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一生

耕耘者

八十九岁的妈妈蜷在那张褪了色的藤椅里，藤条的纹路嵌进她瘦削的脊背，整个人瘦小得像秋日里挂在枝桠上、被霜打蔫了的最后一片蜷缩的叶。她浑浊的眼珠定在窗外的老樟树梢，嘴里絮絮叨叨飘着碎语，时而轻哼，时而呢喃，大多是旁人听不真切的旧时光。老年痴呆症像只贪心的老鼠，把她的记忆啃得七零八落——有时我周末提着水果进门，她会愣怔半晌，怯生生问“你是哪家的后生”，可那些埋在心底最深处的往事，却像刻在青石板上的字，任凭风雨冲刷，依旧清晰得能映出当年的光影。

医生说，要多陪她聊旧事，那些扎在岁月里的回忆，或许能唤醒她混沌的思绪。这个周末，我翻箱倒柜找出了那本边角卷翘、纸页泛黄的相册，封面还留着小时候我贴的贴纸残痕。刚在藤椅边坐下，指尖刚掀开第一页，一张黑白照片就露了出来——二十岁的妈妈梳着两条及腰的粗辫子，乌黑发亮，衬得眉眼清亮，眼睛亮得像夏夜刚升起的晨星。

妈妈的眼珠忽然就动了，原本浑浊的眼底像是被点了一盏油灯，瞬间亮起暖黄的光。她枯瘦的手猛地攥住我的，指节因为用力泛着青白，声音慢悠悠地荡开，带着点悠远的颤音：“哎哟，这是我哟……我小时候啊，辫子可粗了，长到屁股根儿，走路都能甩着腿呢！”

那晚，老屋的橘色灯光裹着淡淡的樟脑气味，像一层温软的薄纱，把岁月里所有的褶皱都熨帖平整。妈妈陷在旧藤椅里，花白的发丝被灯光染成细碎的金粉，每一根仿佛都缀满了时光的重量。

妈妈断断续续与我讲了一上午她年轻时的事情，好多往事像是从时光深处打捞上来的珍珠，颗颗都是我从未听说的珍贵。起初她的叙述还带着些许迟疑，像老旧收音机时断时续的电流声。可讲着讲着，神奇的事发生了——患老年痴呆已多年的她，思路竟越来越清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细节一一苏醒，连父亲当年穿的那件蓝布褂上有几个补丁都记得分明。我喂她吃完中饭，正要收拾碗筷，她却急切地拉住我的衣袖，眼神里闪着孩子般的渴望：“再讲一会儿，就一会儿。”我哄她说歇个午觉，等睡醒了继续讲，她这才不情愿地躺下，却非要我答应今天不走，就住在这老屋里陪她。我握着她的手，看着她入睡时嘴角还挂着浅浅的笑纹，心里涌起一阵酸楚的甜蜜。

此刻，我给她续上热茶，水汽袅袅升起，模糊了她眼角的纹路，也牵出了那段深埋在乌溪江山水之间的往事。

妈妈的指尖轻轻摩挲着粗糙的茶杯壁，那触感仿佛还连着六十多年前山路上硌脚的石子。她的目光渐渐飘远，落在窗外的月光里，像是要穿透几十年的岁月雾霭。

1959年6月，21岁的妈妈从当时的浙江衢县农技校毕业了，大家都盼着分配工作，妈妈也满心期待能留在县城，用学到的知识做点实事。可偏偏赶上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政策下来了：家在农村的毕业生，全部要返乡支援农业生产。拿到通知的那天，妈妈独自坐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条辫子垂在身前，她轻轻摩挲着辫梢的蝴蝶结，心里五味杂陈。她知道，县城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她要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小山村，回到那方熟悉的豆腐坊旁，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七月，暑气裹着蝉鸣，妈妈揣着没能说出口的委屈——县城工作落空的遗憾～背着沉甸甸的行李踏上归乡的路。那年月的农村交通闭塞，从衢州县城到乌溪江，汽车只能开到廿里镇，剩下的二十多里山路，全要靠双脚一步步丈量。鞋底磨得发烫，石子硌得脚心生疼。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妈妈扛着塞满衣物和书本的大包裹，好不容易挤上一辆满身泥土的解放牌长途汽车。车门一开，汗味、煤油味混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车厢里挤得转不过身，她只能摇摇晃晃地站在过道，手紧紧抓着头顶的横杆，指节都攥得发白。就在这时，旁边座位上穿蓝布褂的小伙子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站起身把座位让给她，又不由分说接过她肩上的包裹——那包裹沉甸甸的，裹着她的念想，小伙子接过去时明显顿了一下，肩背微微佝偻，却只是憨憨地笑了笑，轻轻按她坐下：“姑娘，你坐，我年轻，站得住。”

从县城到廿里不过十多公里，坑坑洼洼的土路让汽车颠得像筛糠。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妈妈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要被颠出来。下车时，小伙子帮她把包裹扛下来，肩头已经被勒出一道深红的印子。闲聊间才知道两人竟是同路，都要去举村，一个在上埠头，一个在下埠头。

这位小伙子，就是后来的爸爸。

于是，爸爸重新扛起行李，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山路上。晨光透过层叠的枝叶，在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山岭郁郁葱葱，松涛阵阵，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虽是立夏过后，山风却还带着凉意，轻轻吹拂着妈妈及臀的长辫。她憋了一路的委屈，被这山野清风一吹，竟轻快了许多，不时跳着避开路上的碎石，辫梢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有时她还跑进路边草丛，摘一朵粉红的野花别在发间，转头冲爸爸笑——那笑容亮得像山间的溪涧，把爸爸的眼睛都映暖了。

爸爸扛着行李，额上沁满汗珠，粗布褂子的后背湿了一大片，紧紧贴在身上。他的目光却总不由自主地追随着那个灵动的身影。那乌黑的长辫像有魔力，风一吹就扫过他的心尖，痒丝丝的。

不知走了多久，日头爬到了头顶。妈妈跑回爸爸身边，见他出神，便轻轻拍了拍他的肩：“看什么呢，这么入迷？”

爸爸猛地回过神，脸颊涨得通红，憨憨地笑：“没、没看什么。”说着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汗水混着尘土，在额角划出几道黑印子。

妈妈掏出手帕——那是块洗得发白的粗布方巾，自然地替他擦去额角的汗珠。指尖不经意碰到他的皮肤，两人都顿了一下。她又伸手要接行李：“我来扛会儿吧，你都累出汗了。”

“不用不用！”爸爸连连摆手，把包裹往肩上又挪了挪，红印子更深了，“我年轻力壮，不累。”

“那咱们歇歇再走，前面有块大石头。”

两人在路旁的大石头上坐下，爸爸解下军用水壶递给妈妈。她小口喝着水，两条长辫垂在石头上。阳光透过树隙，在乌黑的发间泛着红褐色的光泽，连发丝上的细尘都看得清清楚楚。妈妈转头，正撞见爸爸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脸颊唰地红了，像熟透的桃子，轻声问：“这么好看么？”

爸爸不好意思地收回目光，声音低得像蚊子哼：“你的辫子真好看，比村里的野花还亮。”

妈妈低下头，抿着嘴笑，嘴角的梨涡里盛满了甜，指尖悄悄绞着衣角。

或许是心情愉悦，六个多小时的山路竟像眨了眨眼就走完了。下埠头村出现在眼前时，山涧清泉潺潺流淌，一群光屁股的孩童在溪水里嬉戏，溅起的水花落在青石上，碎成一片银亮。知了声声嘶鸣，反倒衬得山沟里愈发静谧，恍如梦境。

到了村口，妈妈接过行李，再三道谢。直到两人要各奔东西，才猛然想起，竟忘了问对方的姓名。爸爸望着妈妈的背影，那长辫在暮色里晃啊晃，心里空落落的，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喊住她。

爸爸当时在县粮食局工作，那年头正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回老家正是为了做粮食调查，挨家挨户登记收成。自那日分别后，妈妈的影子总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那跳跃的长辫，那灵动的眼神，还有笑起来时的梨涡，连她说话时带着的豆腥味，都变得亲切。他懊悔得直拍大腿，怎么就忘了问她的名字？这举村虽不大，可找一个不知名的长辫子姑娘，好比大海捞针。

几天后，爸爸实在按捺不住，天不亮就摆渡过河，踩着露水来到下埠头村。他在村里转了一上午，逢人就打听“长辫子姑娘”，可问了好几个老人，都没人说得上来。眼看日头偏西，他心里急得发慌，额上的汗往下淌。正要往回走，遇见一位摘菜归来的大姐，竹篮里装着刚割的青菜。他忙上前比划：“大姐，您知道村里有个长城里读书回乡的长辫子的姑娘吗？眼睛亮亮的，家里是做豆腐的。”

“你说的是不是豆腐坊萧家的连妹？”大姐想了想说，“她是双胞胎，小名叫连妹，辫子确实长到腰呢！每天天不亮就帮着磨豆腐，勤快得很。”

正说着，大姐朝远处招了招手：“连妹，有人找你！”

妈妈刚从豆腐坊出来，围裙上还沾着豆渍，手里拎着半桶豆腐渣。见到爸爸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藏了星星：“大哥，怎么是你！你看我多糊涂，那天你帮了我那么大忙，竟没请你到家坐坐。我爹娘还埋怨我不懂事呢！今天说什么也要到家里吃顿饭，让我爹陪你喝两盅。”

妈妈叽叽喳喳说了一通，像只欢快的麻雀。爸爸却只是傻傻地看着她，双手不停地搓着，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见到你真好，见到你真好！”

后来爸爸才知道，妈妈在家帮着爹娘打理豆腐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腐，石磨转得胳膊发酸，再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去镇上卖。他便建议妈妈把豆制品挑到对岸的上埠头去卖，那里是赶集的聚集地，买的人多，路也平些。从第二天起，爸爸每天早早就在埠头等候，妈妈一到，他就接过沉甸甸的担子——那担子压得他肩膀发红，磨出了茧子，却从没喊过一声累。卖完豆制品，妈妈就陪着爸爸做调研，他问农户粮食收成，她就蹲在一旁，用铅笔把数字认认真真记在本子上，偶尔抬头看他，眼里满是崇拜；遇到农户不配合，她就笑着递上块刚做的豆腐，说“尝尝鲜，都是自家磨的”，农户们也就松了口。

工作之余，他们常到村后的山上散步。山路难行时，爸爸会轻轻牵起妈妈的手。他的手掌粗糙却温暖，带着磨粮食留下的薄茧。妈妈的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脸颊发烫，却舍不得松开。漫山遍野的毛竹在风中摇曳，沙沙作响。梨花开得正盛，雪白的花瓣落在他们肩头。深不见底的湖水倒映着群山和两人依偎的身影。有一次，爸爸牵着妈妈登上一处山岗，层层梯田豁然展现在眼前——金黄的向日葵、翠绿的玉米在微风中起伏，像翻滚的绿浪，远处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嬉笑声。

妈妈被眼前的美景震撼，对着山谷大声呼喊：“喂——”，听着回声在山间荡漾，一圈圈散开。她兴奋地奔跑起来，长发在风中飞舞，后来索性扯下橡皮筋，任凭青丝在风里肆意飘扬，拂过爸爸的脸颊，带着淡淡的皂角香。

就在花田间奔跑时，妈妈脚下一滑，重重摔在田埂上，膝盖磕出了红印。爸爸急忙冲过来，不由分说将她横抱起来，大步跑到草地上，小心翼翼地放下，蹲下身检查她的脚踝。他轻轻挽起她的裤脚，小心地捏了捏，声音里满是焦急：“疼不疼？能走吗？应该没事，待会儿下山我给你找些草药敷敷，消肿快。”

妈妈坐在山岗上梳理长发，重新编起辫子。爸爸坐在一旁，看着乌黑的发丝在她指间灵活穿梭，像黑色的溪流，情不自禁道：“你的头发真美，比瀑布还顺。”

下山时，爸爸执意要背她。这是妈妈第一次让男人背，起初还羞涩地抬着头，双手轻轻撑着他的后背，后来慢慢搂住他的脖子，两根长辫在他胸前轻轻晃悠，扫得他心尖发痒。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汗味和草木香，妈妈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男人，值得托付一生。

说到这儿，妈妈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像被春风吹过的湖面。

到爸爸家敷完草药，分别时爸爸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我明天就要回单位了，调查得差不多了。”

妈妈低着头轻轻“嗯”了一声，手指绞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眼帘，眼神里满是不舍，像要把他的样子刻在心里：“你还会回来么？”

“只要你还在，我一定会。”爸爸的眼神无比坚定，像山岗上的青松。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薄雾像轻纱裹着埠头。爸爸刚到渡口，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雾里，手里攥着个布包。他快步上前，搓着手掌问：“你怎么来了？这么早，露水重。”

“我来送送你。”妈妈递过一个绣着小梅花的小布包，声音轻轻的，带着点鼻音，“没什么好送的，你别嫌弃。”

爸爸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面竟是一根五十多公分长的辫子，用红绳系着个小巧的蝴蝶结，发丝还带着淡淡的皂角香。他只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瞬间就红了，声音都发颤：“你这是......多可惜啊！这么好的头发，剪了多疼。”

妈妈莞尔一笑，眼底却闪着泪光：“实在想不出该送你什么。记得你说我头发漂亮，就剪下来送你，留个念想。你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一样。”

爸爸捧着那截辫子，手指轻轻摩挲着柔顺的发丝，像捧着稀世珍宝，喃喃道：“这太贵重了......”突然，他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抓住妈妈的双臂，郑重地说：“连妹，我要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妈妈愣住了，眼睛睁得圆圆的，睫毛上沾着泪珠，良久才轻轻捋下他的手，低头轻声道：“那你让人来提亲吧。”说完，红着脸转身就跑，辫子甩在身后，像一团跳动的火焰，连脚步都带着慌乱的喜悦。爸爸站在原地，兴奋地跳了起来，差点把手里的布包扔出去，雾霭里都是他压抑不住的笑声。

那天，爸爸没有回单位，而是直接回了家，翻箱倒柜找出家里仅有的几斤红糖和一块舍不得穿的灯芯绒布料，第二天一早就请族中长辈去萧家提亲。两家本就是当地的老住户，彼此知根知底，再加上长辈们都瞧着两个孩子般配，亲事很快就定了下来，连日子都选好了——第二年国庆，讨个举国同庆的好彩头。

“当时怎么就想到剪辫子呢？”我忍不住问，指尖轻轻碰了碰妈妈现在花白的头发。

妈妈理了理耳边的碎发，沉默片刻，声音有些哽咽：“那天他说要走，我心里一下子就空了，像是少了块什么。那时候的姑娘家，哪好意思说‘我想你’‘我舍不得你’，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您是早就爱上爸爸了呀。”

“那个年代，‘爱’字哪说得出口哟。”妈妈羞涩地笑了，眼角泛起细密的皱纹，“那天回家后，我整夜都没合眼，坐在煤油灯底下，看着自己的长头发发呆。天没亮就起床梳头，拿起剪刀的那一刻，手都在抖，可一想到能让他记住我，就咬牙剪了。还好，这一招奏效了。”

那年春节后，爸爸被派到廿里粮站任站长。下半年粮食部门招工，在爸爸的引荐下，妈妈也进了粮食部门，被安排在廿里粮站工作，负责过磅、记账。粮站里常年弥漫着大米、面粉混着生豆油的味道，墙上贴着“保障供应”的标语，算盘珠子噼啪作响，成了他们爱情里最难忘的背景音。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妈妈的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从小到大，爹娘忙着生计，弟弟妹妹又多，我从来没被人这么疼过。那时物资紧张，一个月吃不上一回肉，你爸就趁休息时下河摸鱼，摸到鱼就偷偷给我炖鱼汤，挑出所有鱼刺，把鱼肉全都夹给我；我值班晚了，他就裹着军大衣在粮站门口等我，手里揣着热乎乎的烤红薯；他还会在路边采些野花，插在空酒瓶里，放在我办公的桌子上，说让我干活时也能看着顺心。”

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抬手擦了擦眼角：“他还说，要学着给我编辫子。你别说，他的手还真巧，一学就会，编得比我还好看，还会给我系个小小的红绳结。那些日子，我把小时候缺失的疼爱，全都补回来了。”

第二年国庆，他们结婚了。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斤肉、两条鱼、一斤糖果一斤花生，请粮站的六位同事吃了顿饭。对着墙上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鞠躬，向同事们鞠躬，再夫妻对拜，这就是全部仪式。没有婚纱，没有钻戒，甚至没有一件新衣裳，妈妈穿的还是平时的蓝布褂，只是把辫子梳得格外整齐。

新房里的热水瓶和脸盆是大姨送的，新胶鞋是二姨从北京寄来的，唯一的喜被，是妈妈一针一线缝了半个月才做好的，被面上绣着小小的鸳鸯，针脚细密。

晚上，爸爸妈妈并排坐在床边，灯光昏黄，映得房间暖融融的。爸爸不时侧过头看着妈妈傻笑，眼神里满是满足。

“笑什么呀？”妈妈轻轻推了他一下，脸颊还带着红晕。

“跟做梦似的。”爸爸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自从车上遇见你，我就认定非你不娶。要是你已有婆家，我就打一辈子光棍。”

妈妈搂住爸爸的腰，把头靠在他肩上，声音软软的：“还好没有，不然可真害了你。”

“你当时怎么就看上我了？就因为你夸我辫子好看？”

“不止。”爸爸认真地说，“是你的全部。你的容貌、你的性子，还有这长辫子，都像有魔力似的，把我的心拴得牢牢的。还有你做事的认真劲儿，记数字时眯着眼的样子，都好看。”

爸爸打开木箱，取出那个绣着梅花的小布包。妈妈打开看到辫子，眼眶瞬间就湿润了，指尖轻轻抚过发丝：“你还收着？都这么多年了。”

“要收一辈子。”爸爸轻轻抚摸着辫子，眼神温柔，“以后你剪下的头发，我都要收着。哪天我走了，也要让它们陪着我，这样就不算孤单了。”

妈妈捂住他的嘴，泪流满面。爸爸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双手捧起她的长辫，小心翼翼地梳理着，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易碎的瓷器。

妈妈点点头，轻声道：“我们休息吧。”

爸爸轻轻抱起她，动作温柔得像对待稀世珍宝，还特意小心地把她的长辫从身后撩出来，生怕压着，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宝贝。

我忽然记起，四年前父亲去世时，在骨灰安放仪式前，妈妈颤巍巍地捧出一个小樟木箱，执意要与父亲合葬。我轻轻打开箱盖，里面整整齐齐躺着六束长发，每一束都用红丝线仔细系着，标注着年份——1959年、1964年、1967年、1970年......最近的一束是1984年的 ，这束我知道，是我上大学前，妈妈让我替她剪的，妈妈说，我都上大学了，她已经老了，再也不留长发了。虽然年代久远，除了1964年那束发梢有些枯黄，其余的依然乌黑发亮，像是在静静诉说着他们六十年的深情。

“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妈妈的手轻轻抚过那些发束，眼泪滴在斑白的发丝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每次我剪头发，他都要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放在这个樟木箱里，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宝贝。结婚那天他就说过，以后你剪下的头发，我都要收着。哪天我走了，也要让它们陪着我。现在，我帮他实现愿望了。”

我忽然生出几分调皮，压低声音问：“您和爸爸结婚前就在一起工作，那时候你们......就没发生点什么？”

妈妈轻轻拍了我一下，脸上带着嗔怪，神色却愈发温柔：“那年代可不比现在，男女授受不亲，我们都守着规矩，一定要等到结婚那天。”说着，她脸上又泛起红晕，幸福地笑了，眼角的泪光都带着甜，“那晚我跟你爸爸说，今天我把自己交给你了。他特别温柔，事先还细心地把我的辫子整理好，怕弄疼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很幸福，那种纯粹的喜欢，一辈子只有一次。”

第二年年底，哥哥出生了。物资匮乏到了极点，粮食定量供应，妈妈奶水不足，哥哥饿得整天哭闹，小脸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哭声都有气无力。连妈妈一向乌黑油亮的头发，发尾也开始枯黄、分叉，一梳就掉好多，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光泽。爸爸在粮仓搬运粮食时，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饿晕在千吨粮食中间，额头磕出了血，醒来后第一句话竟是：“别告诉连妹，免得她担心。”回家后，还惦记着给妈妈和哥哥煮点稀粥，自己却啃着玉米棒子。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也为了让孩子能有口吃的，爸爸妈妈商量了一夜，烟头在黑暗中亮了又灭。最终决定：妈妈带着哥哥回老家。老家可以自己种粮种菜，还能养鸡鸭，至少不会饿肚子。

临走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爸爸抱着瘦弱的哥哥，另一只手紧紧拉着妈妈枯黄的辫梢，声音哽咽得不成样子：“都是我没用，让你们受苦了。等日子好了，我一定接你们回来。”

妈妈摇摇头，伸手擦掉他眼角的泪，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往下掉：“你在粮站更辛苦，管着那么多人的口粮，不能倒下。我们娘俩在老家能照顾好自己，你放心。”

她拿起剪刀，递到爸爸手里：“把辫子剪去一半吧，不能把不好的样子带回老家，也让它陪着你，等我回来时，再给你看乌黑的长辫子。”

爸爸接过剪刀，手微微颤抖着，小心翼翼地剪下半截发梢已枯黄的辫子，郑重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像是藏了一个承诺：“我要用它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干，让你们娘俩早点过上好日子，再不能让你们受苦。”

1964年，妈妈带着一岁多的哥哥回到了举村。两年后，爸爸也想尽办法调回了老家的粮站，一家三口终于团聚。那截枯黄的发梢，也被他放进了樟木箱里，和之前的辫子放在一起，成了他们共患难的见证。

故事讲完了，妈妈靠在藤椅里，眼角还闪着泪光，嘴角却带着满足的笑。窗外的月色静静洒进来，轻轻覆盖着她花白的头发，像是时光最深情的吻痕，温柔而绵长。那些关于长辫子的故事，关于纯粹爱情的记忆，也像这月光一样，在岁月里流淌，从未褪色。

妈妈与父亲的爱情故事，我从小就从舅舅姨妈那里听过许多片段，像捡到几颗散落的珍珠，却始终串不成完整的项链。直到今天，听妈妈亲自将每一个细节娓娓道来——听她描述父亲让座时憨厚的笑容，听她重现剪下辫子时颤抖的双手，听她诉说饥荒年月里互相推让的那碗鱼汤——这些鲜活的细节像一束温暖的光，终于照进了他们相爱相守的六十年。我忽然懂得，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每一根悉心收藏的发丝里，藏在每一次紧握的手心里，藏在每一个相濡以沫的日夜里。这一刻，我终于真正理解了父母之间这份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深情。

望着妈妈在月光下安详的侧脸，我也终于明白，原来身体一直硬朗的母亲，自从父亲走后，支撑她的那根支柱就断了。她不是突然老去的，而是一点一点，随着对父亲的无尽思念慢慢凋零。那个能挑着豆腐担子走二十里山路的母亲，那个在粮站打算盘到深夜的母亲，在失去了生命的重心后，身体与精神都不可避免地直线下滑。不到两年时间，她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或许，这是她心碎的另一种方式，是她选择性地关闭了没有父亲的世界，在自己的记忆深处，永远活在了有他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