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飞体检

山河

作者：山河

美篇号：37454602

图片：作者/网络（N）

9月2日，秋季开学季，志敏同学在微信群里的轻轻一点，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便悄然浮现。这张我们欢送张玉林同学参军的留影，一张张青涩的面孔，瞬间冲开了我记忆的堤坝。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伴随着青春的热浪，向我奔涌而来。

▲ 前排右三：志敏

后排左四：张玉林，左三：本文作者

在那翻涌的浪花中，我最先看清的，是高一时我的同桌、照片中主角——张玉林。我俩的老家都属晋地，算得上同乡。 他个子比我高，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小号吹得高亢嘹亮，身为班上的文体委员，十分耀眼。相形之下，我便显得乏善可陈了。

时光如梭，转眼已是高中毕业前夕。张玉林的命运轨迹，也即将与时代的浪潮交汇。 那是1973年底，中断多年的城市中学征兵制度得以恢复，空军招飞的消息如一缕强劲的春风，瞬间吹遍了所有毕业班级。学校闻风而动，迅速成立了招飞工作组，由校团委书记杨桂红老师牵头，成员包括体育老师荆汝吉——一位转业军人，校医卢妤英——一位经验丰富的转业军医。

飞行学员的选拔，真可谓“过五关，斩六将”。首轮政审和体格筛选由学校负责，面向毕业班所有男生，项目繁多： 血压、裸眼视力、5米听力、色盲卡辨识是基础，还有膝内翻/外翻（俗称“罗圈腿”和“八字腿”）、平脚足乃至皮肤疤痕等。

外科检查与色盲筛查被安排在操场，以班为单位集体进行。 十人一组，列队行走，供老师目测步态。接着，是举手自报环节——有无鸡胸、大面积疤痕和平脚足。最后，是色盲卡辨识环节。 就在这时，我遭遇了惊心一幕：杨老师拿着几张色盲检查卡，抽出一张递到了我面前。我盯着那堆混乱的色块，大脑霎时一片空白，未能认出。“完了！” 心里猛地一沉。此时，她把检查卡颠倒过来，那帆船的轮廓立刻清晰地跃入眼帘——我瞬间认了出来。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校内筛选，淘汰了近三分之二的人，我们班有15人获得了前往新乡市参加初选的资格。市里的体检按照特种兵的标准进行，严于普通兵，但低于飞行学员的最终标准。最终，我们班共有六人顺利过关，其中包括我，张玉林，王康华（图1照片中排右一）和周建兵等人。

新乡地区的复选，才真正体现了飞行学员选拔的严苛。它执行“单项淘汰制”，地点设在新乡平原饭店。我接连通过了外科、内科常规项目、以及运动负荷试验（运动3分钟、平复3分钟的血压测试）和耳鼻喉科检查，最终却倒在了第四关——眼科视力上。检测用的是八个方向的C字表（兰氏环形视力表），要求达到1.0且不能有任何错误。我的右眼未能达标，就此止步。我们同去的六人中，竟有五人都在这一关被淘汰。

▲ C形视力表（N）

我们学校高中六个毕业班，最终只有高二（五）班的周敬东、孙宁东、张宇光三位同学闯过前三关，进入了定选。

体检并未到此结束，这三位同学先是到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现新乡市中心医院）复查，后多次跑省城，复查眼隐性斜视偏差量。下乡时张宇光告诉我：双眼在融合功能被打破后，眼球轴位存在潜在的偏斜趋势和偏斜量。那时，我们到郑州检查主要是在综合验光仪上，借助旋转棱镜完成隐性斜视测定。这种定量测量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最终，仅周敬东一人通过了定选检查，如愿穿上军装，踏入航校。然而，他在航校第二年的体格复查中未能过关，惜别蓝天，转而成为一名地勤人员。

1974年3月，王康华和我写出了全校第一份上山下乡报名书，带动了上山下乡运动。1974年4月7日，我们奔赴农村。那时，我，孙宁东和张宇光等八人同住一室。1976年8月，生产大队将第一个招工名额给了我。走出知青大院后，我由一名放线工做起，最终成长为高级工程师。

那一年底，孙宁东应征入伍。1977年高考，考入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军区空军医院（457医院）。武汉军区撤销后，调入广州军区空军医院（458医院），后任科室主任、主任医师（文职），享受正师级待遇。退休前赶上军衔制度改革，被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 孙宁东同学的戎装照

张玉林同学在后续陆军征兵时因体育特长入伍，穿上了军装。转业后，分配到了新乡市红旗区武装部，后武装部二次纳入军队编制，他又一次穿上了军装。

再次凝视这张泛黄的照片，看着那一张张青涩的面孔，心中感慨万千。谁也未曾料到，一次招飞体检，竟为我们画下了如此迥异的人生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