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日本政府提出的“存亡危机事态”概念，表面上指向国家安全威胁，但其背后的逻辑需要从历史延续和现实战略意图两方面进行审视。</p><p class="ql-block">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概念的叙事方式容易引发区域国家警惕。上世纪初以及几乎整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曾以“生存空间”“自存自卫”为借口，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前所谓“存亡危机”的表述，在历史语境下不免令人联想到过去的扩张逻辑。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大幅调整安全政策，突破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这种转变需要清晰边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p><p class="ql-block">现实层面，日本安全环境认知存在明显放大倾向。一方面渲染特定国家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扩大军事活动范围。这种安全政策转型背后，夹杂着国内政治右倾化、正常大国化诉求等复杂动因。将外部挑战建构为“存亡危机”，为安保政策松绑提供了便利借口，甚至其“国防部部长”继续叫嚣：必须武装加入台海事态。这是非常严重破坏了以前的政治原则和作为战败国的责任和义务，远别与之前的定义标准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易引发安全困境升级。</p><p class="ql-block">本质上，“存亡危机事态”的提出反映了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深层冲动。它既是应对安全焦虑的举措，也暗含扩大军事行动自由的战略意图。然而，真正的区域安全应当建立在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之上，而非单边强化军事同盟或渲染威胁叙事。更不可接受的是他们在引入美利坚的核武器为其壮胆。</p><p class="ql-block">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需要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日本若真诚追求安全，更应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与地区国家共建互信合作的安全架构，这既符合历史潮流，也真正服务于日本人民的长期利益。所以高市早苗必须收回其在“国会”战争发言，必须要向中国以及亚洲被其侵略过的国家“道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