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谎言

布迪先生

作者：布迪于中国而言，历史的坐标系中，秦始皇的雄才伟略，远非汉武帝所能企及。我们需将目光投向战国末年那片思想的沃土——彼时，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如万壑争流，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最富活力的思想源头。秦始皇，正是以法家为犁，在这片土地上深耕。他挥舞着法家利剑，斩断了延续千年的分封血脉，以“废分封，立郡县”的政治手术刀，精准地切除了导致天下分裂不休的封建毒瘤。这不仅是一次政治变革，更是为后世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奠定了一套坚不可摧的中央集权骨架。 他北击匈奴，筑长城以固国防；南征百越，通灵渠以连水系，奠定了今日中华版图的基本轮廓。而他所推行的“书同文”，其意义远超便利沟通，它让辽阔的疆域拥有了共同的文化血脉，使得政令通达、思想交融成为可能，塑造了“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生生不息的内核。而“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则更是为这具帝国骨架注入了奔腾的血液。在此之前，各国的尺有长短，斗有大小，斤有轻重，跨地域的贸易充满欺诈与壁垒。统一之后，一个齐国的商人可以放心地将货物贩运至遥远的燕地，因为他知道当地的“石”与家乡的“石”别无二致。这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更催生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市场，让商品、财富与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通。对于国家而言，标准化的度量衡使得税收与工程建设的精确管理成为可能，是中央集权得以高效运转的底层逻辑。秦始皇所缔造的，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大一统”国家范式。自此，统一成为深植于每个华夏儿女心中的执念与向往，分裂则被视为暂时的病态。这是一种开创性的、从无到有的伟大，而儒家在秦朝却毫无建树，辱骂赢政为暴君，纷纷献言，要将的土地归还于六国，最终迎来了明君的“焚书坑儒”。 而汉武帝，虽开疆拓土，其最深刻的印记，却是与董仲舒合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决策，在帝国初定、亟需思想整合的背景下，看似高明，实则是将始皇用铁血与智慧铸就的统一帝国，强行安装上了一套陈旧、僵化的思想软件。它将奔涌的江河强行筑坝，将一个本可继续百家争鸣、思想奔流的华夏，硬生生拖入了长达两千年的精神泥沼。 儒家思想，绝非其标榜的“温良恭俭让”那般温润福音，它更像一副经过董仲舒神学改造后的黄金枷锁，温柔地禁锢着每一代人的灵魂。它用“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将人牢牢钉在宗法与皇权的网络中，扼杀了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用“克己复礼”的道德说教，压抑了人性的活力与创造的冲动。其最腐朽、最恶毒的内核，无疑是“男尊女卑”与“三从四德”这一套系统性压迫。它如同一道深入骨髓的毒瘤，将一半的人口定义为附庸与财产，摧毁了无数女性的尊严与可能，成为文明进步最顽固的阻力。 到了宋朝，更是将儒家推到了一个至高的点位，开国宰相赵普曾言半不论语治天下，儒家的神坛得到了进一步神性化。最终也酿成历史上有名“靖康之耻”大灾难大悲剧。这副枷锁并非无人反抗。从明初朱元璋这位草根皇帝，他厌恶儒生的空谈与清高，更信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巩固皇权，对儒家官僚集团始终抱持着实用主义的排斥；到近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如鲁迅、胡适，更是将儒家视为“吃人”的礼教，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孙中山先生视其为共和之敌，伟人毛泽东则发起“批林批孔”的猛烈冲击，他们都将儒家视为建立新国家、新社会必须扫除的封建障碍。进入当代，这种反思更为深刻。《品三国》的易中天，以通俗之笔解构历史权威；“反骨作家”王朔，以戏谑之言消解神圣；诺奖得主莫言，则用文学的魔幻笔触，揭示了儒家文化在民间土壤中如何异化为残酷的生存法则。即便是近年试图为孔子“招魂”的于丹，其鸡汤式的解读，也在时代的审视与公众的清醒认知中，最终落得个黯然收场的结局。 这一切雄辩地证明，那套被包装了千年的陈腐教条，早已锈迹斑斑，不配再作为民族的脊梁。真正的伟大，如始皇一般，在于破旧立新的开创与变革，在于敢于砸碎枷锁的勇气与魄力，而非在故纸堆里固守与沉沦，将民族的未来捆绑在早已腐朽的幽灵之上。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涤荡的正是这般沉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