨。她的辛劳，让这句轻飘飘的“我相信你”，变得重于千钧。我忽然懂了，原来那斩断蝉鸣的严厉，是需要耗费自身气力的。而她此刻的信任，比任何教鞭都更能叩问我的心灵。 爷爷领我回家，一路无话。那晚月亮很亮，虫子在草丛里轻轻地叫。 第二天开全校大会，校长严厉地批评了“某个不听话的同学”。我心里特别感激黎老师。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那个同学就是我。 四 再和黎老师联系上，是五十年后了。 我打越洋电话过去，报上名字。 “哦——是你。”那熟悉的鼻音还在，只是齿音没了，“我记得，你很乖的。” 我鼻头发酸，一时语塞。本想问她还记不记得我当年拒坐同桌的糗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最后一次见黎老师，是和四年级同学在广州珠江边的“母米粥”店聚会。粥底火锅软糯，正好适合她不太好的牙口。我把保存了五十年的全班合照发给大家，黎老师用长满老年斑的手慢慢摩挲着照片，忽然笑着说：“你们当年都怕我打手板吧？其实那教鞭是空心竹子做的，举得高，落得轻，就是吓唬你们的。” 席间，黎老师没提过往的憾事，也没说她的丈夫。只一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过来了”，便将一生的风雨化作了风轻云淡。她笑了起来：“我的几个儿女都很乖，我的学生也很乖，对吧。”接着便高兴地说起她的儿女们。她给四个孩子取名“明、亮、晴、阳”，这组代表光明的字，便是她乐观一生的写照，也是她对下一代的寄望。 有同学提议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黎老师用手打着拍子，我们的歌声在包厢里回荡，震得墙上的金粉屑悄悄飘落，仿佛瞬间回到了一九五八年那个永远的下午。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 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一位严厉又慈祥的老师。她走完八十八年的人生路，桃李满天下，恩泽如春雨，为子女、为学生，都留下了一片明亮的天空。 如今，芳草街小学早已隐入历史的褶皱，祠堂也还给了区家。但有些东西却永远留了下来。比如，一响起就能让人回到过去的歌声；比如，做错事时心里突然响起的，教鞭轻轻敲击桌面的声音。 黎老师，就是那场下在童年里的春雨。初临时，只觉得寻常，甚至略带清寒。直到多年以后，春风化雨，历久弥新，见自身亦能成荫，才惊觉根系深处，早已被那场雨浸透。 至今，犹润。 （本文刊登于《世界日报》“上下古今”。2025年11月17、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