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林·精短小说征文】奔突

六盘有约

妻子收拾行李时，文洋努力地装睡，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安然而舒适地躺下去。毕竟杨娜是在赌气，要用离家出走这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向他宣誓她在这个家的核心地位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事实上，这种在文洋看来故技重施的方式并不可取，甚至还有些幼稚。从结婚到现在，文洋粗略计算过，妻子离家出走的次数能凑成一串吉祥的数字——6次或8次？而结果总是出奇地类同和千篇一律：无非是文洋低头认错而宣告结束。这让杨娜获得了充分的满足和自豪，毕竟在她看来，这个家离了谁都不能离了她杨娜。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然而让杨娜诧异的是，直到她收拾完行李，文洋始终背对着她，连睡觉的姿势都没有丝毫变化，鼻翼中甚至还发出不合时宜的轻微鼾声。这似乎坚定了杨娜离家出走的决心，但她明显有些不知所措——她并没想好走出这个家门要去哪，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毕竟她的目的并非真要走，而是逼文洋低头认错。

“装，你就装睡吧，有你后悔的时候！”杨娜小声嘀咕着，故意把行李拉杆弄出很大的响声，试图引起文洋的注意。但文洋还是一动不动，仿佛固定在床上，被子裹着的身体像一条凸起的山脊。“死文洋，最好睡死过去，老娘眼不见心不烦！”此时杨娜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但她踩地板的声音、咳嗽的声音、翻动衣柜的声音，都像经历着一场地震。

文洋其实一直醒着，内心正激烈斗争：要不要起来？要不要低头认错？为什么总要无限制地迁就和包容她？如果说以前是出于爱和在乎，不管她是无理取闹还是发泄不满，他都会先低头——男人嘛，要大度，要包容，不能斤斤计较。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认错就认错，低头就低头，家和万事兴嘛！从结婚到现在，文洋一直用这几句话给自己开脱，也为他们的婚姻松绑。毕竟，有些道理并不适合摆在灶台上讲，就像女人的道理有时就是没道理。

这些日子，他既要照顾生病的老人，还得随时应付上中学儿子的班主任传唤，文洋感觉身心俱疲。他深刻体会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悲催境遇——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有丝毫懈怠。

儿子的学习让文洋感到焦虑和头疼。早上起床从来不知道叠被子，衣服也是乱扔。隔几天，文洋总能在书包里翻出拆成一堆的魔方、空饮料瓶子或零食袋子。作业本和书经常堆在床上，文具盒是空的，笔和尺子散落在书桌上，修正带更像被人扯出的肠子，凌乱得无处下手。文洋压抑着几乎崩溃的情绪：“知道的你在写作业，不知道的以为家里进贼了！赶紧把床上、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儿子应承着，在文洋的监督下收拾，但总有几样东西会被落下。

文洋意识到儿子这是典型的拖拉懒散，表现在学习上，更是粗心马虎，不求上进。文洋试图找到最佳解决办法，靠吼靠骂显然不是明智之选。和老师交流才得知，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自律性差，学习不刻苦，在学校自然被划为“差生”。老师给出的方法很简单：培养孩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但文洋发现道理都懂，付诸现实却非易事。比如儿子上幼儿园时，在教室知道自己换鞋、整齐叠衣服、抱小板凳坐在指定位置，似乎很听话懂事。可回到家里，这些习惯就彻底不受约束了。文洋也觉得家里毕竟不是学校，不能太约束孩子，再加上爷爷奶奶纵容，于是鞋子、衣服到处乱扔。文洋一边帮忙整理，一边叮嘱儿子，但收效甚微。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这只“鞋带”从未真正系紧过。文洋意识到，有些好习惯不是孩子不会保持，而是当父母的从一开始就没有坚持；而一旦坏习惯养成，又很难改回来。

尤其儿子上了初中，不光喉结突出，身高猛窜，脾气性情也跟着大变。他容易情绪化，对父母的话感到厌烦，动不动冒出一句：“我靠，怎么有这样的父母呢？”文洋细想这句话，心里一阵冰凉——摊上这样的父母是倒霉了？还是我们很不称职，让你丢脸了？虽然文洋认为这只是孩子随口一说，也许无心。但从那一刻起，他意识到与孩子的沟通不再心平气和。儿子对父母的依赖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单薄，那个唯命是从、攥着几块钱小跑着去超市或拎起水壶摇晃的小小身影已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学业上的不断颓废和青春期身体的躁动与亢奋。

文洋睡觉的姿势一直保持不变，他像一条困在沙滩上的鱼，缺少水分和游动的空间，只能靠大口喘息维持身体最后的能量。他突然感到一阵缺氧般的眩晕。最近几天，他在医院、单位与家三点之间不停穿梭，形成一个固定而僵持的大三角形。每个点都必须按固定方式和时间完成：早上六点叫醒儿子，准备简单早餐，儿子扒拉几口就借口没胃口出门；上班前要去一趟医院，父亲虽不需陪护，但一日三餐都要文洋去送，还要叮嘱按时吃药。

文洋原本想请几天假专门陪护父亲，可前脚出来，单位领导电话就追来了：文明单位复验在即，材料还不充分，影响摘牌可不是闹着玩的。文洋自然不敢多言，毕竟所有创建资料都是他一手准备的。他暗自苦笑：这时候才知道精神文明建设重要了？平时考核评奖都偏向生产一线，在领导眼里，只有看得见的数据和对标结果才算数。至于精神文明建设？只有要复验、要摘牌时才会被重视起来。就像文洋，也只有此刻才能显出他在单位的重要性，但很快，他又会像那块牌子一样被高高搁置。

文洋突然意识到，在家庭生活中，他同样是那个被高高搁置的牌子。他对家庭的付出同样不被妻子重视和理解。在杨娜眼里，他的付出不值一提，甚至说出去让人笑话——“一个大男人不思进取，整天围着锅台转，能有什么出息？名义上端铁饭碗，混快二十年还是个小科员！别人削尖脑袋往上爬，一个个都成了顶头上司。他倒好，一条道走到黑，守着精神文明专干不放。人家搞业务的，年终绩效奖金就比他多好几千！提拔也专挑业务口的！”有几次领导都点明了，让他去业务部门锻炼，他不干，说业务口容易得罪人，为业绩争得面红耳赤，太累。

业余时间，文洋喜欢种花草，收藏文玩字画，也喜欢写写画画，偶有文字发表在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骨子里，他把自己当文化人。当年高考志愿填报汉语言文学，可惜专业调剂学了行政管理与设计。在文洋看来，不善言谈的他压根没有管理人、搞设计的天赋和手段。单位里最让他头痛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什么人能相处，什么人的话不能信，什么人的意见仅供参考，处处考验处世之道和应变能力。

文洋像一条快要渴死的鱼，经受着烈日烘烤和水源干涸的煎熬，依然一动不动地侧躺着。回想起这些日子，文洋感到窝火。杨娜俨然把他当成了奶爸甚至男保姆，他在这个家最大的作用就是洗衣做饭。

杨娜早已忽视了“丈夫”这个角色。虽然他仍是科员，享受副科级待遇，杨娜却毫不在意：“副科级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当会计的收入高！”正应了那句：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决定他在家庭的话语权。

杨娜曾对闺蜜说：“男人真正的才华是能赚到多少钱，而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闺蜜盯着她：“你当初要死要活嫁给文洋，不是冲着他的才华去的吗？”杨娜一脸尴尬，轻描淡写：“那时候太年轻了。”闺蜜的眼神便有些捉摸不透。

杨娜作息不固定，有时赶在文洋之前出门，有时大晚上应酬。家里所有琐事——水电费、买菜购物、生活用品——都得文洋处理。杨娜很少过问，也不知如何处理，似乎完全从家务中解脱出来，活脱脱一个职场女白领。她曾说，要用智慧和汗水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初选择文洋，不光冲他的文采，更看重他顾家，能给她空间、时间，支持她的事业。所以，她总拥有让人羡慕的妆容外表，在单位也能赢得认可。而文洋对家庭的付出，她渐渐习以为常、坦然受之，并且越来越无法适应文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态度。

与文洋恰恰相反，妻子杨娜是一家企业的会计。也许职业使然，她看重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些虚头巴脑的精神需求在她眼里一文不值。所以，回家看到文洋捣鼓花花草草、文玩手串她就来气：“这些东西能当饭吃还是能帮你晋升？”文洋看着眼前光鲜亮丽的妻子，瞬间涌起莫名的厌烦和陌生感：当初因文采而选择自己的，还是这个杨娜吗？难道生活只剩金钱和利益了？每次谈话都无法心平气和超过一分钟。文洋自得的精神需求和情趣，在妻子眼中成了颓废和无能。

从最初的指责不满，到后来的情绪失控，杨娜采取了女人惯用的离家出走方式，试图让文洋“转变”，认识到自己的“不思进取”。这种认识上的反差和距离感随时间推移越发明显，明显到让文洋压抑和困惑。他甚至一度怀疑当初的选择——那种单纯的吸引力和好感，难道不是建立在相对单纯而非空洞的物质基础上？

杨娜确实是一眼难忘的女人，美丽大方，眼神透着特别的干练直率。但这种性格在婚姻生活中演变为强势。文洋越是忍让，杨娜越是变本加厉。她借故加班早出晚归，做饭操持家务全落在文洋身上。慢慢地，文洋习惯了，也不计较了——生活中总得有一个人付出。为了孩子，为了父母，文洋选择沉默。但这种沉默无疑像一颗炸弹，随时会被引爆。

比如吃饭时，杨娜有时说中午忙不回来或干脆不说，文洋只做了他和儿子的饭。杨娜看一眼饭锅，就赌气出去。

文洋没好气：“饭做好了你不回来，剩饭不好处理。不做饭你又中途回来。吃顿饭都懒得说一声，你多忙啊！”

杨娜沉下脸：“不想做就直说，老娘饿不死！”文洋一甩筷子：“你是谁的老娘？嘴巴放干净点！”“哎哟，是想打我？外面装孙子，知道在家横了？我在单位忙死忙活，回家连碗热乎饭都没有！我看你是成心的！你把我当一家人吗？”杨娜说着眼泪下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连好几天，杨娜都没回家吃饭。很晚，文洋睡下了才听到开门声，杨娜径直去了另一间卧室。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床。文洋第一次感到两人床一人睡的别扭空旷，一股冰凉气息从床底泛起。文洋翻身，蹑手蹑脚推开妻子卧室的门（门虚掩着，文洋心里一暖）。

当他从背后抱住杨娜时，她的肩膀和屁股扭动了几下，很快安静下来。文洋用温热的嘴唇吻上她的耳垂：“老婆，我错了！”杨娜僵硬的身体柔软了许多，在文洋有力的亲吻和抚摸中变得温柔顺从。文洋发现杨娜喝了酒，醉眼朦胧的她更显娇媚动人。文洋开始在她脸颊、唇上贪婪地亲吻，内心涌动的饥饿感强烈而真实……

这些情景在文洋脑海中一闪而过，随即被眼前暴怒失控的女人取代。这让他感到陌生，甚至一丝悲凉。这次冲突，不就是因为陪父亲检查耽误做饭吗？偏偏杨娜和儿子都没带钥匙！杨娜带儿子在外面吃了快餐，等不到文洋回来，气得想砸锁。

文洋赶回时，杨娜已叫了开锁师傅。门打开瞬间，杨娜再次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打电话不接，家也不回？“几个意思？”文洋不去理论钥匙的事，只说医院忙走不开。心里却想：“这不是你的常态吗？怎么我迟回来一次就受不了？”其实文洋心里清楚，妻子杨娜对照顾老人意见很大，只是不能明说：“兄弟姐妹好几个，凭什么就你一个人照顾？其他人都不帮忙，就你有空闲？”文洋不想计较：“老人嘛，自己尽自己的孝，各有各的难处。”“你尽孝没人拦，但不能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和孩子也要吃饭！”文洋心里一阵厌烦：“你没长手？自己不能做顿饭？我有三头六臂？单位、医院、按时做饭…你真把我当男佣了？想吃自己做，不吃拉倒！”压抑已久的火苗终于升腾起来。

他索性请了几天假去医院陪护父亲。晚上回来，餐桌上摆着儿子吃剩的方便面盒子、几根香肠和面包。文洋无心收拾。儿子早早睡下了，地上散落着鞋袜。卧室灯还亮着，他猜杨娜还没睡。为了缓和气氛，文洋先去洗脚——这几天来回跑，脚上起了水泡。他靠在沙发上点了根烟，抽几口感觉嘴里一股难以形容的苦涩。一种从心底泛起的疲惫袭遍全身，骨头缝里都开始抽搐刺痛。

回到卧室，妻子脸上敷着黑色面膜，表情难以捉摸。柜门大开着，里面层层叠叠的衣服有翻动的痕迹。杨娜在穿着上早已不是刚结婚时的朴素，更注重品牌和搭配。多数时间，她都在描绘那张精致却略显呆板的脸。

门口立着一只行李箱。从收拾行李到准备离开，文洋一直背对着杨娜。他不想争吵，不想挽留，连翻身的力气都感觉没有。行李箱始终立在门口。杨娜背着她新买的包，骂骂咧咧地出去了。文洋不去理会，他已沉沉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