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从“范进中举”到“公考热潮”：看古今中外体制下的职业选择及反思》</p><p class="ql-block">“中了！中了！”《儒林外史》中，从二十几岁考到五十四岁“屡试不第”的范进，中举后的失态“喜极而疯”，精准定格了古代读书人对“体制入场券”的极致执念镜像。如今，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报名人数连年突破百万，热门岗位“万里挑一”的竞争烈度，恰似科举时代“金榜题名”的当代翻版。而在发达国家，年轻人对体制内工作兴致寥寥，公务员岗位鲜少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景象。这种强烈反差，绝非单纯的职业选择“心态差异”，而是中外体制的定位、社会现实与价值导向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可从三个维度深入剖析。</p><p class="ql-block">一、体制定位：“资源分配枢纽”与“公共服务理念”的本质分野</p><p class="ql-block">中国体制的核心特性，是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中枢，体制内岗位天然具备资源调配的绝对权力。古代科举制度下，一旦中举便意味着跻身“士绅阶层”，便可获得土地优免、司法特权与仕途晋升通道，到如今公务员岗位关联的教育学位倾斜、医疗资源便捷对接、财政资金分配参与权，体制始终掌握着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与绝对分配权”。这种权力带来的不仅是显性的稳定薪资与福利，更有隐性的阶层跨越机会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正如范进中举后，乡绅送银赠房、邻里趋炎附势，在岳丈胡屠夫眼里，身份瞬间由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用的“现世宝”变为“贤婿老爷”，足见其人情的冷暖炎凉。…当代年轻人争相考公，本质上是对这种“分配权红利”的理性追逐，这编制内工作早已超越“职业”本身，成为社会保障、稳定兜底与权力身份的象征。</p><p class="ql-block">反观发达国家，体制的核心功能是“公共服务供给”，权力边界被严格界定。德国公务员的职责仅限于市政管理、教育保障等基础服务，无权干预资源分配；美国联邦职员的福利与普通纳税人无本质差异，既无超额红利，也无隐性特权。在“市场为主、体制补位”的格局下，公务员只是“规则执行者”，而非“资源掌控者”。这种定位让体制内岗位失去了“超额价值”，自然难以吸引追求更高回报与职业自由的年轻人——毕竟，当体制无法提供分配权红利时，它不过是众多职业选项中普通的一种。</p><p class="ql-block">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规避”与“多元机会选择”的现实博弈</p><p class="ql-block">中举后范进近乎疯癫的反映，根源在于科举是其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明清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商人地位低下，科举入仕几乎是底层读书人跨越阶层的唯一通道，这种“别无选择”的现实，催生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执念。当代中国的“考公热”，同样折射出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规避。近年来，民营企业受行业周期、各种因素冲击等影响，经营风险显著上升，教培行业收缩、互联网裁员潮、中小企业倒闭等现象，让“35岁危机”等等成为年轻人挥之不去的焦虑。相比之下，体制内的“铁饭碗”能抵御市场风险，提供旱劳保收与持续稳定，完善的福利与退休保障，这种“确定性”在充满变数的现实中显得尤为珍贵。</p><p class="ql-block">而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成熟且多元，为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职业选择与发展空间。美国的科技、金融行业，德国的高端制造，日本的品牌产业，能提供远超体制内的薪资回报与职业晋升路径；同时，完善的劳动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让年轻人无需依赖体制即可获得稳定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自主创业、跨界尝试或深耕专业领域，体制内的“稳定”反而可能成为“职业自由”的束缚，发达国家世代更看重自由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愿被体制规则所绑定。</p><p class="ql-block">三、价值导向：“官本位传统”与“职业平等观念”的文化差异</p><p class="ql-block">范进中举的“悲喜剧”，根植于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土壤。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与今之“万般皆下品，惟有入仕高”将入仕视为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官员身份不仅意味着体面与尊荣，更代表着家族的地位与荣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文化积淀延续至今，“公务员”身份依然被赋予了极高的社会认同感——当今社会，体制内身份是婚恋市场的“硬指标”；在熟人社交中，“当官”是家庭的骄傲与话语权的象征。这种社会期待与自我追求的叠加，让考公从单纯的职业选择，升华为关乎个人尊严的彰显，与家族荣光的“绽放”。正如范进中举后不能自已的疯癫，是长期被社会底层压抑的价值诉求在获得体制认可后的爆发。</p><p class="ql-block">发达国家则普遍秉持“职业平等”的观念，蓝领、程序员、公务员、创业者的社会地位无本质差异。在德国，技术工人的薪资可能高过大学教授；在美国，硅谷工程师的社会认可度不亚于政府官员。这种文化氛围中，“体制内身份”无法带来额外的社会溢价，年轻人无需通过入仕证明自身价值，更愿意依据兴趣与特长选择职业。没有了“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公务员自然难以成为职业首选。</p><p class="ql-block">从范进中举后的“喜极而疯”，到如今考公热的高烧不退，这愈百年的群体选择，本质上都是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理性回应。发达国家年轻人不看重体制内工作，源于其体制定位为“服务工具”、市场机会多元、职业观念平等；而中国的考公热潮，则是体制“资源分配属性”、市场不确定性与“官本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p><p class="ql-block">不得不说，如此“考公热潮”，尤其是大量莘莘学子，有智青年群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从国家发展、科技兴国、社会进步看，绝非好迹象——我们需要的是如马斯克那样勇于发明创新、敢闯敢试的独立科学家、思想家与企业家，而非安于求稳、止步于仕途的公务员。</p><p class="ql-block">当然，我们也不必苛责今天“考公”的年轻人“趋之若鹜”，正如不应嘲笑范进中举后的反应一样。——他们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市场不确定性、体制资源优势及文化传统等现实因素的综合回应。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更加健全、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当资源分配趋于公平、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年轻人的职业选择终将更加多元。而这场科举到考公跨越千年的追逐，终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永恒向往，与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25年11月10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