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路谈兵法·看历史：“小站练兵”与袁世凯对兵学智慧的运用

老路谈兵法

“小站练兵”，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及袁世凯等清臣痛定思痛，认清形势、把握大势、任势而为的产物。

袁世凯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军事人物，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塑造是勿庸置疑的。他主导的“小站练兵”，也必然会受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影响。研究分析袁氏“小站练兵”的实践与轨迹不难发现，其中的思维、思路与做法，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和折射了《孙子兵法》的思想与智慧。

一、在总体指导层面：以“正合奇胜”为“魂”

《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袁世凯接任督练新军的事宜后，就是以“正合+奇胜”来“定调”“立魂”的。

所谓“正合”“奇胜”，从大处讲，就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前者为“正合”，后者为“奇胜”。具体地讲，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灌输封建伦理纲常。

“小站练兵”是中国从封建军制向近代军制演变的重大转折，是中国陆军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但袁世凯仍然注重以封建伦常关系笼络军心。他在练兵中特别注意向官兵施加个人影响，邀请同乡、同学、朋友、部下参加，组成亲信团体，使这支军队具有一定的私人属性。站在封建官僚的角度来看，这称得上是“正合”。

在“奇胜”上，“小站练兵”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从国外购置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等装备，聘请外籍人担任训练教官。袁世凯从对士兵的严格裁汰、确立外国教官的雇佣关系，到创立步、马、炮、工、辎重诸兵种，再到军事组织机构建立、训练和管理方法改进，等等，对传统清军来讲都是开创性的。可以说，他打造的这支新建陆军，完全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其创新创造举措，堪称“奇胜”之策。

可以说，“正合奇胜”的理念与思维，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了“小站练兵”的全过程，既满足了朝廷的政治需要，又确保了新建陆军的质量。

二、在筹划设计层面：以“五事七计”为“模”

《孙子兵法.计篇》指出：“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在此基础上，又强调：“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通观“小站练兵”，它的内容体系、方法体系、标准体系、制度体系等体系要旨，几乎“无出孙武”，从某种程度上讲，似乎是以“五事”“七计”为“模板”的。比如：

在“道”上，袁世凯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致力于做到“令民与上同意”。

在“天”上，袁世凯把握“天时”，利用朝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痛感“筹饷练兵为急务”的有利时机，放开手脚去打破旧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创建新军。

在“地”上，发挥地域优势，有针对性地选将募兵。首先从其在朝鲜时统率的庆军中挑选一些宿将，吸收一批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作为军佐，低级哨弁则通过考试录用委任。派副将吴长纯等分往淮、徐、鲁、豫等地，选募兵丁；又派都司魏德清等赴新民、锦州、昌图等地，选募骑兵。发挥地利优势，固定在天津小站这个偏僻之地练兵，有利于排除外界的干扰和防止出现逃兵。

在“将”上，更是发挥自己的优势，本着“将者，智、信、仁、勇、严”的素质能力构成，把以徐世昌、刘永庆为代表的大量优秀人才招募到麾下，放手让他们去筹划、组织和实施新军的创建与训练。

在“法”上，体现了“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的精神，建立完善军队体制编制、将吏职责和管理方法，以及军需物资的管理和使用制度。袁世凯接任督练事宜后，重新制定《练兵要则》《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等，逐步形成了系统配套的制度法规。

三、在推进落实层面：以“令文齐武”为“要”

《孙子兵法.行军篇》曰：“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袁世凯“小站练兵”，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孙子这一治军思想。

在“令之以文”上，袁世凯认为，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是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在强化思想教育的同时，对表现突出的及时给予物质、职位上的奖励。

袁世凯还“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他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子，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这常让当事人感动不已。他还通过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热心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等活动。袁世凯这些“令之以文”的举动，彰显了他对官兵的关怀和尊重，从而拉近了与大家的距离，赢得了众人的拥护与支持。

在“齐之以武”上，袁世凯对违章犯纪的，坚持严惩不贷。1899年，他在上奏的《特参都司张国栋等片》中写道：“训练营伍，纪律为先，其庸劣之员，必须随时惩治，方足以儆效尤而严军政。”

袁世凯设立的惩罚之法，有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最严厉的惩处就是论斩。《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十八斩”。《查拿逃兵法》规定，在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以军法从严惩办”。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

袁世凯认为，“号令不行，溃散之由也。历久生懈，废弛之基也。姑息情面，军家之忌也。”因此，军队出了问题，他曾用惩罚自身的办法，来警示官兵，自罚薪水十分之一，交执法营务处，作为建立昭忠祠的基金，以自身的表率教育和影响全军。

袁世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方略，为“小站练兵”成功推进、新建陆军的成功创建，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