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 色 (杂文随笔)

Fe/网上飞

我如今是颇看了些脸色的。

这看脸色的学问，怕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小时候，父亲的脸色便是家里的晴雨表。他下班推门的那一刹那，我们几个孩子的喧闹会戛然而止，几双眼睛都怯生生地聚焦在他那张疲惫的、被岁月与劳苦刻满了沟壑的脸上。若那眉头是舒展的，嘴角或许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们便知道，今天厂里的活儿顺当，晚饭桌上或许能有片刻轻松的谈笑；若是那眉头锁着，眼皮耷拉着，周身笼着一层低气压，我们便连咀嚼都不敢出声，一个个缩着脖子，恨不得化作墙角的影子。那时候我便懵懂地晓得，原来一个人的脸，竟有这般大的魔力，能叫一屋子鲜活的生命，顿时都失了声息。

后来念书，这学问便更精深了。老师的脸色，是比课本更需精读的典籍。尤其那位教数学的先生，学问是好的，只是脸色变幻莫测。你若答得出他骤然抛出的难题，他那张平日里如同冻结的湖面一般的脸，会忽然漾开一圈涟漪，眼角的细纹里都仿佛藏着赞许的阳光；你若支支吾吾，答非所问，那湖水便瞬间复又封冻，寒气逼人，直冻得你心头发紧，后半堂课便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于是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都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领，不是为了学问的精进，倒像是为了在某种无形的威压下，求得一隅心安。

真正将这门“学问”运用到极致的，还是在我踏进这间办公室之后。

我的上司，王主任，便是一位“脸色”艺术的大师。他的办公室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光线充沛，他的那张宽大办公桌，便如一个舞台。我们这些下属的隔间，则像是舞台下的观众席，虽不甚明亮，却总能将台上的风吹草动看得一清二楚。

王主任平素里是一张“冷脸”。那脸孔仿佛是用上好的白瓷烧制的，光洁，平整，没有什么多余的纹路，也看不出什么情绪的底色。你向他汇报工作，他听着，目光落在你身上，却又好像穿透了你，落在更遥远的什么地方。他不轻易点头，更不轻易摇头，只从鼻腔里发出一个短促的“嗯”字，便算知道了。这时的空气是凝滞的，你得小心翼翼地揣摩那一个“嗯”字里的微言大义——是满意，是不耐，还是根本未曾入耳？这张冷脸，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他与我们隔开，也将他自己的喜怒，牢牢地锁在了那副精致的皮囊之下。

但这冷脸并非一成不变。它也会“解冻”，在特定的时刻，对特定的人。譬如当更大的领导莅临指导时，王主任那张瓷白的脸，便会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柔和下来，仿佛春风吹拂过的湖面，每一道波纹都漾着恰到好处的、温暖的敬意。那是一种精心调配过的“媚脸”，笑容的弧度，弯腰的深度，话语里谦卑与热情的比例，都拿捏得毫厘不差。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都明白，这又是一场精彩的演出。

而我们能看到的，多半是他“冷脸”的背面，或是“怒脸”的正面。项目出了一点小纰漏，哪怕这纰漏与他毫不相干，他也能立刻将脸沉下来，那脸色霎时间变得铁青，嘴唇紧抿，目光如两把冰冷的锥子，逐一扫过我们每个人的脸。他不一定高声斥责，但那低压的、沉默的怒火，比任何咆哮都更令人窒息。整个办公区的空气仿佛都被抽干了，只剩下键盘的敲击声，一下，一下，像是垂死者的心跳。

前几日，我送一份文件进去请他签字。他正接着一个电话，我只好垂手站在一旁等候。电话那头的人，身份似乎颇为紧要，因为我看见王主任的脸上，正上演着一出极其精彩的“变脸”。他对着话筒，嘴角极力地上扬，形成一个标准的弓形，一连声地应着“是，是，您放心”，“一定办好，绝无问题”。可也就在这恭敬的应答间隙，他的目光无意地扫过我，那眼神里竟全是不属于这张笑脸的烦躁与驱赶，像挥一只苍蝇似的，对我急速地摆了摆手。那一刻，他的一张脸，仿佛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春日暖阳，一半是三九严霜。我慌忙退出，心里却像堵了一团沾了冷水的棉絮，又凉又沉。

回到自己的格子间，邻座的老张正捧着他的紫砂壶，小口地呷着浓茶。他是办公室里的老人了，见了谁都是一团和气，却也从不与人深交。他瞥了我一眼，似乎看穿了我的那点不适，压低声音，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点拨：

“小子，还没看惯么？”他吹开茶沫，悠悠地说，“这世上的人呐，脸皮就像那七巧板，在不同的地界儿，对着不同的人，就拼出不同的图案来。上司跟前是块垫脚石，转到下属跟前，就又成了冷冰冰的铁板了。你也别往心里去，习惯就好。”

我苦笑一下，没有答话。心里却想起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如今是越发沉默了。我每次回家，总见他坐在阳台的旧藤椅里，望着楼下的车流发呆。母亲总在电话里念叨，说父亲想我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吃顿饭。可我总是忙，忙得连一个好脸色都攒不出来给他们。偶尔回去一趟，也是心不在焉，接着无穷无尽的工作电话，对着父母小心翼翼的关切，回应着敷衍的“嗯”、“啊”。我忽然惊觉，我在父母面前，不也正扮演着一个“冷脸”的角色么？我把在办公室里看来的、积攒的冷气，毫不吝啬地带回了家，倾泻在了最不该承受这冷意的两个人身上。

我想起小时候，我举着满分的试卷飞奔回家，父亲那张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脸上，是如何绽放出毫无保留的、灿烂的笑容的。那笑容里，没有权衡，没有算计，只有纯粹的、几乎要满溢出来的喜悦。那是我看过的最温暖、最干净的“脸色”。

老张还在絮絮地说着“习惯就好”，说这是生存的智慧。可我却在想，若这“智慧”的代价，是让我们在最亲的人面前也戴上了面具，让我们忘记了如何给出一个真诚的、温暖的笑脸，那这“智慧”，未免也太可悲了些。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楼下街道上，行人如蚁，匆匆忙忙，每个人都顶着一张脸，一张写满了故事与情绪的脸。它们构成了一片模糊的、流动的海洋。在这片海洋里，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悲喜，又有多少，只是应景的、随势而变的七巧板呢？

我摸出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是父亲那略带沙哑的“喂？”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快而温暖，仿佛卸下了一身沉重的、看不见的铠甲。

“爸，”我说，“我明天回家吃饭。我想吃妈做的红烧肉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随即，我清晰地听到，父亲的声音里，透出了一丝掩不住的、亮晶晶的欢喜。

“好，好！我这就告诉你妈！”

那一刻，我仿佛能穿透电波，看见他脸上舒展的、真实的笑容。我忽然明白，或许我们终其一生与各种脸色周旋，所求的，也不过是在某些人面前，可以永远不必看脸色；并且，能慷慨地给予他们，我们最本真、最柔软的脸色。那才是颜面之于人，最初与最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