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傲骨诗豪刘禹锡》那篇长文，我心潮依旧澎湃。刘禹锡的形象，如同秋夜最亮的那颗星，清冷而倔强地闪耀在历史的天幕上。然而，我总觉得还有一些事没交代清楚会很可惜，为完整我心中的刘禹锡图卷，我想，至少还有三方面的问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一是关于刘禹锡的贬谪之路，二是刘禹锡诗文中提到的几个典故由来，三是我读懂刘禹锡过程。<br> 我们知道刘禹锡的这一身傲骨，是在一次次贬谪中淬炼而成的。他走过的路，刻在地图上，也刻进了他的诗文中。但在我心中，一直有两个疑问：刘禹锡的傲骨到底是怎样淬炼出来的？他的诗文中为什么总有一种与命运抗衡的磅礴力量？想要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唐顺宗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那场如惊雷般爆发又迅速湮灭的政治风暴——“永贞革新”，历史上也称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中唐时期，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已成帝国痼疾。即位之初、胸怀壮志的唐顺宗，决心重用自己为太子时的两位侍读王叔文、王伾，以及一批锐意进取的年轻官员，力图革除弊政，重振朝纲。这便是“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即指此次改革的核心集团：“二王”指的是“王叔文与王伾”，他们身处权力中枢，负责策划与推动。“八司马”包括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在内的八位核心成员。他们个个才华出众，是改革的中坚力量。在短短百余天内，革新派雷厉风行，罢免贪官、废除盘剥百姓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试图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这里得解释一下宫市和五坊小儿两个词。宫市说白一点就是唐代宫廷为满足日常需求，派遣太监到长安城的民间市场直接采购物品的一种制度。起初制度本没有什么问题，但经别有用心的宦官们执行起来后，就相当于政府强行征用。大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一诗，就是对“宫市”最生动、最深刻的控诉。诗中描写了一位老翁辛辛苦苦烧了一车炭，结果被宦官及其爪牙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强行换走，这正是宫市弊政的真实写照。五坊小儿字面意思：“五坊”是指为皇帝饲养和训练猎鹰猎犬的五个官署，分别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在这里并非指儿童，而是指在五坊里当差的差役、宦官手下的人。这个词带有贬义，类似于“家伙”、“爪牙”的意思。五坊小儿就是指在这些机构里为皇帝狩猎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宫市一样，五坊小儿最初也是正常的服务机构。但在宦官的管理下，这些人依仗皇权，横行霸道。“宫市”和“五坊小儿”都是中国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德宗时期出现的弊政，是宦官专权、欺压百姓的典型代表。这两个词在后世常被用来比喻官吏的巧取豪夺和社会的黑暗面。<br> 永贞革新的举措直指要害，震动朝野。然而，改革深深触动了宦官与藩镇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他们迅速联合反扑，迫使病重的唐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随着新皇即位，革新运动瞬间崩塌，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政治清算：核心领袖王叔文被贬后，次年即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便病死于贬所。两位领袖皆未能善终。其余八位核心成员，全部被贬至帝国最偏远的州郡，担任毫无实权的“司马”闲职，史称“八司马”。这不仅是一次贬官，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宣判与流放。 在这“八司马”中，当时年仅三十四岁、正值仕途黄金期的刘禹锡，其处理结果便是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在今日的湖南省常德市一带。在唐代，这里是远离政治中心的蛮荒瘴疠之地。从帝国的权力中心的庙堂之高，一夜之间坠落到这偏远的江湖之远，其间的心理落差与艰苦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长达十年的朗州岁月，成为了刘禹锡精神人格的熔炉。现实的严寒未能冻结他的诗情与豪情，反而像一块磨刀石，将他的意志砥砺得更为坚韧。在这里，他面对萧瑟的秋景，写出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招”的豪迈诗篇。朗州的贬谪之痛，非但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淬炼出了他“诗豪”的铮铮傲骨，为他此后更为坎坷却也更为辉煌的人生，奠定了不屈的基调。<br> 如果说第一次朗州之贬是青春壮志遭遇的当头棒喝，那么刘禹锡的第二次贬谪，则是一次更为漫长和坚定的“自我放逐”。这一次，他用一首诗，明确宣告了自己绝不妥协的立场，也为此付出了流徙万里的代价。公元815年，在经历了朗州十年的漫长等待后，刘禹锡与挚友柳宗元等人终于奉诏回到京城长安。就在众人以为他们将收敛锋芒、静待再起之时，刘禹锡做了一件让所有政敌都瞠目结舌的事。他重游长安玄都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游玄都观》：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在这首诗中，他将长安城中那些凭借排挤他们而飞黄腾达的新贵权臣，轻蔑地比作是我“刘郎”离开后才栽种的“桃千树”。这首政治讽刺诗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瞬间刺破了政坛的虚伪。此举深深的激怒了当权者，同时将他本可期待的仕途彻底断送。震怒的朝廷下达了更为严厉的贬谪令，他被任命为连州刺史，也就是今广东省连州市。这是一个比朗州更偏远、更接近岭南烟瘴之地的地方。这次贬谪，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又一次死刑。在连州任职数年后，公元818年，刘禹锡被调任为夔州刺史，就是今天重庆奉节县一带。夔州地处巴山楚水之间，雄奇险峻，是长江航道上的咽喉。在夔州，雄奇的山川与淳朴的民风，反而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他深入民间，吸收当地民歌“竹枝词”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清新隽永、流传后世的名篇，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在辗转连州、夔州之后，公元824年，刘禹锡的官职又发生了变动，他被调任至和州，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担任刺史。这次调动，表面上看是从更为偏远的夔州调往了相对靠近中原的和州，似乎处境有所改善。然而，等待他的并非善意与宽待，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羞辱。前文已祥细讲述了刘禹锡和州经历，这里不作赘述。然而，正是这番羞辱，反而成就了他个人风骨的传奇。他将一次次的物质打压，转化为一次次的精神飞跃，最终在这间“陋室”中，为中国文人树立了一座“何陋之有”的精神丰碑。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位激愤的政论家，进一步升华为一位扎根于大地、与人民情感共鸣的伟大诗人。他将个人的政治失意，转化为对民间生活的深情歌咏，将苦难的贬谪之路，走成了一条光辉的文学采风之旅。<br> 别外说点题外话，刘禹锡一路贬谪经过不少地方，提及这些故代的地名，我不免心生感慨。古代的州名，如“朗州”、“和州”，自带一种开阔、平和的气韵，音节朗朗上口，意境悠远。反观今日许多地名，虽清晰直白，却似乎失落了那份独特的文学韵味与历史厚重感。这并非厚古薄今，而是一种对文化符号悄然变迁的怅惘。正如“金陵”之于南京，“姑苏”之于苏州，一个名字，便是一段风月的浓缩，一声穿越千年的叹息。 再来说说“闻笛赋”与“烂柯人”这两个典故。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刘禹锡用了两个意境深远的典故：“怀旧空吟闻笛赋”：此典出自西晋。西晋名仕向秀与嵇康、吕安是至交。嵇康、吕安因不屈从司马氏政权而被杀。后来向秀经过嵇康旧居，听到邻人吹笛，笛声悲怆，勾起了他对亡友无尽的思念与悲痛，于是写下了《思旧赋》。刘禹锡借此，既表达了对王叔文、柳宗元等已故革新战友的深切怀念，也隐含着对当年政治迫害的无声控诉，其中悲凉，尽在“空吟”二字之中。“到乡翻似烂柯人”：此典出自南朝《述异记》。传说樵夫王质入石室山砍柴，见童子数人弈棋，便在一旁观看。一局未终，他身旁斧头的柄，也就是“柯”已经腐烂。等他回到家乡，才发现同辈之人早已逝去，世间已过了百年。刘禹锡用此典，极其深刻地传达了自己遭贬二十三年后，恍如隔世、人事全非的沧桑之感。京城与故土，对他而言，已成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异乡。<br> 这两个典故，一者怀人，一者叹世，共同铺垫出“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沉痛背景。然而，正是在这无比沉郁的基调上，他才迸发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振聋发聩之音，其豪迈与通达，才更显得珍贵无比。 最后再说一下我对诗豪刘禹锡的一段心路历程。 我最初认知刘禹锡，并非始于豪气干云的秋词，也非铮铮傲骨的陋室，而是那首意境苍茫、蕴藉无穷的《乌衣巷》，这是当年上初中时学习的一篇课文：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如同一幅淡雅却极具张力的水墨画。它没有直抒胸臆的豪言壮语，而是通过“野草”、“夕阳”、“飞燕”这些寻常意象，将历史的盛衰兴亡、世事的白云苍狗，举重若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昔日东晋，王、谢两大豪门聚居的乌衣巷，何等煊赫；而如今，只剩下桥边野草自生自灭，夕阳余晖无声照拂，那梁间的燕子，也已不知换了多少代主人。同时这首诗展现了刘禹锡作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深邃。他能从具体的政治挫折中跳脱出来，站在宇宙与历史的高度，冷眼旁观朝代的更迭与权贵的浮沉。这种洞见，比一时的豪情更为沉静，也更为可怕。它不动声色地告诉世人：没有永久的繁华，也没有不变的权贵。这或许正是他能在屡次打击下，始终保持精神傲岸的深层思想根源。我在前面的主文中，为了集中突出其“倔强傲骨”与“豪迈奋进”的形象，对这首更偏重于历史哲思的杰作未能纳入。但这绝不意味着《乌衣巷》不如其他诗作。恰恰相反，它代表了刘禹锡文学与思想的另一座高峰，其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堪称绝唱。也是我喜欢上诗豪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对刘禹锡的喜爱，最终化作了一场亲临其境的追寻。2024年春节，儿子高考在即，却迷上了摄影。春节期间他想去一次南京，他怀着对光影的热爱，我携对历史的痴迷。为缓其压力，亦为成全我夙愿，我们父子有了一趟奔赴南京说走就走的旅行。行走在秦淮河畔，我特意去寻找那条传说中的乌衣巷。如今的巷子已是一处旅游景点，熙熙攘攘，早已寻不见当年的野草与寂寥的夕阳。但当我站在那块刻着“乌衣巷”的石碑前，耳边仿佛依然响起了刘禹锡那穿越千年的吟诵。他写的何止是东晋的兴衰，他写的是所有繁华，终将面对的必然命运，写的也是一种看透命运后的从容。归来后，我心潮难平，写下了一首《金陵怀古》其中便有献给乌衣巷与刘禹锡的句子：<br><br> 金陵怀古<br> 半盏红尘秦淮暮，一盘桂糕漫金陵。<br> 石榴褪尽乌衣雨，王谢堂前燕影凝。 将六朝风月、十里秦淮的沧桑，尽收于这半盏红尘；历史的厚重与人间的烟火，皆化作一盘弥漫金陵的桂香。石榴花事已了，可以想象，乌衣巷口曾经雨润榴实的美景。而此刻凝驻于我眼前的，仍是旧时王谢堂前，那惊鸿一瞥的燕影。 我写的，是我眼中的历史；而刘禹锡写的，是照进我心中的历史。这场旅行，因他的诗而启程；我的诗也因他的精神，而有了灵魂。至此关于刘禹锡的图卷，才算在我心中完整地铺开。他既是那位高呼“我言秋日胜春招”的豪士，也是身居陋室而德馨充盈的君子；他既是玄都观里嘲讽权贵的“刘郎”，也是乌衣巷口洞察历史的哲人。这多重身份，共同熔铸了那位独一无二、可敬又可亲的——傲骨诗豪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