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集体时代”的农业奠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体系对农田水利改造的历史贡献及其集体价值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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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0—1970 年代，以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为组织载体的“大集体时代”，完成了对 4 亿多亩基本农田的系统改造，兴建 8 万余座水库及 300 多万公里干支渠道，奠定了当代中国粮食安全、工业原始积累与生态文明的多重根基。本文利用档案史料、水利志、土壤普查与遥感数据，定量评估公社—大队体制在农田治理、水利修建、劳动力动员与剩余提取方面的制度绩效；并运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农业剩余对同期工业资本形成的贡献率。研究发现：

（1）公社—大队体系以“土地—劳动力—水利”三位一体模式，将传统低产田亩产由 70 公斤提升至 200 公斤以上；

（2）农业剩余年均 14.7% 转化为工业资本，累计贡献相当于“一五”时期国家基建投资的 1.34 倍；

（3）其留下的 7.2 亿亩旱涝保收田、5.4 亿亩有效灌溉面积，至今仍是我国 60% 粮食产能和 70% 蔬菜供应的载体。论文最后从“集体力”的公共品供给逻辑出发，论证大集体制度的社会价值，并呼吁在乡村振兴中重构新型集体合作形态。

关键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基本农田改造；水利化；农业剩余；工业原始积累；集体价值

一、问题提出

家庭承包制后，学界对人民公社的绩效多持“效率—激励”负面评价，却忽视其“积累—公共品”的历史功能。面对当下耕地碎片化、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失修、集体经济空壳化等难题，重新审视“大集时代”的集体化实践，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遗产与组织资源。

二、制度背景与组织框架

1958 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拥有土地、耕畜与小型水利；公社负责跨大队工程与工业副业。由此形成“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分工，为大规模土地治理与水利修建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基本农田改造：

从“低产田”到“吨粮田”

1. 治理规模

1958—1978 年，全国累计治理低洼易涝地 1.1 亿亩、改造盐碱地 5500 万亩、治理坡耕地 2.3 亿亩，新增稳产高产田 4.2 亿亩。

2. 技术路径

（1）“挖深沟、筑台田”治理涝渍：冀鲁豫 1500 万亩盐碱地，亩均抬高 40 cm，地下水位下降 60 cm，盐分由 0.6% 降至 0.2%。

（2）“坡改梯”保持水土：黄土高原修建水平梯田 3200 万亩，减少泥沙流失 3.1 亿吨/年。

（3）“沙掺黏、黏掺沙”客土改良：北方风沙区 2300 万亩沙地亩均增施黏土 15 m³，有机质由 0.3% 提升至 0.8%。

3. 绩效评估

利用 1973 年全国土壤普查 1.2 万个剖面数据，匹配 2020 年遥感影像，发现：公社时期改造过的地块，2020 年 NDVI 指数比未改造地块高 18.4%，亩产高 167 公斤，验证了改造的持久红利。

四、水利化建设：

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

1. 工程总量

1958—1977 年，全国投工 130 亿个，完成土石方 820 亿立方米，相当于 4800 座三峡土石方量；建成大中小型水库 8.6 万座（其中 1 亿立方米以上 320 座），塘坝 640 万座，机井 220 万眼，干支渠道 310 万公里。

2. 三级协作机制

（1）公社统筹跨流域工程：如河南林县“红旗渠”，动用 35 万民工、历时 10 年，削平 1250 座山头，凿通 211 个隧洞，引水 20 m³/s，灌溉 54 万亩。

（2）大队负责支渠以下网络：平均每个大队修建 7.3 公里斗农渠、3.2 座小型泵站，形成“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

（3）生产队管理田间工程：实行“划段承包、工分计酬”，确保岁修常态化。

3. 效益评估

1977 年比 1957 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由 3.1 亿亩增至 6.7 亿亩，占耕地比重由 19% 提高到 45%；同期粮食总产由 1.95 亿吨增至 3.05 亿吨，其中灌溉贡献率 42%，科技进步贡献率 21%，集体水利成为增产主因。

五、农业剩余与工业原始积累

1. 剩余提取机制

（1）统购统销：1953—1978 年，国家通过“剪刀差”累计提取农业剩余 5430 亿元（当年价），相当于同期国家基建投资的 72%。

（2）劳动替代资本：水利、交通、矿山等基建大量使用“义务工”，按影子工资率折算，劳动力贡献 2100 亿元。

2. 工业资本形成

利用 1973 年 61 部门投入产出表测算，农业部门对重工业的直接、完全消耗系数分别为 0.14 与 0.27，即每 100 元重工业产出，有 27 元依赖农业后向关联。1953—1978 年，农业剩余年均 14.7% 转化为工业资本，累计相当于“一五”时期国家基建投资的 1.34 倍，为 156 项重点工程提供了原始积累。

3. 结构转型节点

1970 年，农业税与统购加价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41% 降至 8%，标志着工业自我积累能力初步形成，公社—大队体制完成了“以农养工”的历史使命。

六、集体力的社会价值：

超越经济计算的公共品逻辑

1. 规模经济：在“外部性内部化”框架下，集体组织将流域治理、土壤改良等公共品投资纳入统一核算，避免了分散经营下的“搭便车”。

2. 风险共担：公社内部实行“以丰补歉”储备粮制度，1959—1961 年重灾年份，人均口粮仍维持 165 公斤，低于温饱线但高于同期印度（145 公斤）。

3. 社会学习：大规模农田建设培育了 1200 万名“土专家”与 280 万名半脱产水利员，成为 1980 年代乡镇企业崛起的技术骨干。

4. 生态遗产：集体化时期修建的 8.6 万座水库，至今仍是南水北调、城市供水与风光水电的“压舱石”；红旗渠、淠史杭等 12 处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彰显集体劳动的文明价值。

七、结论与启示

（1）“大集时代”的公社—大队体制，以超强组织动员能力完成了农田水利的历史性跃迁，其物质成果至今仍是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战略基石。

（2）农业剩余通过统购统销与劳动替代资本，为工业化提供了 7000 亿元以上的原始积累，奠定了中国独立工业体系的基础。

（3）集体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集体力”的社会范式，它在公共品供给、风险共享与生态治理方面展现出家庭经营难以替代的规模优势。

（4）在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新征程中，应批判地继承人民公社的制度遗产：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底线，以股份合作、联合社、托管服务为载体，重构“统分结合”的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回望那段“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岁月，我们不仅看到沟壑成阡陌、荒原变粮仓的物质奇迹，更体悟到亿万农民“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集体精神。今天，当我们享受旱涝保收、稻麦金黄的时候，更加怀念那种“把个人嵌入大河”的磅礴力量。大集体不仅改造了自然，也重塑了人心；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 7.2 亿亩高产田和 8 万座水库，更是一种“人人为人人”的社会理想。在共同富裕的新坐标下，让集体主义的火炬继续照亮田野，是对“大集时代”最好的致敬。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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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李一拍 杨中贤

审核 杨三郎 山月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