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风教论》：锁定黄梅戏起源地

小飞哥

引言：探寻黄梅戏起源的关键钥匙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调，是中国五大剧种之一，其起源问题长期为学界关注。明代黄梅知县曾维纶所著《黄梅风教论》作为现存最早的官方文献，以“十月为乡戏，与午日龙舟，并为楚俗之旧”“祀宋昭德侯，乡社多演剧以酬，岁以为常”等记载，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提供了关键证据。本文以此文献为核心，梳理其版本流传、内容价值及其在平定起源争议、推动剧种发展中的作用，揭示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一、《黄梅风教论》：文献的前世今生
1.1 版本之谜与流传历程
《黄梅风教论》的版本传承虽有波折，但核心内容通过光绪《黄州府志》得以保存。文献创作时间有隆庆三年（1569年）与崇祯年间两说，可能与曾维纶多次修订相关。尽管现存为残卷，但其关于黄梅戏曲的记载完整明确，成为研究的核心依据。学界通过文本与史实互证，确认其明代文献属性，为黄梅戏起源提供了早于其他地区的记录基础。作为官方文献，其记载摆脱了民间传说的模糊性，为剧种溯源提供了可靠历史坐标。
1.2 核心记载：黄梅戏起源的曙光
文献中两处关键记载从时间、功能、合法性三个维度确立了黄梅戏的起源属性。
时间定位上，作为明代官方记载，它将黄梅戏起源锚定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比安徽安庆地区的相关记载早一个多世纪。
功能上，“楚俗之旧”与“戏酬宋飞仙”揭示了黄梅戏与楚地民俗、地方祭祀的原生关联，解释了其早期生存土壤——它并非孤立的艺术形式，而是深深植根于黄梅地区的生活与信仰之中，这与后来“采茶戏”的民间属性一脉相承。
合法性上，曾维纶将“乡戏”纳入明朝“风教”体系，赋予其官方认可，为剧种在明代严苛环境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这种认可与安庆清、民时期将黄梅戏污名为“淫词滥调”相比，使黄梅戏在黄梅县更能获得稳定发展空间，为其从民间小戏向成熟剧种演进提供了关键保障。
1.3 方志中的共鸣：互证的力量
《黄梅风教论》的记载并非孤证。顺治县志“八月扮香戏”、乾隆县志“演剧酬神”、道光《黄梅竹枝词》“村村齐唱采茶歌”等，形成从明代“乡戏”到清代“采茶戏”的完整证据链。这一链条证明黄梅地区戏曲活动围绕民俗祭祀连续发展，而其他地区缺乏系统早期记载，进一步夯实了湖北起源说的合理性。
二、黄梅戏发展脉络：从《黄梅风教论》中溯源
2.1 萌芽到成熟：剧种形态的蜕变
以《黄梅风教论》为起点，黄梅戏形态演进清晰：明代“乡戏”为萌芽期，形式简单且依附祭祀；清顺治至乾隆年间，“香戏”“演剧”逐渐规范化；乾隆末至道光年间，“采茶戏”成型，故事情节丰富，“三打七唱”定型；咸丰至民国初期，唱腔地域特色凸显，1921年《宿松县志》首次使用“黄梅戏”名称，标志剧种成熟。
2.2 传统的延续与革新
文献记载的集体性演出传统发展为“三打七唱”班底模式，延续至今。“风教”理念贯穿剧目内容，从早期酬神戏的“劝善”到《天仙配》《女驸马》的伦理主题，始终传递忠孝节义价值观，实现“寓教于乐”。
2.3 祭祀传统的现代变奏
“戏酬宋飞仙”传统为黄梅戏提供固定演出时间、场所与社会功能，保障其传承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祭祀功能淡化，但教化功能转化为时代价值观传递，如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现代剧目《铸魂天山》、《大别山母亲》、《党的女儿》等以黄梅戏形式弘扬革命精神。当前黄梅戏通过进校园、线上传播等方式，实现从“酬神”到“育人”的转型，体现传统文化适应性。
三、《黄梅风教论》平定起源之争
3.1 起源争议的演进与核心焦点
争议历经三阶段：2006年前学界普遍认可湖北起源说；2006至2017年安徽学者提出“安庆起源说”，但缺乏早期文献支撑；2017年后，《黄梅风教论》核心价值被挖掘，湖北学者以其构建完整证据链，使“黄梅起源、安徽发展”成为学界共识。
3.2 湖北起源说的铁证
文献提供四重铁证：
时间上，明代记载早于安庆一个多世纪；
地理上，黄梅茶乡与“采茶调”唱腔源头契合；
文化上，“戏酬宋飞仙”为黄梅独有传统；
传承上，湖北地区戏曲记载连续完整，安庆则无同期记录。
3.3 官方认定与新证
2006年国家级非遗名录明确记载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辞海》等权威工具书采纳此结论。2020年浠水博物馆发现乾隆刻本《问花水榭诗集》，将“采茶歌”记载提前40年，与《黄梅风教论》呼应，彻底终结争议。
1998年江泽民同志曾关切地问湖北、安徽两省的省委书记：黄梅戏的发源地到底是哪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回答：应该说黄梅戏发源于湖北，成长于安徽！客观准确，实事求是，泽民同志和兄弟省市的领导人都面带微笑点头赞许。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24年12月，安徽省文化旅游厅在回复网友关于黄梅戏起源争议的问题时表示：“剧种起源系学术问题，观点不同属于正常学术现象。自上世纪50年代至省内外戏剧研究专家、学者和相关百科辞书以及安庆当地志书都认为“黄梅戏起源于黄梅采茶调的说法，比较符合其形成的客观实际”，这应该是学术界主流观点”。
2025年7月20日湖北陈先生在文化和旅游部网站留言：“关于黄梅戏的起源地，请问文化和旅游部的官方认定是什么结论？” 8月4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回复：“黄梅戏起源是学术研究范畴的问题，您可查阅《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戏曲志》等了解相关内容。”
《辞海》介绍，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一带的采茶调。
《现代汉语词典》介绍，黄梅戏是安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因基本曲调由湖北黄梅传入而得名。
《中国戏曲志》介绍，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一带的采茶歌。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学中介绍，黄梅戏在鄂、皖、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光绪年间，有湖北黄梅戏艺人进入芜湖演出；非遗专题中介绍，黄梅戏发源于湖北省黄梅县，发展形成于安徽省安庆市；中国国家地理安徽省中介绍，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流行于安徽省安庆市、湖北省黄梅县等地。

四、《黄梅风教论》的影响机制：黄梅戏发展的幕后推手
4.1 官方背书：为黄梅戏正名
明代严禁“淫词滥调”，曾维纶将“乡戏”定义为“楚俗之旧”并纳入“风教”体系，赋予其合法性与教化功能，吸引文人如邓文滨参与创作，推动剧种从口头相传向文本定型升级。
正是受“风教”理念影响，推动黄梅县从民间小戏向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升级，为其成熟奠定基础。晚清增贡生邓文滨（1811-1893），字绣章，号南阳布衣，被誉为“湖北第一才子”，是清代黄梅文人参与黄梅戏创作的集大成者。其科举失意后归隐乡邦，在构筑“万家堡”抵御战乱、推行乡邦教化的同时，深度投身黄梅戏剧本创编，留下《逃水荒》《告京承》《告坝》等数十部剧目，成为推动黄梅戏从“口头相传”向“文本定型”的关键人物。
邓文滨在其创作与《醒睡录》中“维风教而翼纲常”的理念相呼应，在剧情中融入伦理教化内涵，既保留民间戏曲的娱乐性，又赋予剧目思想引导价值。这种 “以明人伦”的实践，正是对风教理念的精准践行。他将民间传说提升为伦理寓言，使黄梅戏的文化品位大幅提升，为其进入主流艺术领域铺平道路。

4.2 文化绑定：祭祀保障传承
以《黄梅风教论》为核心，湖北起源说构建了四重铁证，彻底夯实了理论基础，使争议尘埃落定。
时间铁证最为关键。《黄梅风教论》的明代记载，比安庆地区最早的黄梅戏相关文献早一个多世纪。时间上的领先性，直接证明黄梅戏的萌芽先出现在湖北黄梅，而非安庆，从源头否定了“安庆起源说”。
地理与生产关联紧密。黄梅地区是著名茶乡，采茶劳动中形成的“采茶调”是黄梅戏的核心唱腔来源。《黄梅风教论》记载的“乡戏”与当地农业生产场景契合，而安庆地区的戏曲形态早期与采茶无关，地理文化属性差异明显。
文化独特性无可替代。“戏酬宋飞仙”是黄梅独有传统，宋昭德侯为黄梅地方神祇，这一祭祀习俗仅存于湖北黄梅，安庆地区并无相关信仰，证明黄梅戏的文化根源在湖北。
传承脉络完整连续。从《风教论》的“乡戏”，到顺治“香戏”、乾隆“演剧”、道光“采茶歌”，再到民国“黄梅戏”，湖北黄梅的戏曲记载从未中断，形成完整传承链，而安庆地区缺乏这样的早期连续记录。

4.3 内容导向：风教塑造内核
《黄梅风教论》“明人伦、正习俗”的风教观，从根本上塑造了黄梅戏的内容内核。这种导向使黄梅戏始终以“伦理教化”为核心功能，形成独特的艺术品格。
题材上，以忠孝节义为主，如《天仙配》讲“孝”，《女驸马》讲“信”；人物塑造善恶分明，好人终有好报，恶人必受惩罚；情节设置遵循“劝善惩恶”逻辑，符合大众道德认知。这种内容导向使黄梅戏获得广泛社会认同，成为老少皆宜的艺术形式。
风教导向的影响跨越时代。现代黄梅戏《霜天红烛》、《梅城烟雨》、《乘风扬帆》等，虽题材创新，但仍延续“揭示人性、传递正能量”的内核，正是风教理念的当代转化，使黄梅戏能适应现代社会，保持艺术活力。
这种由《黄梅风教论》奠定的内容内核，是黄梅戏区别于其他剧种的关键特征，也是其能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核心原因。
4.4 个人与时代的关键作用
《黄梅风教论》的影响力，与作者曾维纶的个人身份密不可分。他身为崇祯进士、黄梅知县，兼具文化权威与地方治理权，其观点具有天然的公信力，这是文献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前提。
曾维纶在黄梅的治水、兴学政绩，使其深得民心，其文化主张更易被接受。他并非强行干预民俗，而是“顺俗而导”，将民间戏曲纳入教化体系，体现了明代士大夫的治理智慧，这种方式既保护了民间艺术，又实现了社会教化目标。
曾维纶的个人影响力，使《黄梅风教论》的观点超越了普通文献，成为地方文化政策的重要参考。后世黄梅知县多遵循其理念，支持黄梅戏发展，形成政策延续性，为剧种发展提供了长期保障。
个人智慧与时代需求的结合，使《黄梅风教论》成为黄梅戏发展的“催化剂”。曾维纶以官方文献的形式，固化了黄梅戏的生存基础与发展方向，其贡献不仅在于文献记载，更在于为民间艺术的传承提供了“官方保护+文化引导”的成功范式。
　　这种范式也是1950年代，曾希圣、桂林栖等同志引导黄梅戏改革，促进黄梅戏发展壮大的范式。
这种范式对当代非遗保护仍有启示：尊重民间艺术的原生形态，通过官方认可与文化引导，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是传统艺术活态传承的有效路径。

五、研究价值与现实回响
5.1 学术价值：多学科的核心文献
文献学上，它是明代官方记录民间戏曲的罕见样本；戏曲史学上，揭示“民间戏曲—祭祀民俗”共生关系；民俗学上，展现信仰、艺术与教化的互动机制；方法论上，示范方志、田野与跨学科互证路径。
5.2 现实意义：非遗保护的基石
为非遗“申遗”提供历史依据，强化黄梅文化认同，推动“黄梅戏故乡”品牌建设。其“官方支持+民俗依托”模式被应用于楚剧、汉剧等保护实践，促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结论：《黄梅风教论》的永恒回响
《黄梅风教论》以官方文献身份奠定黄梅戏起源研究的基石，平定长期争议，塑造剧种发展轨迹。其揭示的民间艺术生存规律——扎根民俗、获官方认可、契合时代——为传统艺术活态传承提供范式。深入研究该文献，不仅为黄梅戏溯源，更为非遗保护与文化创新注入持久动力。
[1] （清）黄州府志编纂委员会《. 黄州府志（光绪八年版）》 [Z]. 黄州：黄州府志刊刻局，1882.

[2] （清）黄梅县志编纂委员会,《黄梅县志（顺治十一年版）》 [Z]. 黄梅：黄梅县志刊刻局，1654.
[3] 别霁林. 《问花水榭诗集（乾隆刻本）》[M]. 浠水：浠水博物馆藏，清乾隆年间.
[4] 国务院.《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Z]. 2006.
[5]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黄梅戏起源问题的回复》[Z]. 2024.
[6]. 黄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梅县志》[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7] 邓文滨. 《醒睡录》[M]. 清光绪刻本.
[8] 邓文滨. 《万家堡略》[M]. 清光绪刻本.
[9] 眉睫（梅杰）.《邓文滨集》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8.
[10]黄新德（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黄梅启示录——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思考》[J]. 江淮文史,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0, (2):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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