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坦爷的美篇

笑坦爷

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90周年纪念

90年前的今天，1935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白族乡珠玑塔村出发，走上了长征之路。

这座竹楼，就是当时任弼时、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的地方。

2025年11月12日，“纪念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90周年”的聚会在北京民族饭店唐宫宴会厅隆重举办。在京的一百多位红二、六军团将士的后代参加了活动。

活动由贺雷生大哥主持。

贺晓明发表主旨讲话。

罗海曦代表红六军团将士后代讲话。

罗旭东播放了一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贺老总在一次红二、六军团长征研讨会上的录音。因为六十多年前的录音杂音干扰，加上会场没有音响设备，播放效果很不理想。在此重新播放，听听贺老总的原声。

贺老总的湘西口音较重，特将录音整理成文字：“中央红军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留了三个东西。一个东西留的是碉堡。那些碉堡都是中央军做的，不是王家烈（贵州军阀），不是周西成（贵州军阀）做的。第一个是碉堡。第二个是伤兵。病的我们收留了一些吗？那个那个，那个工兵司令部（指军委工程兵）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就是那个，少将噢，姚明的男人，叫什么名字？罗洪标嘛！收拢来的嘛（笑声）。第二个留得伤兵。第三个中央苏区用的票子（指买东西留在当地的）。就是这个三样东西。我们到一个地方就设兑换所嘛，中央用的这个，留的中央苏区的票子，我们就收嘛。一块大洋兑一块中央苏区的票子噢！第一留的就是碉堡；第二个是病员，愿意（跟着）走的就走喽，不愿意走的就处理了；第三收票子。就这么三个事情。特别是碉堡……”。

与雷生大哥窃窃私语。

贺老总为什么对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遇到的三件事如此记忆犹新？可见其印象及其深刻。

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的时间比中央红军晚了一年零一个月。但在路线上，却与中央红军有许多交汇点甚至重叠，集中体现在贵州云南段，所经历的战斗，比中央红军更多，也更惨烈。

中央红军途径贵州云南，尾追的敌军有二十多个师，特别是中央军，每逢重要关卡就大量修筑碉堡，防止红军圈土重来。这些碉堡对中央红军没起多大作用，却给后来的二、六军团造成了大麻烦。贺老总一想到这些碉堡，定会恨意涌来，更会心痛那些在攻坚克难中英勇牺牲和负伤的战友！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集结了80多个团对红二、六军团围追堵截，中央军一年前修筑的碉堡，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狙击工事。我军在不断的反“追缴”、突围作战中，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师团级指挥员就牺牲了十多位，负伤者更是多达几十位，长征路上，累计减员共达一万余人。我们熟悉的杨秀山、余秋里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负伤，余秋里还成为独臂将军。

任弼时、贺龙等将领，凭借其坚强的意志和精湛的军事才能，指挥红二、六军团一万余人与几十万敌军周旋，回旋于乌蒙山区，大踏步挺进云南，威逼昆明，在运动战中机动灵活，调动敌军顾此失彼，终于摆脱了围追堵截的敌人，渡过金沙江北上了。

任远征大姐和朱尔谨大哥是我非常敬重的好友。远征大姐出生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身体一向很好，常年坚持游泳健身。遗憾的是，她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远芳大姐一见面就要用自己的手机拍照合影。

贺老总讲话中提到的票子，是指中央红军长征路过时，在筹集粮草军需物品时，因缺少流通的袁大头（国统区通行的银元），只能用中央苏区发行的纸币和银元付给商家和百姓，有的甚至打白条，并承诺红军回来时一定会弥补大家的损失。

红二、六军团进入黔西和云南后，不少乡亲听说红军回来了，纷纷拿着中央苏区的票子和白条找来要求兑换。任弼时、贺龙等决定，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满足群众的要求，用大洋换回中央苏区的票子和银元。

任弼时说：全国的红军都是一家，中央红军没有做完的事儿，我们理所当然要接着完成，自己再困难，也要完成，决不能辜负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正是这种顾全大局的格局，维护了红军的声誉，全心全意为百姓利益着想的行动，赢得了民心，使红二、六军团仅在黔西地区就扩红6000余人，壮大了队伍。虽然长征途中战损减员巨大，但有人民的支持，不断有新的兵员补充，使红二、六军团始终保持着万人以上的队伍。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等能够坚定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服从中央的统一决策和部署，与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正是他们对理想、信念无比忠诚，坚持原则，决定了他们始终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捷生大姐刚出生不久，就和父母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她不知道有多少战士一路背着她，抱着她，用马驮着她，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路走来！

当她成为一名共和国的将军时，她怎能忘记那难忘的岁月！

她满怀对父亲的眷恋，对母亲的依恋，刻骨铭心的完成了她的大作《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字里行间充满深情的怀念，讴歌长征路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们。

这部倾注心血的著作，荣获了多个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

捷生大姐每次见到我，格外亲！她亲笔赠书于我，此生难忘。

这是十年前写下的。

星华大哥和彤妍姐是老朋友了。星华大哥除了是酒友，还曾是一个篮球队的队友。更近的是，父亲13岁一参军，就在红4军第3纵队给肖大哥父亲的搭档、纵队党代表（后为政委）张赤男当勤务兵，他们曾住在一个屋檐下。我外公曾在彤妍姐父亲任野战军参谋长时，任参谋处长、作战处长，以后担任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段君毅任司令员兼政委）。都有一段渊源。

原父辈所在部队老战友们的后代，也拉着照张相。毕竟大家也都七老八十了，见一面就多一面了！

三家人合照。有元帅家的，有副国级家的，还有副总长家的。

我夫人，快76周岁了，也陪着我凑个热闹。

两代人的交情割舍不断。

一些老前辈曾对我说：“你父亲是我们捡回来的。”过去不理解，听了贺老总讲长征中的三件事，我明白了，我父亲是如何从红一方面军又到了红二军团。他原来是红4团的兵，在耿飚、杨成武麾下。后来上了军校，毕业后分到新成立的红九军团。长征途中，红九军团于1935年4月在贵州猫场宿营时，遭遇敌军偷袭，担任9团7连（由营缩编而成）指导员的父亲带领连队（连长牺牲）阻击敌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和四名战友流落贵州毕节地区达十个月，期间从未放弃寻找大部队。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此地时，他们找到了红5师贺炳炎、谭友林部，又重新参加红军，继续长征。所以才有了贺老总所说，收拢来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梁宁宁（左）、陈湘安（右）。

湘安是军旅学者，军事研究颇有造诣。五年前，在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85周年之际，他就发表了《红二方面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演讲

。

陈湘安在演讲中表述：“红二方面军成立于1936年7月5日，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结束于1937年8月22日，改编为八路军120师，成为抗战时期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

与其他两个方面军相比，红二方面军成立最晚，人数最少。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8月成立，发展到长征出发时达到5个军团12个师8.6万人。红四方面军1931年7月1日成立，强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时兵力为5个军14个师10万余人，声势浩大。唯有红二方面军人数最少。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只有两个军团6个师18000人。经过艰苦征程到红二方面军成立时，红二、六军团14500人，加上新编入的红三十二军3500人（不包括总医院的1000多名伤病员），总兵力18000人。

但是，红二方面军却成为红军长征这部伟大史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红二方面军，就没有历史性的三军胜利会师，也就没有长征顺利取得胜利，没有三军过后尽开颜。原因就在于，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被置于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