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十三朝古都[一]，初识西安古城

閑雲清烟

西安古城：十三朝古都的巍峨守望者 | 西安，旧称长安，那是一个光是念起名字，便仿佛能听见历史深处传来金戈铁马、丝竹弦乐之声的地方。

这座古老的城，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记忆，是一部用砖石、古迹和文化书写而成的宏伟史诗。

西安古城，城墙巍峨耸立，宛如一条巨龙盘踞在城市的边缘，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历经岁月的磨砺，却依旧坚如磐石。

城墙周长近十四公里，高达十二米左右，墙体厚实，其上可供数人并行。那一块块古朴的城砖，有的已布满青苔，有的则在岁月的侵蚀下略显斑驳，它们紧密排列，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沿着城墙漫步，垛口连绵不绝，犹如忠诚的卫士整齐列队。城墙上设有角楼、敌楼等建筑，它们造型古朴典雅，飞檐斗拱间尽显古代建筑的精妙。站在城墙上远眺，城内的景色尽收眼底。

古老的街巷纵横交错，四合院式的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青瓦灰墙间透着一种古朴而宁静的气息。远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这古老的城区相映成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空交错之感，仿佛在同一时刻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现代的活力。

若说城墙是西安古城的守护者，那么大雁塔便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灯塔。大雁塔坐落在慈恩寺内，始建于唐朝，是为保存玄奘法师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建。

它通高六十多米，塔身呈方形锥体，古朴雄浑，气势恢宏。七层的塔身，层层收缩，给人一种稳重而庄严的感觉。塔身上的浮雕精美绝伦，或刻有佛像，或描绘着佛教故事，虽历经风雨，却依然清晰可辨。

走进慈恩寺，香火缭绕，钟声回荡，让人的心灵仿佛瞬间得到了净化。在塔下驻足仰望，那高耸入云的塔身仿佛在与苍穹对话，诉说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深远影响。

与大雁塔遥相呼应的小雁塔，则另有一番韵味。小雁塔同样建于唐代，相较于大雁塔的雄伟，它更显秀丽挺拔。小雁塔原有十五层，现存十三层，历经多次地震，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它的塔身线条简洁流畅，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却透着一种质朴的美感。塔下的荐福寺环境清幽，古木参天，漫步其中，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文人墨客云集、吟诗作画的唐代。

而西安古城的灵魂所在，当属那流淌不息的护城河与穿城而过的灞河、浐河等水系。护城河环绕着城墙，河水悠悠，波光粼粼。河上时有游船划过，划破平静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

两岸垂柳依依，随风摇曳，与城墙的倒影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灞河、浐河等河流则见证了西安从古至今的变迁，在古代，它们是交通要道，也是文人墨客送别之地。

说到西安的历史文化，那可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是十三朝古都，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朝代在此建都。

在遥远的100万年前， 蓝田古人类的聚落开启了西安历史。随着时光的流转，7000年前，西安城垣的雏形已然显现。公元前1046年，周文王姬昌在灭掉崇国后，于沣水西岸建立了丰京，并在次年命其世子姬发在沣水东岸筑起了镐京。自此，西周在这片土地上建都，史称丰镐，为西安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岐邑以西之地赏赐给秦襄公，秦国由此初露头角。在秦献公至孝公的统治时期， 秦国崛起于西安，经过发展和迁都，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在咸阳设立首都，并着手修建长城、扩充阿房宫等浩大工程，彰显了其雄伟的统治地位。

在汉高帝元年（前205年），刘邦于原秦内史地设立了渭南、中地、河上三郡，为后续建立西汉奠定了基础，并选定长安为都城。历经五年，从公元前194年至公元前190年，长安城墙的修筑工作顺利完成，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更为坚固的防御。 刘邦建立西汉，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长安成为政治中心。

在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太尉董卓为了自身利益，决定将献帝刘协从洛阳迁往长安，这一举动标志着都城再次迁回古都。 西安在东汉和西晋时期多次成为都城，见证了国家权力的变动。

在公元319年，汉帝刘曜选择长安作为新都，创立了前赵政权。随后，苻健于公元351年在长安自立为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史称前秦。到了公元386年，姚苌在长安登基称帝，国号仍为大秦，但因年代在后，故称后秦，并将长安改名为常安。直至公元535年，宇文泰拥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西魏。最后，在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在长安取代西魏，自立为天王，创立了北周。

在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于长安登基，建立了隋朝。随后，他于次年在汉长安城的东南部着手营建新都大兴城。到了公元618年，李渊在大兴城内的太极殿宣布称帝，改国号为唐，并将大兴城更名为长安城。 李渊通过军事行动建立唐朝，长安成为了繁荣的起点。唐朝时期，长安城市达到了鼎盛状态，不仅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更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在五代时期，长安地区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的调整。 宋代时期，京兆府（现今的西安）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在1036年对三白渠进行了整修，从而扩大了其灌溉面积。

在1369年，明朝的大将徐达和常遇春等人率领军队攻占了奉元城，并决定将奉元路更名为西安府，由此，“西安”这一名称正式诞生。

清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清军成功占领了西安府，并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立了西安府，其治所位于明朝西安府的旧址之上，隶属于陕西等处的承宣布政使司。

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后，西安迅速成为全国最早响应的省会城市之一。 西安在清同治年间成功抵御了叛军，保障了清朝在西北的统治。1944年，西安市重新被设立为省辖市，并在1947年晋升为行政院直辖市。

如此众多的朝代更迭，使得西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气势恢宏的秦始皇兵马俑，到古朴典雅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内的众多文物，无一不是西安历史文化的瑰宝。

当你徜徉在西安的街头巷尾，看着那古老的建筑，触摸着那历经岁月的砖石，你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心跳声，感受到这座城市在岁月深处的千年风华。

三秦大地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历史上西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丰富的文化遗存，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而陕西历史博物馆正是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西安大雁塔西北侧，建筑颇有唐朝风韵。吸取了唐代建筑的雄浑博大，借鉴了中国传统宫殿“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结构特点，陕西历史博物馆典雅凝重，古朴大方，既体现了民族传统，又极具地方特色。

初入馆门，迎面而来的不是繁复的文字导引，而是一尊高大雄健的石狮子，静立于序言大厅中央。它不书一字，却胜似万语千言。这便是“东方第一狮”，踏着黄土高原的风尘，迎着黄河奔涌的浪涛，以无声之姿，开启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它镇守着馆藏的万千遗珍，也守护着中华文明的根脉与灵魂。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陕西古代文明”基本陈列，以3002件特色精品文物为载体，分设三个展厅，通过《人猿揖别》《凤鸣岐山》《东方帝国》《大汉雄风》《冲突融合》《盛唐气象》《告别帝都》七个单元。

系统而生动地勾勒出陕西古代文明从孕育、产生、发展到鼎盛的恢宏历程，深刻揭示了其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卓越贡献——从史前先民的智慧萌芽，到周秦汉唐的鼎盛辉煌，再到帝都地位的渐行渐远，

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明的薪火，共同诉说着陕西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的不朽传奇，彰显了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塑造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中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馆内常设专题展览《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唐代壁画珍品展》。

《唐代壁画珍品展》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专题馆唐墓壁画珍品馆的主题陈列。《唐代壁画珍品展》，展出馆藏1500余平方米600多幅壁画中的97幅精品。

壁画多出土于唐太子、公主墓，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以高度写实的技法，真实地再现了唐代上层社会的礼仪、风俗、服饰、建筑艺术等，堪称一幅瑰丽多彩的盛世生活长卷。

《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文物展》犹如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将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惊世出土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

展览精心分为三单元，从不同维度揭开大唐盛世的神秘面纱。在“玉润华光”单元中，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宝石闪耀着温润光泽，如白玉镶金手镯，三节弧形和田白玉与金虎头巧妙镶嵌，尽显唐代贵族的奢华品味，折射出当时高超的玉器工艺与审美追求。

步入“金银璀璨”单元，琳琅满目的金银器皿令人目不暇接，无论是鸳鸯莲瓣纹金碗上精细的莲瓣纹饰，还是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上栩栩如生的舞马形象，无不彰显唐代金银器制作技艺的巅峰

它们不仅是实用器物，更是艺术瑰宝，承载着大唐饮食文化、礼仪制度的深厚内涵；而“珍泉荟萃”单元则汇聚了中外珍稀钱币，从春秋战国的“节墨之法化”铜刀币到唐代罕见的金开元通宝，以及来自波斯萨珊王朝、日本等地的异域钱币，它们宛如一条无形的丝绸之路，见证着大唐与世界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印证了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放与包容。

博物馆每年还推出6-7个大型临时展览，如《骁腾万里——中国古代马文化展》，汇集历代有关马的文物精品150余件，其中该馆的秦鞍马、唐三彩鞍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唐彩绘泥鞍马、青海省湟中县博物馆的北朝胡僧骑马俑、甘泉县博物馆的商代青铜马、富平县文庙博物馆的唐代马术俑等，均是首次在馆内展出，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中国古代马文化的方方面面。

这些珍贵文物不仅生动呈现了马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多重角色——从军事征战、交通出行到礼仪祭祀、体育娱乐，还深刻反映了各历史时期的艺术审美、工艺水平以及中原与边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展览通过精心的策划与布局，辅以图文说明和多媒体展示手段，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使观众得以沉浸式体验源远流长的马文化魅力，感受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底蕴和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堪称一场集知识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巧手良医——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展》是以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为主题的专题性展览，主要展示多年来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方面的举措，展示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方法和技术。

该展览突破了传统文物展览以展品为核心的模式，创新性地将文物保护的“幕后”工作推至“台前”，通过“实验室观摩、上展过程体验、公开参观”三个递进阶段，让观众沉浸式了解文物从“病害缠身”到“重焕新生”的全过程。

展览以“应时治病、定期体检、平时养生”的医疗理念巧妙类比文物保护流程，设置了修复工艺、科学认知、预防性保护三大单元，展出130余件金属、陶瓷、壁画等多材质修复文物，并结合X光透视、三维扫描等仪器演示及透明实验室的现场修复操作，直观揭示了文物病害检测与修复技术的科学内涵与挑战。

同时，展览还融入陶器修复、壁画拼图等互动体验环节，发放文物保养宣传单，有效强化了公众参与度与文物保护意识，堪称一次集知识性、互动性与创新性于一体的社会教育实践。

陕西历史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37万件，数量多、种类全，其中商周青铜器精美绝伦，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汉唐金银器享誉华夏，唐墓壁画举世无双。

《多友鼎》1980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出土。通高51.5厘米，口径50厘米。多友鼎的腹内壁铸铭文二十二行，记载了西周反击猃狁侵犯的一场战争，是重要的上古文献，对于研究匈奴史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皇后玉玺》1968年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出土，边长2.8厘米，高2厘米。国宝级文物。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chī)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

鸳鸯莲瓣纹金碗–唐，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两碗器壁捶作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每层十片，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单元里都錾刻有装饰图案，上层主题是动物纹，下层是单一的忍冬花装饰图案。两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唐鸳鸯莲瓣纹金碗可能是皇室用酒器，就已出土的唐代金碗而言，这两件唐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仅见的最富丽堂皇的金碗。

《三彩骆驼载伎乐俑》1959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士，通高58厘米，驼高48.5厘米。典型的盛唐时期的作品，制作工艺精湛，形态逼真传神，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有助于我们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尤其是在西域舞乐对内地的影响方面，加深了实感性的了解。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为研究唐代雕塑艺术、音乐舞蹈、人物如实提供了宝贵资料，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青瓷提梁倒灌壶》1968年陕西彬县出土，高18.3cm，腹径14.3cm。这件提梁倒灌壶是著名的耀州窑（窑址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产品。此壶造型古朴典雅，制作规整精细，纹纹繁褥华丽，尤其是构思奇特，设计巧夺天工，被认为是国内外存世耀州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

《鎏金舞马街杯纹银壶》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壶身呈扁圆形，模仿契丹族皮囊壶造型，通高14.8厘米，重549克。采用捶揲成型、模压纹饰、焊接打磨等工艺，壶腹两面模压两匹对应舞马形象，马匹衔杯匐拜，细节以錾刻和鎏金工艺呈现。 ‌2002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 ‌

《镶金兽首玛瑙杯》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6.5 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6厘米。唐镶金兽首玛瑙杯由红、棕、白三色相杂的玛瑙雕成，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划细微精确。唐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五祀卫鼎》1975年陕西省岐山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通高37.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深19.3厘米，重11.500千克。五祀卫鼎是研究西周中期社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对史学界和法学家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造型采用北方游牧民族皮囊形状，银壶两侧采用凸纹工艺各塑造一匹跃然起舞的骏马。，从外形上看，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而这件文物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旟（yu）鼎》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铜器窖藏出土。通高77，口径56.5厘米。旟鼎承袭商代圆鼎风格，造型厚重庄严，纹饰十分精美，所刻铭文是研究周初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具有珍贵的历史及艺术价值，加之铸刻时代明确，被公认为周康王时的标准器，是一尊著名的西周时期的国宝。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高24.2，口径12.4，足径14.3厘米。罐体中心以鹦鹉纹作为主体纹饰，鹦鹉抬首，展翅，翘尾，栩栩如生。折枝花团围绕着鹦鹉，将器物簇拥而绕，形成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器身其余空白处用鱼子纹填满象征着多子多福。花纹平錾，纹饰鎏金。银罐的肩部有一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动。

《鎏金盗银铜竹节熏炉》1981年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出土。通高58，口径9，底径13.3厘米焚香用具。熏炉原为未央宫之物，后来被赏赐给汉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家。中国古代香炉，以汉晋间流行的博山炉最为精美，而此炉又为所见博山炉中最精美者，是古代罕见的艺术品。

《狩猎出行图》1971年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出士，高209厘米，通长277.5厘米。狩猎出行图，原图揭取时分为数幅，画面以青山松林为背景，四十多个骑马狩猎者携弓带箭或持旗或持驯豹鞭，簇拥着主人纵马驰向猎场，殿后的还有两匹负重骆驼，构图气势磅礴，宏伟壮观。是唐墓壁画中上乘杰作。

《阙楼仪仗图》1971年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出土，长305厘米，宽298厘米。阙楼仪仗图是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的壁画，这幅图因其能够完整反映出唐代皇家建筑的宏伟姿态，为考古学和建筑学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画师精湛的技艺让它成为唐代壁画中场面最大的传世佳作。然而，这幅珍宝背后是一部令人叹息的皇室悲剧，它的主人，带着无限的遗憾与悔恨，长眠于豪华陵寝之中。仪仗图虽人物众多，结构复杂，但整体布局却显得井然有序，阵容严整。画面色彩也艳而不俗，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宫女图》1960年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士，高177厘米，宽198厘米。这幅是绘制在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南侧的《宫女图》，保存最完整也最为动人，是唐墓壁画中反映女性形象最完美的一幅。图中描绘了九位风姿绰约的宫女，头梳高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个个体态丰盈，婀娜多姿。她们手捧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在为首女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

《马球图》1971年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画面高229厘米，宽688厘米。马球图为唐朝的文物，图绘于墓道西壁。有20余骑马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幞头，穿黑靴。壁画突出五个持偃月球杖的骑者驱马抢球。前一骑作反身击球状，其余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伫目凝神，无球杖。背景衬起伏山峦，五颗孤零零的古树点缀在空旷的画面上，与墓道东壁的"出行图"中的古树遥相对应。此图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

《客使图》1971年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出土，高185厘米，宽242厘米。画面中共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均着初唐朝服，呈三角状站立。后面三位，为首一人推断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一人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使节。最后一位应来自中国东北靺鞨族。此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也为研究唐代中外交往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陕西历史博物馆集中展现了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辉煌文明。从周礼秦制到汉风唐韵，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兴衰与智慧。它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民族记忆的殿堂，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奇迹。

当我走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门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刚刚与千年文明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对话。此次参观不仅让我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激发了我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先人智慧的由衷赞叹。

那一尊尊精美的青铜器皿，纹饰古朴而神秘，静静诉说着周秦汉唐的辉煌过往；一件件色彩斑斓的唐三彩，造型生动，仿佛穿越千年时光，将盛唐的繁华与开放呈现在眼前；还有那些斑驳的陶俑、温润的玉器，每一道痕迹都是岁月的印记，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先人的匠心与智慧。

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古人的呼吸与心跳。它们不只是冰冷的展品，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精神。这次参观，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并非遥不可及的陈迹，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它提醒着我们，要珍惜、传承这份厚重的遗产，让古老文明的光芒在新时代继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