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天立地的人（小说）

李从华

老榆头站在风波亭门口，看上去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这个有着一米80的个头，头顶因为仅剩几根毛发，青白闪着亮光的头皮显得格外显眼；如果不低头，头皮正好擦过木门框。

老榆头平时有句口头禅是这样说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老榆头从小被灌输在脑子里的远大理想就是：当工人光荣，工人阶级顶天立地。文革时期老榆头才10多岁，懵懵懂懂跟着一些大孩子到处造反，手持铁棍把自己当成工人阶级的一员参与武斗，跟到工厂去打砸机器和生产设备，砸开紧闭大门的学校把课桌椅和门窗玻璃砸得稀巴烂，活生生就是一个地痞流氓。

一心想当工人的愿望还是泡汤，老榆头最终没逃过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命运，去到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极目四望，除了田地，就是土坯垒成的茅屋，荒凉偏僻。不久，老榆头似乎已完全融入到了这片土地上，和农民们打成一片了，不想饿肚子就要学会种田，想多赚工分必须去挖土开河，吃着一样的地瓜粥，喝着一样的淮河水。

不知是老天的安排还是撞上了桃花运，第二年过完了春节，等到六九河开，开始忙春耕的时候，一个叫翠花的当地姑娘突然晕倒在了田头，正在大家为之束手无策的时候，老榆头扔下铁镐，走到翠花姑娘跟前，打量了一会，突然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塞进翠花嘴里。没多久，奇迹终于发生了，翠花慢慢睁开了眼睛，一骨碌从地上站起来，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围观的村民都一脸茫然，呆呆地注视着老榆头。老榆头却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没事了，那是低血糖造成的突然昏厥，我妹妹也是这样，只要嘴里含颗糖就好了。离开上海前，老榆头母亲怕老榆头也会发生低血糖情况，让老榆头带些糖以防万一，可是老榆头一次也没派上用场。那时候白砂糖是凭票供应的，这种棕色的粽子糖随处可以买到。

为此，翠花全家都非常感激老榆头的救命之恩，经常请老榆头来家做客吃饭，老榆头成了座上宾。老榆头是个有血有肉的实在人，重感情，以诚待人。因为闹文革，老榆头基本没读什么书，大约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老榆头思想也很简单，没想过这辈子还能返城回上海，认为翠花人朴实，对他好，其他没考虑太多。老榆头和翠花这一来二去的，彼此之间竟然摩擦出了火花，经过频繁的接触便产生出了感情，然后结婚，很快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因为老榆头头脑简单，没有思想，不会钻营，也不会干那种投机取巧的事，每天就是种地干活，老婆孩子热炕头，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正当老榆头安于现状的时候，老父亲也到了退休年龄。根据政策，老榆头可以照顾回上海，顶替进厂。对于要不要回上海这桩心事，老榆头深感为难，能顶替回城进厂当工人是老榆头做梦都想的事。难道就要抛弃农村的老婆和孩子吗？老榆头不是这种人，如果能两全其美则更好，在和翠花商量何去何从的问题时，翠花问：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老榆头说：我不是陈世美，不会抛下你不管，你还是我老婆。翠花又问：我和孩子能跟你一起走吗？老榆头摇摇头说：暂时还办不到，不过要等离了婚才能走。翠花不再问，陷入了沉思。老榆头安慰着翠花，很坚定地说：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说话算数，等我在上海安顿好了就来接你们。

老父亲是个残废，断了一条腿。老父亲年轻时加入了国军，顶头上司是李宗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很多次保卫战，在徐州保卫战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上海解放后，老父亲无家可归，就在工人新村边上的一个碉堡里安了家。没有生活来源，在垃圾堆里捡回一辆破旧自行车，车后座一边安放一个木桶，里面装满酱油。老父亲用一只脚蹬着自行车，嘴里不住地喊叫：红酱油，鲜酱油……，在工人新村绕来绕去，遇到有人打开窗户喊叫：停一停！老父亲就会停下来。自行车不会倒，有木桶抵着，于是漏斗往酒瓶口一套，一漏斗灌满，拿到钱又继续用一只脚蹬着自行车，又一路叫卖。

大跃进那年，取消了所有商贾行为，老父亲这些人全部被送到钢铁厂去练钢铁。事后，钢铁厂厂长知道了老父亲的这段历史后，把老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在门房间看大门，还分给工人新村一室户居住。因为中间楼层都留给了干部，工人只能住一楼和顶楼，这叫作工人阶级顶天立地。老父亲只能选择一楼，给予了中间楼层也爬不上去。

老榆头被分配到高炉车间当炉前工，上班第一天一眼看到炉壁上鲜艳的的大字：工人阶级顶天立地。老榆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顶天立地的人。老榆头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不断从炉子里端出一锅一锅的铁水感到浑身都是劲，并庆幸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老榆头果然没有失言，逢年过节就回到淮北农村去和老婆孩子团聚，还帮着春种秋收。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下岗潮席卷到炉前工这个岗位，老榆头只好无奈下岗，连靠力气活的炉前工也干不成了。老榆头所在的高炉车间被私人承包，代替老榆头的是最廉价的农民工。高炉易主后，炉壁上那行顶天立地的大字也被涂抹得干干净净。老榆头作为40、50人员到社会上去自谋出路。走投无路的老榆头猛然想到了淮北农村的老婆和孩子，把翠花接回到上海。夫妻俩一起在工人新村摆地摊卖早点和茶叶蛋。翠花很勤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着制作各种可口的面点，向居民和走过路过的人供应早餐；下午又把热气腾腾的茶叶蛋摆在菜市场人多的地方，一直等到天黑才收摊。闲暇时，老榆头一次次地跑派出所，经过软磨硬泡，翠花最终报上了户口，成为新上海人。

眼看岁数一天天上去了，老榆头也快奔60的人了，想到翠花没有工作，到退休年龄没有养老金可不行，又筹划着和翠花办理了假离婚。翠花到了退休年龄，就到街道去申请办下了低保，每个月有千把块的收入，主要是有了医保，可以避免更多医疗费用的支出。

如今，老榆头和翠花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都有了稳定的工作。老两口虽仍然挤在当年老父亲分配到的一室户里，感到心满意足，想着，比上不足，比起贫困地区的人，吃穿用度不是太紧张，能够对付得过去。老榆头过去的老同事，或者入党当个小官，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事，神经绷得紧张兮兮，还要处处防备被算计，生存在尔虞我诈的倾轧之中，最后不是身患大病，就是死于非命。老榆头有自知之明，不淌官场的浑水，没心没肺地活着，知足常乐无忧无虑，不计较，不攀比，信守诺言，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老榆头确实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完成了自己立下的的心愿，圆满实现了这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