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庄里的“疯女人”

九天贡胶

那辆半新的面包车，引擎声干净得像山泉水，停在我家泥巴院子里，怎么看怎么扎眼。

苏晴，那个被全村人叫了十五年“疯婆子”的我的女人，手里捏着车钥匙，一双眼睛清亮得像雨后洗过的天空。

她对我说：“泽宇，我们回家吧。回我的家。”

十五年，像做了一场大梦。从河边把她捡回来那天起，她就是个眼神空洞的美人，是村里人嘴里嚼不烂的闲话，是我四个娃的娘。我田泽宇，一个穷木匠，以为这辈子就是守着她，守着这个家，给她一口饭吃，给她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我从没想过，她会有清醒的这一天，更没想过，当她找回自己的路时，我，反倒成了那个快要迷路的人。

那年我三十五，在村里，是板上钉钉的老光棍了。人穷，长得也一般，守着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和一手从我爹那里传下来的木匠手艺。这手艺在如今这个世道，越来越不值钱，大家宁愿去镇上买现成的家具，嫌我做的又慢又土。所以，当我从河边领回一个女人的时候，整个村子都炸了锅。

她当时就坐在河边最大的一块青石上，穿着一身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城里人衣服，又脏又破。长头发乱得像一蓬枯草，脸上全是泥污，可那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河水，像是要把魂都望进去。

村里几个放牛的半大孩子拿石子丢她，她也不躲，就那么坐着，好像世上的一切都跟她没关系。

我那天正好去河边泡第二天要用的木头，看见了这一幕。我吼走了那群孩子，走到她跟前，蹲下来。

“你哪儿人啊？咋一个人坐在这？”

她不看我，嘴里念念有词，说的也不是我们这的土话，含含糊糊，听不清。我看见她脚上的一只鞋掉了，光着脚泡在冰凉的秋水里，脚背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血都凝成了黑痂。

我心里叹了口气。看样子，是脑子不清爽的。

我把她拉起来，她很轻，像一片风干的叶子。我指了指村子的方向，“天快黑了，河边有蛇，跟我走吧。”她像是听懂了“蛇”这个字，抖了一下，顺从地跟着我。我把她领回了家。村长柱子叔闻讯赶来，叼着烟杆，在我家门口踱了半天步，最后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泽宇，你可想好了？这来路不明的，还是个……这样的。你养活自己都费劲，再添一张嘴？”我正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米粥，喂那个女人。她很饿，吃得狼吞虎咽，但动作斯文，不像村里那些泼辣的婆娘。我头也没抬，“柱子叔，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饿死冻死在河边吧。”“我是怕你惹麻烦！”柱子叔加重了语气，“万一她家里人找来，说你拐卖人口怎么办？万一她在你这犯了病，伤了人怎么办？”我舀起一勺粥，吹了吹，送到她嘴边，她乖乖张开了嘴。我说：“她这个样子，能伤谁？至于家里人，要是真有人找，我立马把人送回去。没人找，就当是我田泽宇捡了个媳妇。”最后那句话，我说得自己都有点脸红。柱子叔看我一根筋，重重地叹了口气，走了。

从那天起，她就住了下来。我给她烧水洗澡，换上我娘留下来的干净衣服。洗干净了才发现，她长得真好看，皮肤白，眉眼细致，不像我们乡下女人，风吹日晒的，皮肤糙得像砂纸。

我问她叫什么，她摇头。问她家在哪，她也摇头。大多数时候，她就安安静静地坐着，有时候会突然惊恐地尖叫，或者莫名其妙地哭起来。

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苏晴。我盼着她心里那片阴霾，能有云开雾散、重见晴天的一天。

村里的风言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我的土坯房。“田泽宇走了大运，白捡个漂亮婆娘。”“漂亮有啥用？是个疯子！指不定哪天半夜拿刀把他给砍了。”

“我看啊，就是想传宗接代想疯了。”

我不在乎。我一个老光棍，烂命一条，还有什么好怕的。白天我出去做木工活，就把她锁在家里，怕她乱跑走丢了。晚上回来，给她带点镇上买的糕点，她会像个孩子一样笑，虽然那笑容里，总带着点空洞。

我们没有办酒席，没有领证，就这么不清不楚地过在了一起。我把我爹娘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她睡，我睡在外间的木板床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偶尔在梦里哭，哭得那么伤心，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那时候我就会想，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一个这么好看的女人，怎么会流落到我们这个穷村庄里？

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既然让她进了我的门，我就得对她负责。我田泽宇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大道理不懂，但我爹从小就教我，做人要凭良心。

她就是我的良心。

日子就像我刨木头时飞出来的刨花，卷曲着，散发着木头的清香，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苏晴的身子渐渐养好了些，脸上有了肉，气色也红润起来。她还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会帮我扫扫地，或者坐在门槛上，看着我干活，一看就是一下午。坏的时候，她会把碗摔了，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然后缩在角落里发抖。

每当这个时候，我也不骂她，就默默地收拾干净，然后给她倒杯热水，跟她说：“不怕，不怕，有我呢。”她好像能听懂我的情绪，会慢慢平静下来。

一年后，苏晴怀孕了。这个消息让我在欢喜之余，更多的是忧愁。我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现在又多一个孩子，怎么养？更何况，苏晴这个样子，能当好一个娘吗？柱子叔又来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还带着他婆娘。婶子是个热心肠，拉着苏晴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怀孕要注意的事。苏晴一脸茫然地听着，像是听天书。柱子叔把我拉到院子里，递给我一袋子钱，不多，皱巴巴的，有零有整。“泽宇，这是村里大伙凑的，给你添个孩子，是喜事。”他顿了顿，又说，“可你得想清楚，孩子生下来，万一……随他娘，可咋办？”我捏着那袋子钱，感觉沉甸甸的。我看着屋里那个坐在椅子上，眼神依旧有些飘忽的女人，心里五味杂陈。我把钱推了回去，“叔，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孩子是我田泽宇的种，是好是歹，都是我的命。我认。”我的固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柱子叔摇摇头，没再劝。

十月怀胎，大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叫大娃。孩子的出生，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们这个有点奇怪的家。苏晴似乎也因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不再摔东西了，大部分时间都抱着孩子，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有时候，我看见她看着大娃，眼神里会流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清明，虽然只有一瞬间，很快又会被迷茫覆盖。

我更拼命地干活了。以前是有一搭没一搭，现在是只要有活，不管多远多累，我都接。我得给娃挣奶粉钱，得给苏晴买点有营养的东西。

我做的木工活，讲究的是一个“实”字。用的都是好木料，榫卯结构严丝合缝，百年不坏。渐渐地，十里八乡都知道有个叫田泽宇的木匠，手艺好，人实在，找我的人也多了起来。家里的日子，虽然还是很紧巴，但总算能过下去了。

大娃一天天长大，学会了走路，学会了喊“爹”，但他喊“娘”的时候，苏晴没什么反应。大娃也不气馁，一遍遍地喊，有时候还会把手里的糖塞到苏晴嘴里。

苏晴会愣愣地看着他，然后慢慢地把糖吃了，脸上会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从最初的看笑话，慢慢变成了同情，甚至有了一丝敬佩。他们说，田泽宇不容易，拖着个疯婆子，还拉扯个孩子。

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但我不在乎。这是我的家，泥土做的墙，茅草盖的顶，但里面有我的女人，我的娃。我干活累了回来，能看到娃在院子里跑，能看到苏晴坐在门口等我，虽然她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等谁，但那个身影，就是我心里最踏实的念想。

我开始教苏晴做一些简单的事，比如洗菜，淘米。我做一遍，她学一遍，学得很慢，有时候会把米淘到盆外面。但我有耐心，一遍不行就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遍。

有一天，我从镇上回来，推开门，闻到了一股饭烧糊的味道。我心里一惊，赶紧冲进厨房。只见苏晴手足无措地站在灶台前，锅里黑乎乎的，冒着烟。大娃在一旁，被吓得哇哇大哭。我赶紧把火灭了，把锅端下来。我以为苏晴会像以前一样，因为做错了事而害怕发抖。

但她没有。她看着我，眼里含着泪，用很轻、很模糊的声音说了一句：“饭……糊了。”这是她来我家这么久，第一次主动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我走过去，没管那口烧坏的锅，也没管哭着的大娃，我伸出手，抱住了她。“没事，没事，不就是一锅饭吗？我再做。”我拍着她的背，声音都有些哽咽。她在我怀里，身体僵硬，但没有推开我。那天晚上，我重新做了饭。虽然吃得晚，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我知道，我种在地里的那颗种子，可能永远不会开出绚烂的花，但它在努力地，一点一点地，想要破土而出。这就够了。

继大娃之后，二娃、三娃、还有小女儿四妹，像地里春天冒出来的笋，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我们家。家里一下子有了四个孩子，那份热闹和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三间土坯房挤得满满当当，吃饭的时候，一张小桌子围得水泄不通。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更复杂了。他们觉得我田泽宇是真的疯了，娶个疯婆子不算，还生这么多。他们说：“这是造孽啊，万一这几个娃也……”后面的话他们不说，但我懂。我把这些话都当成耳旁风。孩子是我盼来的，是老天爷给我的宝贝。他们健健康康，能跑能跳，聪明伶俐，比谁家的孩子都不少什么。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的娘，和别人的娘不一样。

苏晴的神智，还是那样，时好时坏。但随着孩子们的增多，她好的时候越来越长。她不再需要我手把手地教，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她会给孩子们洗脸，虽然总是弄得满地是水。她会给他们喂饭，虽然常常会把饭喂到鼻子上。孩子们也异常懂事。

大娃作为老大，很小就有了小大人的模样。他会带着弟弟妹妹们，像母鸡护小鸡一样。苏晴要是犯了糊涂，往村外跑，大娃就会在后面跟着，不远不近，直到她自己走累了，再把她牵回来。

有一次，邻村的几个混小子，学着大人的样子，冲着苏晴喊“疯子”。大娃听见了，像一头被惹怒的小豹子，冲上去就跟他们打成一团。他个子小，打不过，被按在地上揍，满嘴是血，却一声不吭，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对方。我干活回来看到这一幕，心疼得跟刀割一样。我冲过去拉开他们，把大娃抱在怀里。大娃趴在我肩上，才放声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边哭一边说：“爹，他们骂娘……娘不是疯子……”我抱着他，眼泪也下来了。我摸着他的头，对他说：“对，你娘不是疯子。她只是生病了，她会好的。”这句话，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也对孩子们说了无数遍。我说得自己都信了。

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我几乎是连轴转。除了做木工，我还开了片荒地，种菜种粮食。天不亮就起，天黑透了才回家。我的手，因为常年和木头、泥土打交道，变得像老树皮一样粗糙，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但我不觉得苦。

每次我拖着一身疲惫回家，推开门，看到的是四个孩子扑过来喊“爹”，看到的是苏晴坐在灯下，手里拿着布，笨拙地给孩子缝补衣服，那画面，能把我所有的累都融化掉。她缝得歪歪扭扭，针脚有大有小，但她很专注。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

孩子们就像四个小桩子，牢牢地把苏晴这艘随时可能飘走的船，锚定在了这个家里。他们会围着苏晴，给她讲在外面听来的故事，虽然苏晴可能听不懂。他们会把在山上摘的野花，插在苏晴的头发上，苏晴会愣愣地摸着花，然后傻傻地笑。四妹是最小的，也是最黏苏晴的。她会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苏晴，苏晴走到哪，她跟到哪。苏晴发呆的时候，她就趴在苏晴的膝盖上，安安静静地陪着。有一次我听见四妹奶声奶气地对苏晴说：“娘，你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带我去镇上玩啊？”苏晴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四妹的头。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悲伤。我知道，在她混乱的世界里，她也爱着这几个孩子，用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方式。

钱，永远是不够用的。孩子们的学费，一家人的吃穿，像一座座大山。我做的家具，虽然用料好，但卖不上价。我开始琢磨着做一些小件，比如木梳、木簪子、小板凳，拿到镇上去卖，多少能补贴点家用。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我病倒了，发高烧，躺在床上一天都起不来。我迷迷糊糊地，感觉有人在给我擦脸，喂我喝水。我睁开眼，看到是苏晴。她端着一碗稀饭，用勺子笨拙地喂我。她的手在抖，稀饭洒了不少在我胸口。四个孩子，就围在床边，一脸担忧地看着我。大娃对苏晴说：“娘，爹烫，要用冷布敷。”苏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真的去打了盆冷水，用毛巾浸湿了，敷在我额头上。那冰凉的感觉，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我看着她，看着围在我身边的四个孩子，心里忽然觉得，我田泽宇这辈子，值了。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用我这双粗糙的手，撑起了一个在别人看来残破不堪的家。但在这个家里，有我最珍视的一切。我的苏晴，我的四个娃，他们是我用命都要守护的人。

转机是在一个很寻常的午后发生的。那天我正在院子里赶制一套嫁妆用的箱子，雕花特别繁复，我做得格外专心。苏晴和孩子们就在旁边，孩子们在玩泥巴，苏晴坐着，手里拿着一本大娃从学校带回来的语文课本，胡乱地翻着。

突然，她指着书上的一页，发出了一声很奇怪的、像是被噎住的声音。我抬起头，看见她死死地盯着书上的那首诗——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她用一种极其缓慢、干涩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她的发音很标准，比村里小学的老师还好听。我惊得手里的刻刀都掉在了地上。

这几年，她虽然能说一些简单的词，比如“饭”、“水”、“娃”，但从来没有像这样，念出一句完整的诗。孩子们也围了过去，好奇地看着他们的娘。苏晴的眼睛里，不再是往日的空洞，而是充满了挣扎和痛苦。她抱着头，嘴里反复念叨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她念得越来越快，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最后抱着头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那哭声，和我以前听到的任何一次都不同。以前的哭，是茫然的，没有缘由的。而这一次，她的哭声里充满了委屈、悔恨和巨大的悲伤，像是一个迷路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家的方向，却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我冲过去抱住她，她在我怀里抖得像风中的落叶。“苏晴，苏晴，你怎么了？别怕，我在这。”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从那天起，苏...晴的世界，像是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光亮和记忆，争先恐后地涌了进来，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尽的混乱和痛苦。她开始能说出更多的话，但常常是前言不搭后语。她会指着天上的云，说那是黑板擦。她会对着家里的老母鸡，喊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她也开始认识人了。她知道我是田泽宇，是她的男人。她知道大娃、二娃、三娃、四妹是她的孩子。她会挨个叫他们的名字，叫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默，眼泪无声地往下流。我意识到，她可能真的在好起来。

我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带她去了县城的医院。这是我第一次带她出远门。她坐在拖拉机上，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好奇又胆怯地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医生给她做了检查，说她是受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导致了记忆和认知障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失心疯”。医生说，她现在有恢复的迹象，是非常好的兆头，但需要药物配合治疗，更需要家人的耐心和关爱。“你这个当丈夫的，做得很好。”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她能恢复成这样，是个奇迹。”我拿着医生开的一大包药，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苏晴有救了，忧的是这药费，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回去的路上，我一言不发，心里盘算着怎么去挣这笔钱。苏晴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靠过来，头轻轻地抵着我的后背，用很低的声音说：“泽宇，辛苦你了。”我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十五年了，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辛苦”。

为了挣钱，我把家里那几棵准备留着给儿子们盖房子的老榆树都给卖了，换了一笔钱。然后我没日没夜地干活，接了更多更复杂的木工活。我开始学着做一些城里人喜欢的根雕、摆件，虽然卖得不多，但总是个进项。孩子们也懂事得让人心疼。大娃和二娃放了学，就去山里挖草药、捡蘑菇，拿到镇上去卖。三娃和四妹就在家帮着照顾苏晴，给她喂药，陪她说话。在药物和亲情的双重作用下，苏晴恢复得很快。她想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她想起她叫苏晴，来自一个很远的大城市。她想起她以前是个小学老师，最喜欢教孩子们念诗。她想起她有个幸福的家庭，有爱她的父母。

她也想起了那场让她崩溃的车祸。她的丈夫，在那场车祸中，为了保护她，当场就去世了。她亲眼目睹了那一切，然后，她的世界就碎了。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医院跑出来的，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路流浪到我们村的河边。那段记忆，是一片空白的浓雾。当她断断续续地把这些告诉我的时候，我坐在小板凳上，抽了一晚上的烟。我的心，一半是为她高兴，一半是沉甸甸的失落。

我高兴她终于找回了自己。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我处处照顾的“疯女人”，她是一个有过去、有思想、有灵魂的，完整的苏晴。可我也害怕。她的世界里，有高楼大厦，有她的父母亲人。而我的世界，只有这三间土坯房，和满身的锯末味。她找回了她的世界，那我们呢？我们这个由泥土、汗水和四个孩子组成的家，在她的世界里，该放在哪里？我不敢问。我只能加倍地对她好，对孩子们好。我想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留住。

有一天晚上，她帮我收拾完工具，突然对我说：“泽宇，我想……回家看看。”我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底。我知道，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苏晴说出“回家看看”那四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我手里的斧子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劈柴，一斧头下去，木桩应声裂成两半。我没有回头，闷声问：“想好了？”“想好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但很坚定，“我想知道，我爸妈……他们怎么样了。”十五年，对一个家庭来说，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斧子插在木桩上，转过身，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一半明一半暗，眼神里有期盼，有忐忑，还有对我的一丝歉疚。我说：“好。我陪你回去。”

从那天起，回家，就成了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件事。苏晴凭着恢复的记忆，写下了一个地址，一个她老家的地址。我托人去镇上邮局，按照那个地址，发了一封信。信是我口述，让大娃写的。信里，我简单说了苏晴的情况，说她还活着，在我们这里，现在恢复了神智，想回家看看。寄出信后，是漫长的等待。那段时间，苏晴变得既兴奋又焦虑。她常常会站在村口，朝着通往镇上的那条路张望。她开始教孩子们说普通话，教他们认字，写自己的名字。她说，不能让外公外婆觉得他们是野孩子。看着她认真教孩子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正在努力地，把孩子们拉向她的那个世界。而我，好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半个月后，我们收到了回信，还有一个邮政汇款单。信是苏晴的父亲写的，字迹抖得厉害。信里说，他们以为女儿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感谢我救了苏晴，养大了他们的外孙。汇款单上，是一笔巨款，两万块钱。信的最后，他们说，希望我们能尽快回去，他们想见女儿，想见外孙。两万块钱，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把钱递给苏晴，苏晴却哭了。“他们一定是把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她哭着说。

这笔钱，成了我们回家的路费，也成了我们家一个巨大变化的开端。

苏晴说，我们不能坐火车回去，拖家带口的，孩子又小，不方便。她说，我们买辆车。我当时就愣住了，“买车？我们……我们哪会开？”“我会。”苏晴看着我，眼睛亮得惊人，“我以前有驾照，我……我记得怎么开。”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陌生。一个会开车的女人，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女人，这和我认识了十五年的那个苏晴，完全是两个人。但她的提议，却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有了车，以后去镇上卖东西方便，孩子们上学也方便。我们用那两万块钱，加上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去县城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车不新，但收拾得很干净。把车开回村里的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他们围着车，摸摸这，看看那，眼神里充满了惊奇和羡慕。他们再看苏晴的眼神，也变了。不再是看一个疯子，而是看一个从外面世界回来的、见过世面的城里人。

苏晴坐在驾驶座上，手握着方向盘，一开始还有些生疏，但很快，那种感觉就回来了。她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倒车、前进，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那笑容，自信，明亮，却也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觉得，我离她，越来越远了。

出发的日子定下来了。苏晴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给孩子们换上了新衣服。这些衣服，是她用汇款剩下的钱，照着城里孩子的样式，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出发前一晚，孩子们都睡了。我和苏晴坐在院子里，谁也没说话。夜很静，能听到虫鸣。“泽宇，”她先开了口，“谢谢你。”我摇摇头，“你是我婆娘，娃的娘，说这些干啥。”“不一样的。”她说，“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四个这么好的孩子。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我心里一紧，我怕她说出“还”这个字。我不要她还，我只要她留下。“到了你家……你……还回来吗？”我终于还是问出了口，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苏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在月光下像一汪清泉。她说：“泽宇，我的家，十五年前就没了。现在，你在哪，孩子们在哪，我的家就在哪。”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我粗糙的手掌心。是一把钥匙。一把崭新的、我们家大门的钥匙。“以前，你怕我走丢，总是锁着门。现在，这把钥匙，我交给你。”她说，“你不用再锁着我了，我自己知道回家的路。”我握着那把冰凉的钥匙，感觉却烫得灼手。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十五年，我用一把锁，锁住了一个女人。我以为我锁住的是一个疯子，一个累赘。到头来才发现，我锁住的，是我的整个世界。现在，她把钥匙还给了我。她自由了。而我，却被一把看不见的锁，牢牢地锁在了原地。

面包车发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车身颠簸得厉害。四个孩子挤在后座，第一次坐自己家的车，兴奋得小脸通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把车厢里的沉闷冲淡了不少。苏晴握着方向盘，神情专注。她的侧脸在晨光中显得很柔和，但又透着一股我从未见过的果决。她熟练地换挡、踩油门，好像开车这件事，已经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熟悉的路、熟悉的田，心里空落落的。这车是往外开的，开向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开出村子，上了平整的柏油路，车子平稳了许多。“泽宇，你紧张吗？”苏晴突然问。我“嗯”了一声，又觉得不对，摇了摇头，“不紧张。”她笑了笑，“我紧张。我怕……我怕他们不认我了。也怕他们……不喜欢你和孩子们。”

我沉默了。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我一个乡下木匠，满身土气，孩子们也是在泥地里长大的。而他们，是城里人。车里放着音乐，是苏晴从一个旧磁带里翻出来的，一首我听不懂的城里歌。但旋律很轻快。二娃突然问：“娘，外公外婆家，是不是像电视里那样，住很高很高的楼房？”苏晴透过后视镜看了看他，笑着说：“是啊，比我们村最高的树还要高。”“哇！”孩子们发出一阵惊叹。

我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心里更沉了。他们向往那个世界，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路上，我们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休息。我带着孩子们去上厕所，苏晴去买水。

等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苏晴正站在车旁，和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说话。那男人开着一辆比我们这车气派得多的轿车。他看苏晴的眼神，带着一种城里人特有的审视和客气。

苏晴和他交谈着，举止大方，言语得体。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她和我是不同世界的人。我只会跟人谈木料的价钱，活计的工期。而她，能和任何人自如地交流。男人走后，我问她：“那人是谁？”“问路的。”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把水递给我和孩子们，“快喝吧，天热。”我接过水，心里却堵得慌。车子继续往前开。离她说的那个城市越近，路上的车越多，楼房也越高。孩子们趴在车窗上，看什么都新奇。

苏晴的话也多了起来。她指着窗外的一座桥，说她小时候经常在桥下玩。她指着一个公园，说她和她丈夫……第一次约会就在那里。

她说起“丈夫”那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自然，就像在说一个老朋友。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是啊，她有过她的过去，有过她的爱人。而我，只是她人生中途，一个意外的摆渡人。现在船快要到岸了，摆渡人是不是也该离开了？“泽宇，”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沉默，“你在想什么？”

我说：“没什么。在想家里的那几块地，该浇水了。”我撒了谎。她叹了口气，没再追问。

车子下了高速，驶入了市区。城市的喧嚣和繁华，让我感到一阵眩晕。到处都是车，到处都是人。我像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哪里都觉得眼花缭乱。

苏晴却像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水域，游刃有余。她看着路牌，拐过一个又一个街角，最后，在一个看起来很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了下来。“到了。”她说。声音里带着近乡情怯的颤抖。我抬头看去，是一栋灰色的六层居民楼，墙皮有些剥落，但窗明几净，阳台上还种着花。这就是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我们下了车。苏晴让孩子们在车上等着，她拉着我的手，说：“泽宇，你陪我上去。”她的手心全是汗，冰凉。我能感觉到她的恐惧。我反手握紧了她的手，想给她一点力量。我们走到一栋楼的四单元，上了三楼。楼道里很安静，能听到谁家传出的电视声。苏晴在一扇防盗门前停了下来。她看着那扇熟悉的门，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抬起手，想要敲门，手却悬在半空中，怎么也落不下去。我看着她，心里也跟着揪紧。

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提着一个垃圾袋，正要出门。她看到我们，愣住了。她先是茫然地看着苏晴，然后，她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震惊，再到不敢相信。她手里的垃圾袋“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晴……晴晴？”老太太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苏晴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哭着喊了一声：“妈——”

那一声“妈”，喊碎了十五年的光阴，喊碎了所有的等待和思念。我也忍不住，别过头，擦了擦眼睛。

苏晴的母亲，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哭得几乎要昏厥过去。一个同样头发花白的老大爷闻声从屋里跑出来，看到眼前的一幕，手里的报纸掉在地上，整个人都僵住了，老泪纵横。那就是苏晴的父亲了。

我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这个狭窄的楼道里，充满了重逢的巨大悲喜，而我，显得格格不入。两位老人终于注意到了我。苏晴的母亲扶着门框，一边擦眼泪一边问：“晴晴，这位是……”

苏晴拉着我，把我推到前面，哽咽着说：“爸，妈，他叫田泽宇。是……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的男人。”“男人”两个字，她说得很轻，但在这安静的楼道里，却像一声惊雷。

两位老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感激，但更多的是复杂和陌生。我能感觉到，他们在打量我的穿着，我那双粗糙的手，我脸上被太阳晒出的褶子。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局促地搓了搓衣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叔……叔叔，阿姨，你们好。”苏晴的父亲，那位看起来像个退休干部的老大爷，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劲很大，握得我生疼。“谢谢你，谢谢你！”他反复说着这句话，眼圈通红，“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大恩不言谢！”他把我请进了屋。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但收拾得一尘不染。家具都是老式的，看得出有些年头了。墙上挂着一张黑白遗照，照片上的年轻人，眉目英挺。苏晴看着那张照片，又哭了。那是她的前夫。她母亲拉着她，让她别看了。气氛有些凝重。“还有……还有四个孩子，在楼下车里。”我小声地提醒苏晴。这句话，又是一声惊雷。苏晴的父母都愣住了。苏晴擦了擦眼泪，点点头，“对，爸，妈，我给你们生了四个外孙。”

两位老人对视了一眼，眼神里的震惊无以言表。他们跟着我们下楼，当看到从面包车里钻出来的四个“小泥猴”时，他们彻底呆住了。大娃他们几个，穿着苏晴做的新衣服，但常年在乡下跑惯了，身上总带着一股土气。他们看着眼前这两个陌生的城里老人，有点害怕，怯生生地躲在我身后。苏晴的母亲最先反应过来，她蹲下身，想去抱最小的四妹。四妹却吓得往我怀里钻。场面一度很尴尬。

回到屋里，不大的客厅里挤满了人，显得更加拥挤。孩子们拘谨地坐着，不敢乱动。苏晴的母亲拿出各种零食、水果，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只是看着，不敢拿。苏晴的父亲把我拉到阳台上，给我递了根烟。他问了我很多，问我是做什么的，家里什么情况，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一五一十地说了。我说我是个木匠，家里穷，没能给苏晴好日子过。我也说了苏晴这些年的情况，说了她是怎么一点点好起来的。他听得很认真，一直沉默着，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烟雾缭绕中，我看到他鬓角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我知道，这十五年，他们过得也很苦。“泽宇啊，”他掐灭了烟头，看着我，很诚恳地说，“你是个好人，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我们苏家，欠你太多了。”他说：“晴晴能活着，能恢复，都是你的功劳。我们老两口，没什么能报答你的。这张卡里，有十万块钱，是我们全部的积蓄。你拿着，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以后，孩子们上学、生活，我们都会负责。”我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他是要用钱，来了结我和苏晴的这段关系。他希望苏晴和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城市，回到他们本该有的生活里。而我这个乡下人，完成了我的使命，就该退场了。我的心，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闷得喘不过气来。我把银行卡推了回去。“叔，”我说，声音有点哑，“我救苏晴，不是图钱。我跟她在一起，生了娃，也不是为了让你们苏家报答。她是我婆娘，那四个娃，是我的崽。我没想过要别的。”我的话，可能说得太直白，太冲了。苏晴的父亲愣了一下，脸色有些不好看。客厅里，苏晴的母亲正在跟苏晴说话。“晴晴啊，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以后就别回那小村庄了，留下来，啊？妈给你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孩子们也留下，在这里上学，接受最好的教育。你爸有老同事，可以帮忙安排。”我听到这些话，心里最后一点念想，也熄灭了。

是啊，他们说得都对。为了苏晴，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留在城市里，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教育，有我给不了的一切。我田泽宇，一个穷木匠，凭什么把他们拴在那个没有前途的村庄里？

那天中午，苏晴的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很丰盛。但我一口也吃不下去，嘴里全是苦味。孩子们倒是渐渐放开了，吃得很香。饭桌上，苏晴的父母不停地给孩子们夹菜，问他们学校的事，其乐融融。苏晴好几次想开口跟我说话，都被她母亲打断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个透明人。吃完饭，我借口说车子要检查一下，一个人下了楼。

我坐在车里，点了一根烟，看着车窗外这个陌生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却没有一处是我的容身之所。我决定了。我要离开。把苏晴和孩子们，还给这个本就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在车里坐了很久，抽了半包烟，直到肺里都充满了苦涩的烟味。我把车里收拾了一下，把孩子们的书包、水壶都拿出来，放在了后备箱。然后我走上楼，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苏晴。她看到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慌乱。“泽宇，你去哪了？”我没看她，径直走到她父母面前。我说：“叔，阿姨，我想好了。我……我回去了。”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苏晴和孩子们，就拜托你们了。你们说得对，他们留在城里，比跟着我回农村有出息。”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我自己都觉得可怕。苏晴的父亲站了起来，想说什么。苏晴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急切地问：“田泽宇，你说什么浑话！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在哪，家在哪！”我掰开她的手，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苏晴，你醒了，就该回到你自己的生活里。我不能那么自私，为了我自己，耽误你和孩子们一辈子。”“什么叫耽误？”苏晴的眼圈红了，“那十五年，就不是生活吗？我们一起把四个孩子拉扯大，那不是家吗？”“以前是。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狠下心，说出了最伤人的话，“你现在是苏老师，不是我那个疯婆娘了。你值得更好的。”说完，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转身就走。“田泽宇！”苏晴在我身后大喊，“你今天要是敢走，我……我就当从来没认识过你！我带着孩子，跟你一刀两断！”我的脚步顿住了。

四个孩子也围了过来，哭着抱住我的腿。大娃哭着说：“爹，你别走！我们跟你回家！我不要在城里上学！”四妹更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爹，你不要我们了吗？”孩子们的哭声，像一把把锥子，扎在我的心上。我蹲下身，抱着他们，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再也忍不住，哭得像个孩子。

这时候，苏晴的父亲走了过来，他把那张银行卡，又一次塞到了我的手里。

但这次，他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了。

“泽宇，”他拍着我的肩膀，声音也有些哽咽，“是我们老两口想错了。我们只想着怎么补偿女儿，怎么给外孙好的生活，却忘了问，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他看着苏晴，又看着我，说：“晴晴这十五年，是你陪着她走过来的。这四个孩子，身上流着你的血。这个家，缺了你，就不完整。”

苏晴的母亲也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眼含热泪：“孩子，别走了。是我们对不住你。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愣住了，看着他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苏晴走到我面前，帮我擦掉眼泪，然后把我的手，和她父亲的手，叠在了一起。她说：“爸，泽宇是个木匠，手艺特别好。我想，我们能不能在城里开个小店，就卖他做的那些木工玩意儿。他做的东西，比商场里卖的那些，有灵气多了。”她又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鼓励：“泽宇，你的手艺，不该只埋在农村里。城里人，也喜欢这些有温度的东西。”我看着她，看着她眼里的光。那光，照亮了我心里所有的阴霾和自卑。我突然明白了。家不是用土坯房还是高楼大厦来定义的。家，是有你的地方，是有孩子们笑声的地方。

我田泽宇，是个穷木匠没错，但我有一双能干活的手，有一颗爱他们的心。这就够了。后来，我们没有回农村。

苏晴的父母拿出了他们的积蓄，不是为了“买断”我，而是作为投资，在城里一个古色古香的街区，给我们盘下了一个小小的店面。店名叫“宇晴木作”。

我把我所有的工具都从老家搬了过来。我开始做木梳，做簪子，做小板凳，做各种各样的木头玩意儿。苏晴则负责打理店铺，她会给每一个客人，讲述这些木头背后的故事。

我们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城里人喜欢我做的东西，说那里面有山野的气息，有匠人的温度。孩子们也转到了城里的学校。一开始有些不适应，但他们很努力，很快就跟上了。放了学，他们就来店里帮忙，大娃和二娃甚至开始跟着我学一些简单的木工活。

苏晴的父母，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接送外孙们上学放学，给他们做好吃的。我们的家，安在了城里。一个租来的房子，比老家的土坯房大不了多少，但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偶尔，我还是会想起村里的那个家，想起那条河，想起那个坐在青石上的女人。苏晴说，等放假了，我们就开车回去看看。她说，那里，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是我们的根。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我正在店里打磨一个木马，苏晴在旁边看书。四个孩子在里屋写作业。她突然放下书，对我说：“泽宇，下辈子，你还愿意在河边捡到我吗？”我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像给她镀了一层金边。我笑了，笑得很踏实。我说：“我怕下辈子，我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所以这辈子，我得抓紧点，对你好一点，再好一点。”她也笑了，眼睛弯得像月牙。

我知道，我们都找到了自己新的归宿。不是从农村到城市，也不是从贫穷到富裕。而是从一个人的孤单，到一家人的圆满。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