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痕里的师道传承——听父亲张正恒讲吴茀之先生的课

张丹 闲游草堂书画艺术

1960年，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合影，左一吴茀之先生。中间潘天寿先生，潘先生左后是我父亲张正恒。中间抱小孩的老师右后是周昌谷先生。

父亲张正恒辞世后，我和弟弟很悲伤，不敢碰父亲的遗物。多年之后，我终于可以面对父亲的遗物，冷静的开始整理。在他画室的抽屉中，翻出一本暗红布封的笔记本，细读这本笔记，才发觉这本笔记简直的立体复刻了50时代，浙江美术学院的教学课堂实录。纸页泛黄发脆，却记着六十多年前西湖畔的课堂——那是他在浙江美院，听吴茀之先生授课的实录。配上他生前的口述，潘天寿、吴茀之两位先生的身影，竟如纸间墨痕般鲜活起来。

父亲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执教四十余年，桃李满天下，可每当提起在西湖边上的浙江美术学院上学时的岁月，他总是讲着西湖的春夏秋冬，仿佛那里才是他的家乡。如今捧着这本笔记，想起他以前的话，我仿佛跟着他回到了六十多年前的课堂，校园，亲眼见到了他敬重的吴茀之先生。

父亲常说，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是成了潘天寿先生的亲传弟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有幸进入潘先生的画室学画，看先生以“强其骨”的笔力在纸上纵横，将山水花鸟画出金石般的厚重。而吴茀之先生，是潘先生最知心的搭档，父亲用“画案上的一砚一研”来形容他们的关系——缺一不可。两位先生从民国时的国立艺专一路走到新中国的浙江美院，亲手搭建起中国画分科教学的体系，把“传统”二字从故纸堆里拉出来，变成后辈能亲手触摸的笔墨技法。潘先生曾对父亲说：“茀之懂画，更懂教，听他一堂课，胜读十年书。”父亲生前总说，当年他以为是先生自谦，直到1959年5月8日那天，捧着笔记本坐在吴先生的课堂上，才真正明白这话的分量。

那天阳光斜照教室，吴先生握着卷边的《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开口便问：“‘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与画画有何干？”见学生面面相觑，吴先生粉笔一点：“扬州八怪是从盐商码头、茶馆酒肆里长出来的。”他写下“石涛”二字，笔锋遒劲，“‘笔墨当随时代’这颗种子，在扬州水土里发了芽，才有了八怪。”父亲在此处画圈批注“潘师曾言”，潘天寿先生曾给学生们讲过“石涛开扬州”，两位先生的治学脉络，就这样渗进父亲的笔墨生涯。

吴先生讲课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不把话说死。他翻到《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的某一页，念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等人的名字，然后话锋一转：“李玉棻说有八人，黄宾虹先生在《古画微》里列了十人，加了边寿民、陈撰，却少了黄慎；郑午昌先生的《中国画学全史》里又多了个闵贞，没了李方膺；你们的潘先生，在《中国绘画史》里写的是九人。”他把书合上，目光扫过全班，“你们说，谁对谁错？”

有学生小声说“潘先生肯定是对的”，吴先生却笑了：“都对，也都不对。”他走到窗边，指着院墙外的老槐树：“树有主干，也有分枝，你能说分枝就不是树的一部分吗？扬州八怪从来不是一个正式结社，就像一群气味相投的朋友，聚在茶馆里谈诗论画。他们里只有罗两峰是扬州本地人，其他人都是为了生计、为了艺术才来的。”他顿了顿，语气里多了几分感慨，“当年我在扬州一所中学教书，有位老秀才说，‘八怪’是骂人的话，其实该叫‘北瓜’，说他们是书呆子、画呆子。可你们想想，不做这个‘呆子’，怎么能在‘四王’的模古风气里闯出一条路来？”

他越讲越投入，从金农的“漆书”讲到罗聘的《鬼趣图》，从黄慎的人物画讲到高凤翰的左笔书法。“高凤翰右手病了，就用左手作画，反而画出了一种奇崛苍劲的味道。”吴先生举起自己的右手，那只手布满老茧，指关节有些变形，“你们看我的手，画了几十年画，关节都僵了，可只要一握笔，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艺术这东西，从来不是靠手，是靠心。八怪的画，笔墨粗疏，颜色也简单，可为什么能流传至今？因为他们把心放进了画里。”

讲到兴起时，吴先生干脆走到画案前，拿起一支兼毫笔，蘸了浓墨，在宣纸上寥寥几笔，一株墨竹就立了起来。竹叶斜斜向上，笔锋里带着一股倔强的劲儿，像极了郑板桥的风格，又多了几分他自己的温润。画好后，他放下笔，指着那幅竹画，“就像做人，本色最重要，花哨的东西多了，反而失了风骨。”

我们学传统，不是为了当传统的奴隶，是要当传统的主人。”父亲生前描述，是那样生动。也让我铭记了浙江美术学院老先生们的教导。

除了课堂上的教诲，父亲常提起的，还有与吴先生的一次登门拜访，而促成这次拜访的，是他的班主任周昌谷先生。父亲与周先生关系最是亲近，周先生主攻人物画，却常和父亲聊花鸟的笔墨意趣，总说要带他多向吴茀之先生讨教。父亲在口述里详细讲过那次经历：“那是一年的腊月，西湖边飘着细碎的雪粒子，天寒地冻的，昌谷先生突然拍着我的肩膀说：‘走，正恒，咱们去给茀之先生拜个早年。’”

吴先生家住在校内的老宿舍楼里，木楼梯踩上去“咯吱”作响。刚敲开门，一股淡淡的墨香就混着煤炉的暖意扑面而来。父亲说自己当时一时情急，带着老家四川话的口音高声道：“吴先生，我们给您拜年啦！今天可是开门红，您得给我们画一张才行！”话一出口就红了脸，周先生在一旁笑着打圆场：“茀之先生，您别见怪，他急脾气。”这段往事父亲讲过多次，每次说到自己的“冒失”，都会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

吴先生听罢朗声大笑，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好好”说着转身从柜里取出一张四尺宣纸，在画案上徐徐铺开，“既然是开门红，那必须得画点吉祥的。”父亲连忙上前，拿起砚台旁的墨锭，细细地研磨起来。他在口述里特意提到，那方砚台是吴先生常用的端砚，磨起来细腻顺滑，墨汁很快就变得浓稠，屋里只剩下研磨的“沙沙”声和吴先生择笔的轻响。

吴先生选了一支长锋狼毫，蘸墨后略一凝神，笔锋便落在纸上。父亲在口述里细致地描述了作画的过程：先画梅，枯笔皴擦出老干，再以浓墨点出花苞，几笔就有了傲雪的姿态；接着是兰，笔锋轻转，叶片飘逸如舞，藏着几分清雅；竹则用劲笔，竹叶穿插错落，尽显挺拔；最后画菊，淡墨铺底，浓墨勾瓣，自有凌霜之气。不过半个时辰，一幅《四君子图》就跃然纸上，梅兰竹菊各自成章又浑然一体，墨色浓淡相宜，正是吴先生常说的“以墨为主，以色为辅”的精髓。父亲说，当时他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惊扰了这份笔墨里的气韵。

吴先生题款盖章后，把画递给他们，叮嘱道：“梅有傲骨，兰有雅韵，竹有气节，菊有清操，你们学画，先学做人。”父亲说他和周先生当时小心翼翼地把画卷好，像捧着稀世珍宝。可谁能想到，十年动乱一来，抄家的人闯进宿舍，这幅凝聚着师恩的画作，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父亲晚年每次提起这事，都忍不住扼腕叹息，说那纸上的风骨，只能在记忆里慢慢回味……

潘先生和吴先生都走了很多年了，可他们的教诲，父亲记了一辈子，也传了一辈子。父亲常说，潘先生教他“笔墨当有骨”，吴先生教他“笔墨当有心”。如今我捧着这本笔记，仿佛能看到父亲当年坐在课堂上认真记录的样子，看到他站在吴先生画案旁凝神观摩的身影。父亲在北京执教时，也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学生听，就像吴先生当年教诲他那样，把笔墨里的风骨与师道传承下去。

父亲生前，有学生问他“扬州八怪到底有几个人”，他总会笑着说：“重要的不是数字，是他们留下的那股劲儿——不趋炎附势，不墨守成规，把心交给笔墨，把风骨留在纸上。”学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时，父亲就会想起1959年的那个下午，阳光落在吴先生的白发上，像撒了一层碎金。吴先生说：“艺术的传承，就像墨汁晕开，一代传一代，永远不会干。”如今父亲也离开了，但我知道，他已经把这墨痕传递给了我，传递给了更多年轻人。

窗外的秋风带来了一丝桂花香，像是从西湖边飘来的问候。我轻轻摩挲着笔记本上父亲的字迹，那些墨痕里，有吴先生的教诲，有父亲的传承，更有一代代文人画家的风骨。墨香深处，父亲和他的老师们笑着招手，我知道，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些故事，只要笔墨还在纸上流淌，这份传承就永远不会停止。

闲游草堂主人 张丹 记写

2025.11.16

吴茀之先生画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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