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华野二纵亲历者口述史

鲁宁

编辑：夏鲁宁

纪念参加淮海战役中奋勇杀敌的华东野战军全体将士！！！

纪念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共和国烈士永垂不朽！！！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

华野二纵几十位平均年龄达九十岁的淮海战役亲历者位，形成口述资料数十万字，真实记录了那一段炮声隆隆、车轮滚滚的历史。他们中，有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指挥员，有以身作则、军政兼优的政治工作者，有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普通战士，有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后勤人员，有深入虎穴、视死如归的隐蔽战线工作者，还有千里远征、随军转战的支前民工和倾尽全力、支援前线的解放区人民。他们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用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描绘了恢宏壮丽的战争画卷，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寻求自身解放的生命壮举。

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亲历者来说，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芳华呈现;对后人而言，则是铭记历史、汲取经验、滋养心灵的鲜活教材。

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坦克部队，乘火车沿津浦路南下参加淮海战役。

淮海前线救护忙

张继芬口述(2016年7月20日)

淮海前线救护忙

我是1947年3月入的党，区委书记赵正光发展的。头天入党，第二天我就当了村支部书记。我还当过生产队长、妇救会长。1947年7月，我瞒着公公婆婆和丈夫，在日照报名参了军，临走的时候才告诉家里。丈夫问我:“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全国解放。”

参军后我在华野二纵当看护员，工作不觉得苦，就是行军累。我从小就走山路，跟着部队行军从没掉过队。队长领着我去给伤员换药，有个伤员的腚臀子打没了，我一看伤口那么大，吓跑了。队长说:“头一回不敢换药，以后敢就行了。”冬天河水结冰，我就砸开冰层洗绷带，洗完晒干叠好，用高压蒸了以后再继续用。

淮海战役的时候我是卫生班班长了，一个班有十几个卫生员。担架抬着一个一个的伤员下来了，大部分都是重伤员，我们得给他们包扎，照顾他们吃饭、睡觉、解大小便，这些都得管，白天黑夜连着干，不睡觉是常有的事。伤员大多数是年轻人，在我们医院包扎以后，顶多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往后方转了。战斗紧急的时候，我们就到前线去背伤员，背不动的我就拖着他下来，有救活的，也有没救活的。白天行军的时候，我还跟他们拉呱，打仗的时候他们就牺牲了。

我们解放军是人道主义，国民党军的伤兵也救治。淮海战役打完了，这些俘虏兵也治好了，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留下的就在我们这里干了。

伤病员有小伙房，吃的高粱比较多，有点小米就算是好的了。为了给伤病员改善生活，我发动群众推磨，把高粱推成面，我就烙煎饼给伤员吃。后方的供应运上米就有吃的，运不上来就得饿着。有时候我端着换药的盘子，又累又饿，站着站着就晕倒了，换药盘也掉在地下了。战场上的老百姓真可怜，吃的田薯根子，还有一种野菜“小根蒜”。我打小就会挖野菜，什么野菜我都认识，我领着两个班挖回来的野菜都够一个连吃的，全部送给老百姓了。

我们医院立功的人不少，大家干活都抢着干，能不立功吗?我也立了个四等功。

董昌平口述(2015年12月2日)

战斗在淮海战场

淮海战役时，我在华野二纵四师十团五连。之前我们部队在胶龙湾地区休整。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胶龙湾出发，后来到了徐州睢宁县和铜山县交界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不让他们增援被围的黄百韬兵团。我们和国民党军对峙了五天多。黄百韬兵团被消灭后，我们奉命南下，从徐州南边经过宿州、固镇，阻击增援徐州的李延年兵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一个叫文庙的地方遭遇了国民党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一直坚持到晚上，打退并俘虏了一部分敌人，晚上奉命后撤，因为杜聿明集团从徐州出来了。一路赶到了李明庄附近，又和敌人遭遇。我们的任务是守住魏老窑和魏小窑这两个地方，阻止敌人向南逃窜。敌人一次一次地发动攻击，攻过来一次，我们打回去一次，伤亡很重，两个连建制都不全了，只能合成一个连。两三天后，阵地就很牢固了，接下来是和敌人相持。条件很差，开阔地一马平川，离敌人很近。副连长拿一包面粉，戳一个洞，走到哪里面粉就撒到哪里，部队的近迫作业跟着这个线走。后来，下大雪，有二十多天时间，一直待在阵地上坚持。这时的敌人已经不行了。南京国民党派出飞机空投粮食，很多时候都投到了我们阵地上。投到他们阵地上也不够吃，他们互相抢夺，连机关枪都动起来了。一直到1949年1月，我们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最后阶段，我军全歼杜聿明集团两个兵团二十余万人，这是俘虏走下战场。

执行命令就是胜利

王克口述(2016年9月9日)

执行命令就是胜利

淮海战役是我经历的一次气势磅礴的大决战。一般的战斗，部队规模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两匹马的是个营部，有十几匹马的是个团部。而淮海战场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军队伍和无数匹疾驰的战马，队伍跑步前进时扬起漫天灰尘，真是一幅万马奔腾、壮观无比的战争画卷。徐州周边基本都是平原，没有遮挡的地方，部队的调整变动，进攻防御的方向，互相看得都很清楚。两个纵队都向前走，右边这个纵队突然向左拐，左边这个纵队突然向右拐，行进中的部队经常会变动方向，迅速向敌人发起进攻，这样的调动很频繁。遇到敌人逃跑，我们在后面紧追，将敌人包围起来后，从中间插进去分割。当时战士们有一句话:“中央的电台是发发发，我们的脚板是啪啪啪，发发发、啪啪啪，我们一起杀敌人。”每次接到命令、传达命令的时候都是十万火急，来不及动员、解释，但不容半点怠慢。千言万语落实到一句话:执行命令就是胜利。

对敌喊话 攻心为上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困杜聿明集团，利用战场休整的时间，解放军开展了三项工作。

第一项是恢复战斗组织。我们部队从第一阶段就开始打，一直打到包围杜聿明集团，当时一个连有三个排、九个班，每个机枪班和步枪班都要相应增加人，重新调整战斗组织。

第二项是抓紧战前练兵。前几仗来不及休整补充，这时候补入的新兵比较多，就得抓紧时间在战场上训练，包括武器怎么使用、仗怎么打、战场上要注意哪些情况等等。第三项是广泛地对敌发起政治攻势。包括对敌喊话、写信、送食品等，目的是瓦解敌军，争取敌人尽快缴械投降。

我的任务是对敌喊话，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瓦解敌人的军心。当时没有麦克风，我就用硬纸板糊了个喊话筒，每天晚上在战壕里对敌喊话。喊话要注意政策，还要根据敌情变化去改变喊话内容。

杜聿明集团三十万人，刚被包围时思想混乱，不服气且心里烦躁。我就喊:“蒋军官兵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想活命的就缴械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之后我做了一些调整，更加注重喊话中的感情:“弟兄们，你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放下武器回家吧。”谁家里没有妻儿老小呢?这句话喊出去以后，我发现敌人慢慢平静下来了，似乎都在思考问题。后来跑过来的俘虏告诉我，他们现在没有吃的，每天只能喝一碗稀饭，有的甚至找牛粪、马粪中还没消化掉的豆粒充饥。

根据这个情况，我又一次改变喊话内容:“你们连吃的都没有了，再顽抗下去死路一条。”然后我让战士们把吃的放到阵地前方，接着喊道:“在你们阵地的左前方有三棵小树，最高的那棵树下边，有几筐包子和馒头，你们拿去吃吧。”隔一会儿又喊:“右前方有两个草堆，中间那个地方有包子和馒头。你们放心，我们不开枪，你们去拿吧。”我们特意把吃的放在两个地方，以防他们都往一处挤。这时候有个敌军官高喊:“骗人的，不准去!”我接着讲:“骗不骗，你自己不会去看看吗?”过了一阵，就看见有人猫着腰出来了，到左边去了一些，到右边去了一些。吃了包子以后，有的兵零零星星地跑过来，后来便三五成群地跑过来投降。

这样喊话的效果很好，但是也很危险。我一喊话，敌人那边就开枪，近的打到我前面的松土上，远的从头上就飞过去了。跑过来的人告诉我，打枪的是他们连长指定的射手。后来我就对他喊:“我告诉你，你的名字我也知道了，我不叫你的名字，现在弟兄们都在那看着你，你不要罪上加罪。”我喊了以后他就不打了。

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我华野以三个纵队置于苑山至大许家之间，顽强的阻击由徐州东援之敌。这是担任阻援的某部八十七团一营在构筑工事。

阵地遇险

有一天喊话时间比较长，我感到很疲劳，就在战壕里边找了一个防空洞，在洞口躺下来休息。还没有睡着，副营长过来了，他一看我在这躺着，就用手捅捅我:“小伙子，往里边挪一挪，这里不安全。”我说:“副营长，你到里边去吧，我在这歇一歇就走。”“好吧，你往里边挪挪。”我就往里边翻了个身，刚挪到洞口里边拐弯的地方，一发炮弹落到地上，震得我耳朵也疼头也疼，浑身都是土。我用劲抖抖土，伸出头一看，副营长已经躺在血泊里了，我赶紧一边大声喊卫生员，一边靠近副营长。他已经不行了，想说话也没法说了，抬起手虚弱地指了一下，我就明白了，说:“副营长，我们一定给你报仇!你放心，我们一定把敌人消灭掉。”副营长就这样牺牲了。

最后的总攻

杜聿明集团被围困了将近一个月，已经处在弹尽粮绝的境地，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雪，国民党兵饿死、冻死了不少。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粮食。他一投，我就在那喊:“你们该怎么拿怎么拿，我们不开枪，也不会拿你们的，你们放心。”但敌人非常混乱，早到的开枪打后边到的，后边的开枪打前边到的，为了争夺空投的食品互相残杀。

经过战场休整，我们的兵员、粮食、弹药都得到了补充。1949年1月6日，最后的总攻打响了，华野各路大军对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我们五师负责歼灭穆楼的守敌，总攻一开始就进行炮火袭击，我跟着部队向前一直冲到敌人纵深阵地。期间我还有些纳闷，怎么没有敌我争夺呢?一般炮火袭击后我们第一梯队先往前冲，和敌人反复抢夺阵地，直到最后巩固才算结束。到第二天我才意识到这么顺利的原因:敌人饿得没力气反抗，而我们吃得饱，士气昂扬。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全部歼灭，杜聿明也被解放军活捉了。胜利的原因

淮海战役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宏伟的战争场面、残酷的烽火硝烟，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感慨良深。淮海战役的胜利，主要有三方面的

因素: 第一，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雄才伟略、英明指挥，有部队执行命令的 坚决彻底，才能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第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靠山，他们衷心爱戴、全力支持人民子弟兵。部队伤亡大，老百姓送亲人上战场;部队缺粮食，老百姓推小车送粮食到战场;我们的同志受伤和牺牲，是民工用担架抬下去的。

第三，战友们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无私奉献。我们在交通壕底下挖的防空洞，里边放的都是炸药包。战斗紧要关头，即使没有命令，战士们都会主动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阵地。

淮海战役的参战经历，是我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都不会忘记。

华东野战军的战士擦拭武器，准备投入战斗。

齐金香口述(2016年8月4日)

人民军队为人民

淮海战役中我在华野二纵五师十三团三营九连当连长。新兵到了部队以后，指导员经常开展思想教育: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上战场不能怕死，一定要为人民立功，争取最大光荣。打仗的时候命令一旦下达，就必须得完成任务。特别艰巨的任务，比如爆破、架梯子，成立突击队，明知道去了就会流血牺牲，但是大家都踊跃报名参加。我立过两次功，是二等战斗英雄。打仗不怕牺牲，一切为了革命胜利，推翻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这个信念一直支撑我勇敢向前。不光是我，整个部队都是这样。

淮海战役刚开始，我们部队从山东南下，过了陇海路，在徐州以东的马山打了第一仗，阻击徐州过来的国民党军。

后来，华野大部队包围杜聿明集团以后，我们就搞近迫作业，天天晚上挖交通壕，紧张得很，怕敌人突围。我们九连一直在郭楼防御。当时天寒地冻，战士都在交通壕里挖猫耳洞，没有棉被，就铺点麦草。虽然条件艰苦，但战士们斗志昂扬。合围敌人以后，我们转入战场休整，战士们天天拿着大喇叭在战壕里对着国民党军宣传喊话。包围圈里没有吃的，就靠着飞机空投食品，但国民党军有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够吃的。国民党军的士兵饿得没办法，天天晚上都有往我们这边跑的，枪一扔就成俘虏了。在战壕里过元旦的时候，后方送来了猪肉，我们都吃得很好。

咱们部队的战场作风和纪律都特别好。战争时期在老百姓家派饭吃，司务长都给写欠条。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帮老百姓劳动，农忙的时候帮着收庄稼。老百姓对我们真好，军民一家亲。我穿鞋特别费，几天就得换一双鞋，都是村里大娘给做的鞋、缝的衣服。淮海战役的时候，咱们的粮食弹药都是支前的老百姓运来的，伤员也是老百姓抬着担架送往后方的。

好作风得民心

要想胜利，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很重要，这决定着我们的军队能不能赢得民心。当时组织教育我们基层干部要把握三条基本原则:一、打仗勇敢不怕死:二、生活作风不能乱来;三、不虐待俘虏，不贪污克扣战士的粮饷。这三条原则掌握住了，就能站住脚。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解放战争刚开始，我们解放军才一百多万，国民党军是四百多万。尤其是淮海战役，咱们六十万小米加步枪的部队打败了八十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第一，主要是国民党的干部风气太坏，腐败太厉害:第二，老百姓不拥护他。这些都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永远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济南黄河口岸的大批粮食，即将运往淮海前线。

淮海战役的手术队

胡青山口述(2016年3月15日)

打鬼子负伤学医

我是安徽省庐江县人，1923年出生，1938年4月参加革命，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叫新四军，我在四支队七团，淮海战役的时候叫华野二纵四师十团，就是现在的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

我十五岁当兵，就在二连。那时候宣传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了大多数穷人求解放的，打鬼子、打汉奸，抗日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我们县城被鬼子炸了三次，那时候我小，只是听说，房子就炸掉一千多间，县城伤亡一千多人。听了宣传，我们就来当兵了。我这个名字不是我自己起的，我原来叫胡金銮。我是文盲，一个大字不识，登记的时候一说名字，文书就问:“你是哪个銮?”我说:“我听爷爷说，就是皇帝住的那个地方叫金銮殿。”“一个穷要饭的还住金銮殿，不行，给你改名字。”当时他说了几个名字，最后一说到“胡青山”，指导员说:“这个名字好，有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叫这个!”我识字就是从我名字的三个字开始的，我第一天学的就是这三个字。

1939年12月18日，侵华日军把明光、滁县、扬州、南京的鬼子组织起来，对我们这一段津浦路的路东路西大“扫荡”。那时我在一排当排长。这次反扫荡战斗是徐海东指挥的，就在周家庄。那次是我第二次负伤，也是我第一次跟日本鬼子拼刺刀。那时候我们部队装备比较差，但是每人都有一把大铁刀，三斤半的大刀，每个连都有一个大刀队。战斗之前我要求参加大刀队，连长不同意，连长说:“你年轻，大刀队这个大刀是要靠力量的，你第一刀可能砍得可以，第二刀你不一定能砍得下去了，你还是当排长。”他没让我去。我们部队隐蔽在老乡的草垛子里面。早上，鬼子来了，我们才冲出去。这次的伤亡比较大。连长在前面，一声喊:“跟我上!杀鬼子!”我跟着就上了。连长冲前面，三个鬼子围着他一个，前面两个鬼子他给拼倒了，后面的鬼子他看不到。那时候要拼刺刀一般都要三个人背靠背，后面都有人可以互相保护。这时候我看这个鬼子端着刺刀准备刺我们连长屁股后面，我就把我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狠狠一刀下去，把敌人两个胳膊砍了，敌人枪掉下来了，把连长的命救下了。连长对我说:“哎呀小胡啊，我说你这个娃不行，你还真可以。”我就说了:“你不是喊跟你上吗，我就跟你上了。”正好指导员过来了，指导员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一步上得好，把连长命救了，要不然连长就到另一个世界烧香去了。”在小学校里面开总结会时，听徐海东司令员说，消灭鬼子六百多人。他说，我们战士的生命是很宝贵的，日本鬼子拿一百个跟我们换一个，我们也不换。

什么时候开始学医的呢?1940年2月我负伤回来了，战争年代干部不能缺位，你一走就得有人去顶上。那时候团里没有医务人员，团部医官主任带着三四个医官就是医生，说要十几个年轻人学看护，就是现在的卫生员，那时候叫看护。那天吃过晚饭，参谋长就对我说:“哎，小胡，让你学看护，你干不干?”我说:“干!”就这么学看护学了两个半月，就到二营五连去当看护去了。就是这么学医的。

1947年11月胶东保卫战打高密的时候，卫生部就说现在的战争越来越扩大，培训一些年轻一点的、脑子聪明一点的、身体好一些的同志到白求恩医学院干部队训练几天。我当时是我们团卫生所所长，我和我们团的医生赵惠民、师卫生部副处长申润光，一块儿到白求恩医院去学习。在这期间，白求恩医院的医生带着我们几个去学习的人跟他当助手，参加了胶东保卫战，经历了收复高密、胶县等这几个战役。训练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我们回到师部的时候，淮海战役就快开始了。师里要成立一个手术队，专门做外科手术，这对我们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就留在师部手术队当队长，手术队有几个医生，都是土生土长的，那时候可没有专业学校毕业的。

华野二纵越过陇海路，向徐州东南前进，这是部队在通过唐河。

淮海前线的手术

淮海战役，我没打仗，主要就是救死扶伤、抢救伤病员。实际上就是做手术医生。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主要是在碾庄打黄百韬，同时阻击徐州国民党增援兵团，第二阶段主要是在双堆集打黄维，那时候我们在南线阻击蚌埠过来增援的李、刘兵团，最后是陈官庄战斗。二纵是主攻纵队，我们师在第一线，涌现了一批战斗英雄和战斗集体，有“攻坚英雄连”百发百中连”等。

那时候的手术床很简陋，就是借老百姓家的板凳和门板，在战壕里面两个板凳上面搭上一个门板，这就是手术床了。我们的巷道挖得很深，在旁边挖一个直道，上面用门板把它盖起来，晚上我们就把师部文工队的汽油灯点了放在那里边，那不有光吗?上面盖起来敌人看不到，要晚上做手术就在那做。一般的腹部手术，肠子打断了，把它剪掉一截，再把它接起来:胃或者肠子打穿一个孔了，那就只能用针线缝起来，就像老百姓缝衣服荷包那么缝，我们那时候起的名字就叫作“荷包缝合”;大血管就把它接一接;骨折的就把它固定一下;主要是给伤员止血，争取少流血、多救几个重伤员。

那个时候还有几个实习医生，学校刚来的，她们就给我们医生当助手。她们是白求恩医学院的，因为部队缺少医务人员，所以淮海战役前她们提前毕业了，分到我们部队来实习，叫实习医生。给了我们二纵八十多个女的，分到各个师，我们医疗队来了八个。过去师里没有女兵，这才有女兵。那些个实习医生，刚从学校来的，还年轻，都是十七八岁。一场战斗下来，我们的伤员经常有几十个。她们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要给伤员包扎伤口，要照顾好伤员。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能给第一线的重伤员马上做手术，挽救他们的生命。那时候我们的口号也很简单:“拼死拼活不吃不喝，也要抢救危重伤员。”这个口号不是上面规定的，是我们医疗队自觉的行动。我记得淮海战役最后打陈官庄，那时我们四师十团在第一线，伤员特别多。伤员一来马上就动手术，没有白天黑夜，累了就坐在凳子上，靠着墙，睡一会儿，吃饭都是她们来喂，因为你做手术都洗过手，戴着手套子，不能接触别的。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到底救了多少伤员自己也没数。我们给一个伤员做腹部手术，最后缝补都缝补好了，天上一个炮弹打下来，一下震得顶上的土撒下来弄到了伤员的肚子上，我洗了半天也洗不干净，最后没有办法，只有下决心，我就在他的肚子上倒了一瓶子青霉素，那时候叫盘尼西林，淮海战役我们才开始用这个，那时只有队长才有权用，医生都没权用这个。我记得，还不到半年，这个战士回来了，他专门跑到我们医疗队来，感谢我们医生手术做得好。

担架员和伤员

当时咱们的伤员，卫生员背下火线以后交到民工手里，是咱老百姓抬过来，给送到我们这儿。团里有担架队，师里有担架队，我们政治部门有人管，有组织，有领导，有队长，有指导员。

那些老百姓好着呢，有山东的、河南的、河北的、安徽的、江苏的，支援我们没的说。就是这些人，推着小独轮车，自己不吃不喝，把粮食装在车上，送给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一点不假的。还有咱们伤员在前线救治以后，得转移到后方医院去，从最前线一直到后方，都是老百姓担架送的。我们师过江的时候还有三百多担架员呢。

淮海战役当中，战士们都够勇敢的，咱们的战士负伤之后表现也是好样的。那些个战士，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孬过，没一个哭的，我是没见到一个埋怨的。有的说:“这次我没有打好，没有隐蔽好，负伤了，给你们增加负担了。”有的就说:“哎呀，我们班里现在只剩三个人了。”战斗士气都高昂得很，都说没问题，活捉杜聿明，解放陈官庄。确实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能这样。

淮海战役之后，我们就到鲁南韩庄休整。休整不多天，我们就南下到长江边上，过了江以后我又回到团里当卫生队队长去了，一直到1951年改成卫生科。以后又把我调到六十三师当后勤部副处长兼卫生主任，授少校军衔。

华东野战军日夜兼程，直奔淮海前线。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传统

淮海战役六十八年过去了，当年的一些好的传统和作风要永远发扬下去。我当兵的时候指导员首先就给你宣传:“我们是红军出身，经常是没吃没穿没住的地方，艰苦你怕不怕?你不怕我就要，你要怕我就不要你。”1940年、1941年、1942年这三年是新四军最苦的时候，1941年11月底我们还穿着裤衩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好传统啊。从《游击队之歌》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那宿营地就在树林里，有时候一晚上挪几个地方。艰苦奋斗不怕死，这是我们党的治军之本。

我多年的革命生涯当中，经历的这些战役里面，有几场战役伤亡是最大的。第一次是在涟水阻击国民党七十四师。1946年9月，我们守南关、西关，六纵守东关、北关，最后淮阴没打好，国民党七十四师占领了涟水，我们从南关、西关撤退，撤退到泗县，一下碰到国民党十大主力之一的整编十一师。那一仗打得最惨，因为我们第一次碰到国民党的火焰喷射器和铁丝网。我们团一营和三营都进去了，敌人的火焰喷射器一烧，那些战士都被烧成炭团团，根本就不认识了。具体那次死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大概有三百人。那时候我是卫生队队长，战后我跟参谋长要两个连，他说你要两个连干啥，我说这么多的尸体往哪里放，需要原地挖一公尺宽、两公尺深的坑，底下放一层苞谷秆子，把我们这些烈士放在上面，上面再放一层苞谷秆子盖起来，再用土埋起来，这样老乡在上面照样种地，不然你埋浅了，狗一掏就把我们的烈士掏出来吃掉了。听我这样一说，参谋长派了机枪连和特务连来挖坑。

牺牲比较多的还有1947年7月的南麻战役。南麻打得很艰苦，十一团、十二团伤亡特别大。

入党的条件

那时候我们入党有条件，平时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不哭这一条，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们正面打仗，哭像什么?就说明了这个兵的意志和党性有问题，你随便哭，说明了你有意志衰退的表现。我入党的时候，十团政委是徐海山，那时入党是个别入党宣誓，你入党了，你去宣誓，你就是正式党员。那时候入党宣誓不能推迟，入党以后不几天就宣誓。政委还表扬了我说,你参加革命时间不太长，还是个小孩，可是进步很快。

我军某部趁着爆破的烟雾 ，冲向敌人阵地。

参加淮海战役

王凤云口述(2016年3月19日)

参加革命

我叫王凤云，1926年出生，河南省永城县人。

我在本村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又到外村上了半年小学，因日本鬼子天天扫荡而失学。后来只好当农民，种地劳动，直到参加了新四军抗日为止。

1944年，参加新四军四师十一旅，同年入党，担任过情报站长，是随营学校(就是随军学校)的学员，学政治，学测绘。学期那时候只有几个月，毕业后我又分回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团参谋处。那时候参谋处只有几个人，一个作战参谋，一个侦察参谋，我当收发兼测绘员，干了一年多。因为战争残酷，特别是我们打临朐县，一营、二营除了火炮没有人了，部队都基本打完了，我也抽调下去到连队了。到了连队当副排长，后来当排长、副指导员。

淮海战役中的三连

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当副指导员。有一支当时唱的歌，可以证明敌人的部署基本是这样:黄百韬主要控制炮车，李弥主要控制碾庄，邱清泉主要控制砀山。“三个兵团挤一团，有一个老大叫李弥，老二就叫邱清泉，孙元良数老三，他慌慌张张向南窜，丢下太太一大串，哭哭啼啼真难看。”我们团那时叫五师十四团，属二纵。那时候我们部队在徐州东南马山打仗。守马山的敌人火力很强，兄弟部队攻击的时候，一溜子有三四十就倒下了，背包还在背上呢，都牺牲了。我们一营冲锋的时候，营长谢天章当时就被炮弹炸死了，牺牲的时候才二十六岁。后来就换成胡广达当营长，一级人民英雄。那时候，我们连长叫张兴华，指导员是徐才俊，他们被调到团里保存起来，准备在最残酷的时候再拿出来使用。战斗之前，正职都调团里保存起来，用副职。副连长叫王长林，指挥战斗;我当副指导员，管政治，就是鼓舞部队情绪。

孙良诚投降的时候，一〇七军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在江苏睢宁县叫邢圩子的地方，我们连在那里面维持秩序。国民党兵枪都撂掉了，地上到处是枪支弹药。我们后来又到宿县的南面，阻击刘汝明、李延年兵团。

郭楼战斗

在郭楼的时候，地上都是雪，冰天雪地，敌人离我们阵地有三百米的样子。我们的阵地有战壕，战壕前面有一道鹿寨，前面还有踏雷、地雷、拉雷。敌人没有鹿寨，只是挖了一条沟。国民党兵有时出来解手，蹲在战壕上，我们看见，就用机枪给他两个点射，“嗒嗒嗒，嗒嗒嗒”就把他打下去了。敌人很少打枪，有时候往我们这里也打些冷枪。夜间，营里叫我出去，给敌人送宣传品，还送馍馍、馒头和香烟。我晚上带一个排出去，给他们讲(喊话):“我给你们来送吃的，你们不要打枪。”他们就不打枪，我们走了以后，他们派人来拿。有时候我们也出去一下，抓几个俘虏兵。高级领导的战略，我们不了解，老是围着不打，当时就有些急躁情绪。实际上敌人军心涣散，部队不打就散了。

总攻那一天，天气不太好。“冲啊!”我们整个连跃出战壕了，外面鹿寨有地雷、有踏雷，但是有安全道，我们部队走安全道就冲锋了。冲上去以后，大概有一里多路，敌人一群一群，乱七八糟，有的有枪，有的没枪，你只要一喊，他们就跟你来了。

指导员的政治工作

那时候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行军打仗鼓舞士气。每一个班里有个党的小组长，行军时边走边谈边汇报。根据战士们行军时的情绪，判定哪个战士想家了，哪个战士害怕打仗，哪个战士劳累走路不行。小组长汇报了以后进行谈话。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及时地使战士解除顾虑。行军打仗时间紧，没有太多时间，你想安定地做政治工作只有等到天黑了。我呢，就是到达一个地点把各个小组汇报的好人好事及时进行表扬。有帮助别人扛枪的，有帮助别人背米袋子的，有的腿脚不灵了，就有人帮他拿枪减轻负担。政治工作就是这样。再一个就是对敌人宣传。那时候国民党兵投降事先都有联系。事先来人，来了以后，跟他谈谈话，他说投降有多少人、多少枪，我们给他几个馍、给他一些香烟，证明他来了跟我们谈好了，然后他回去叫人。期间，跑到我们连投降的国民党兵就有三批十七个人，带来的武器有机枪、步枪、冲锋枪。

我军战士在挖交通壕。

郭湖村头火把吓退敌坦克

马贝禾口述（2016年1月6日）

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场，敌黄伯韬兵团被围困在碾庄一带，面临灭顶之灾。为了坚决彻底地粉碎敌邱清泉兵团由徐(州)援碾(庄)的企图，华野令我二纵在潘塘一带向增援之敌展开攻击行动，迫敌退守徐州。我四师十一团的任务是在11月15日夜攻击魏家河与陈屯。

是夜，我一营在魏家河，三营在陈屯，友邻十团在文庙三个方向上先后打响，战斗发展很顺利，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各路都攻进了敌占村庄，给敌人以很大杀伤。由于这几处均有敌重兵防守，难以全歼，我军为避免过大损失，在我战役目的达成之后，于16日晨5时左右奉命主动撤出了战斗。

敌人发觉了我军意图，立即进行了疯狂反扑，开始是从正面集中轻、重机枪火力对我追击，接着又调集了迫击炮和远射程炮，在我撤退方向上进行火力拦截。汇集于潘塘以南各村庄中数以万计的敌人，也以坦克为先头掩护，在一片狂呼乱叫声中，直向我们身后扑来。

当我们三营(欠九连)刚撤到郭湖村头时，敌人的三辆坦克和约一个营的步兵已尾随到离我们只有二三百米的地方了，要是继续让敌人跟着我们屁股追，处境是十分危险的。营长董常云和我当即决定停止撤退，命令七、八两连和配属的重机枪迅速沿郭湖村头的旱沟展开，阻击尾追之敌。恰在此时，团里传来命令，要求我营立即就地阻击敌人，掩护团的后方和纵队机关安全转移(当时纵队机关就在郭湖以南约一公里的村庄里，指挥所的电台那时还未撤收)。二营六连这时也刚好撤到了郭湖，董常云同志即令六连连长杨传荣听我们的指挥，在八连左侧向西占领村庄。根据团赋予的任务，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敌人挡住，坚守郭湖，不能后退一步。

就在我们尚未完全占领阵地时，敌人的三辆坦克已呼呼隆隆地向我们冲来，后面跟随的步兵也大喊大叫:“你们跑不了了，赶快投降吧!”战士们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怒不可遏，一边骂着:“好，看老子向你投降!”一边向敌人甩手榴弹。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后，紧跟在坦克后面的敌人一片鬼哭狼嚎，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调头拼命向回跑了。

可是敌人的坦克仍旧不动，两辆在前，一辆在后，成梯次配置，坦克上的大炮还在连续向我射击。怎么对付敌人的“铁乌龟”呢?在过去的战斗中，还真没和这玩意儿直接打过交道，投手榴弹它不怕，机枪射击也奈何不了它，怎么办?

情急之下，我忽然想起在抗日战争时曾听人说过日本鬼子的坦克怕火烧，国民党的坦克会不会也怕火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董常云同志一说，他马上叫各连找高梁秆子扎火把，七连连长柴发坤同志歼敌心切，还没来得及等到营里发出攻击信号，就令几个战士把火把点起来了。他们高举火把，跃出旱沟，向着四五十米开外的敌坦克冲了过去。

华东野战军部队开赴淮海前线。

这一下真灵验，敌人坦克一见到火把，顿时就地打了个旋转，呼隆隆开足马力逃开了。经过这一番激烈战斗，敌人的追击被我们打退了。

我们估计团的后方和纵队机关大约快撤完了，准备组织部队逐次掩护撤出战斗。七连有几个战士这时还跑到阵地前，从死伤的敌军身上缴了几支步枪和一些弹药。突然间，敌人的炮火又向我阵地猛烈袭来，我们当即命令各连坚持原地，准备再次痛击敌人。

打了十几分钟后，敌人的炮火向我纵深延伸，我们发现当面敌人的兵力增加了，坦克不是三辆，而是五辆，三辆在前，两辆在后。紧随其后的步兵，也排成前面两个营，后面一个营的队形向我们压过来。坦克边开边射击，步兵也还是一边冲一边喊叫着。敌众我寡，情况更加严重。

我们分析了情况，感到最要紧的是挡住敌人的坦克，而唯一的办法还是用火。各连迅速从村庄上找来许多麦秸捆，摆放在阵地前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敌人坦克已进至我前沿不到百米了，各连的麦秸堆一起点燃，一时间火光冲天，我阵地前形成了一道火障。敌坦克不敢贸然前进，只好停下来采用炮火射击。当敌步兵超越坦克冲到近前时，营长一声令下，各连的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一排排手榴弹飞向敌群，战士们乘势冲向敌人，在一片喊杀声中，敌步兵乱作一团，溃逃而去，敌坦克这时也“不甘落后”，调头就跑。

当这些敌人退到约300米远的距离时，只见从后面又增加一个营的兵力上来，经过短暂的调整向我们发起了第三次攻击。这回，敌坦克学乖了，不敢再跑到步兵的前面，而是远远地停在200米开外一线上用炮火向我射击。敌步兵经过前两次打击也格外心悸，向前走几步就趴下，又走几步再趴下，尽管有军官的督战，但推进速度简直就像乌龟爬行样。我们的战士看见敌人这般熊样，真是又可恨又可笑。

董常云同志从望远镜中观察到，敌队伍中有不少手挥小旗督战的军官，便命令各连步、机枪集中射击这些目标。一阵枪声响后，距我百米之内，立即就有四五个军官相继被打倒。敌步兵开始骚动起来，有的干脆调头往后跑。接着，距我200米左右的一个挥着大一号红旗子的家伙被我重机枪打中了，敌人队伍顿时乱了套，整个敌阵像退潮一样溃退下去。坦克的炮弹也许是打光了，此刻竟然一炮未发，调头穿过混乱的敌群向后开，成了逃命的“先头”。我们抓住敌人溃逃之机，组织火力猛烈追击，又把敌人打倒了不少，从望远镜里看到，有的在地上蠕动，有的倒下就再也不动，其余的敌人都缩回到原出发一线的村庄里去了。

这时，天已近午，我们判断团的后方和纵队机关这时已转移完毕，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便令各连暂留一个排担任掩护，其余部队从容地撤出了战斗。

这次阻击战，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疯狂进攻，经我四小时顽强地抗击，终于被击退了。我们只轻、重伤9人，而敌人伤亡200多，特别是火把战坦克的创举，大大鼓舞了战士们对敌坦克作战的信心和勇气。

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在淮海前线对干部进行战斗动援。

带头参军的乡长

章汝达口述(2016年8月16日)

带头参军的乡长

我教过书，当过小学老师，1947年我就当乡长了，还是支部书记。前方打仗要兵，我第一个报名，带头参加了解放军。很多年轻人一看乡长都参军了，我们也去!我们如皋乡一共去了四百八十六个，被县里评为参军先锋乡，还送了一面奖旗。我们这些人对党、对解放军印象好，知道共产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到了部队，老战士教我们怎么瞄准、怎么打枪、怎样匍匐前进、怎么送炸药、怎么点火，就练这些东西。一个月后，我们编到了二纵四师十一团。我一直在团部工作，首长叫我送信就去送信，叫办什么事就去办什么事。团指挥所距离前线大概有三百公尺。每次战斗，团里会派出突击排、突击连在前面冲锋开路，打开突破口，这时候冲锋号一吹，几个连、几个营一起冲上去，很快就把敌人阵地攻下来了。

把话讲到战士的心坎里

部队的政治工作威力很大，教导员、指导员、支部书记，平时没有那么多话，也没那么多词语，简单讲几句，号召力却很强，因为他们把话讲到了战士的心坎里。大家都是穷苦人，家里的地是共产党土改分的，房子也是共产党分的，是共产党给了我们希望和获得感，所以大家都感恩嘛。战斗前，连队里边主要讲:“同志们、战友们，上级交给我们任务，一定要消灭敌人，大家怎么样?”战士们都喊:“消灭!消灭!消灭!”有的战士讲:“我要当突击队!”“我要去爆破组!”自告奋勇去完成艰苦的战斗任务，部队里边，老兵一般都是党员，只要党组织一号召，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没有往后退缩的，从不考虑个人生死问题,

诉苦教育改造俘虏

淮海战役，我们基本上没挨过饿，吃的高梁饼子是老百姓用筐送来的。敌人断粮了，骡马也宰吃光了，只能指望飞机空投些物资下来。1949年1月10号，淮海战役胜利了，国民党军的俘虏被押下来了，路过我们伙房门口，看到高粱面窝头，冲上去就抢。我们一看秩序太乱，就派了一个班在那维持秩序，让他们一个一个来。

战役结束以后，我们团驻在山东和河南交界的一个地方，我们对俘虏讲:“你们如果想回家，我们给你们发路费，愿意留的就留下。”结果很多人都留下了，因为他们也是穷人，很多是被抓壮丁抓去的。那时候我们自己的兵和新解放战士，有的部队比例是一半一半，有的部队新解放战士比老战士还要多。我们股五个人，有两个是解放过来的。接下来就是组织新解放战士诉苦，谁是被抓壮丁的，谁的亲人是被地主害死的，谁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军官打骂压迫的，再说说家里的地是谁分的。让他们感受到是共产党让穷人翻身做了主人，解放军和老百姓就是一家人。

不敢面对众乡亲

淮海战役下来，我从家乡带去的兵没几个了，基本上都牺牲、负伤了。所以很多年我都不敢回家乡，因为我不敢面对众乡亲，我怕他们问我要人啊!你回来了，我家的儿子、我家的孙子到哪儿去了?

我们司令部也有伤亡，牺牲了一个，白布一包，就近埋了，没有棺材。第一参谋王根义，腿被打断了。还有一个大学生，名字记不清了，他的腿也被打断了，1952年我在南京荣军学校见过他一次。

教育深刻的一件事

部队到杭州以后，住了三天，又开进萧山训练了一个月。上级派我带一个排到蒋介石的老家去，把他家的东西登记造册，把门封起来。当时我们很久没洗澡了，身上有味，我就拿了三十二个背心，每个人发一个，还有一条毛巾。后来组织上知道了，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因为没有请示上级，就私分了物品，违反了纪律。从那以后，我特别注意遵守纪律，这件事对我教育非常深刻。

副司令员粟裕（左三）和参谋长陈士榘（左五）、副参谋长张震（左四）听取淮海前线情况的汇报。

战斗中的学习

张新鹏口述(2016年3月5日)

我1927年出生在沛县，小时候家里大概有八亩湖地，凭家人劳动，吃饭还是没问题的。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发大水，地全部淹了;二是日本鬼子经常到我们那去。天灾人祸都来了，家里没法生活，就逃荒到泗阳县，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后来鬼子也到了泗阳，国民党、新四军也到了，那里变成了游击区。新四军有个骑兵排长经常到我家来了解情况，他问我想不想当兵，我知道新四军、八路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是解放穷苦老百姓的，我说好啊，1942年，我就参军了。参军前我上过一年学，到了部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那时候有文化的干部不是很多，政治干部的具体工作很多，逼着你必须学文化。也没有大块的时间学习，部队在一个地方三五天就离开了，固定地方很少，一面打仗，一面行军，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缴获的书籍看一些，光看不行，得教，我们部队是互相教，你有点特长传给我，我有点文化传给你，互帮互学，我的文化水平都是在工作岗位上慢慢提高的。

政治工作的方法

淮海战役开始前，我在五师十四团团部搞测绘，开始也不懂，但必须要学会。到了驻地，就把地图展开，把战斗位置大体标出来给团长看。战役前夕，我从团部下连队，时间很短，叫我当代理指导员。当时上面要求科级干部一分为二，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到前线去，因为营以下干部伤亡比较大，战斗中出现职位空缺，得及时补充。我下连队前没有做过政治工作、团长、政委他们怎么做的工作我脑子里都有印象，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政治工作，第一就是要了解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心理状况。政工干部和战士心连心，心相通、语言相通，就能把问题谈出来。战士经常遇到的三大问题:家庭问题、工作问题、个人生死问题。这几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引起思想问题。战前的思想工作非常重要，要摸清楚战士、干部的底，连长、指导员也要做排长、班长的工作，营的干部要做连长、指导员的工作，还要摸摸底细。你这个连能不能带上去?能不能完成任务?在任务艰巨伤亡较大的时候，你这个连长、指导员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团结不团结，士气高不高?打仗怕不怕，打起仗来能不能互相支援?战前摸清楚解决好这些问题，部队组织战斗就有思想基础了。第二要使战士的思想与上面精神结合起来。光讲上面大道理也不行，光解决实际问题没有道理也不行、道理与实际，道理都变成口头话才能说到战士心里去，使战士心服口服。第三，我们解放军的干部没有架子，也不能有架子。工作带头，学习带头，执行上级指示带头，打仗带头，平时吃苦也带头，树立一个好榜样。新战士入伍到部队，一两个月后感情就非常深厚，干部战士相处像亲兄弟一样。俘虏的解放战士经过我们的改造以后，他知道解放军是为解放老百姓打仗的，思想很快就发生转变。我带的那个连，百分之五十是解放战士，淮海战役打下来，有的当了排长、连长，因为他们打仗有一套，射击有一套，也很勇敢。

战前要动员练兵

战前要动员练兵。首先，传达上级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党员干部表态要冲锋战斗在前;第二，解决组织指挥问题，连、排干部包括班长都要练指挥;第三，学习战术运用，怎么消灭敌人，敌人一个班我也一个班，怎么消灭敌人，敌人两个班我还是一个班，敌强我弱怎么弄，就练习这个。战士练什么呢?第一，怎么用炸药爆破碉堡;第二，怎么占领有利地形，利用地形地物;第三，怎么打坦克。坦克是个铁家伙不怕冲击，一般的枪打不动，练习手雷怎么扔才能发挥更大威力。通过动员和练兵，干部战士思想觉悟提高了，战斗技术、战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群众的情绪调

华东野战军部队经鲁西南地区徒涉冰冷的河水，向徐州挺进。

动起来，士气鼓起来，要写血书求参战，因为平时思想工作基础比较好，所以一发出什么号召，提出什么要求，战士们马上就响应了。政治思想工作随着任务而进行，随着部队的思想状况而做。部队上下思想一致，互相团结，官爱兵，兵勇敢，形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团体，干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打起仗来再艰难的任务都能完成。

孙良诚率部投诚

淮海战役打响后，我们五师在邢圩包围了孙良诚的一〇七军部队。孙良诚原是冯玉祥的部下，蒋冯会战，他抛弃了冯玉祥倒向蒋介石;日本见子来了，他又甩掉蒋介石跑到汪精卫那里当伪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接受国民党的整编，进攻解放区很卖力，蒋介石把他提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〇七军军长。这个杂牌军有两个师，兵力不强，武器一般化。孙良诚参加了顾祝同在徐州召开的作战会议，他的一〇七军归黄百韬指挥，会议结束后他去见黄百韬请示任务，黄百韬不在，他就返回驻地。后来他听说黄百韬在秘密地开作战会议，孙良诚就起了疑心，处于摇摆状态，是打下去还是不打?他考虑大军压境，他那两个师打起来不在解放军的话下。他越怕危险思想越动摇，一来感到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二来受人家排挤，第三很多情报不知道。在他思想动摇的情况下，纵队派人跟他做工作，孙良诚决定把二六一师调回来准备举行起义，但他变化无常，当夜又准备向徐州开进。

根据这个情况，华野命令二纵围歼一〇七军，孙良诚被迫从邢圩开着辆吉普车来我们五师，我们连当时就在师部站岗，战士命令他停车，他大摇大摆从车子里出来，根本就不理。战士就报告给我了，我命令战士在他车子旁边朝天放枪，两梭子弹打完，他害怕了，就自我介绍:“我是一O七军军长，叫孙良诚，我是向你们纵队来接治起义的。”我们一听这个情况就赶快报告师指挥所，五师政委方中铎上过大学很有水平，要孙良诚认清形势立即投降。孙良诚讲:“我有军人气节，起义可以，要我投降不可以。”方政委就揭露他:“你有什么资格讲军人的气节?”然后就把他倒冯投蒋、倒蒋投汪、反复无常的事情说了一番，问他:“你的军人气节在哪里?”方政委说:“我们已经把你包围了，你不投降可以，部队打进去捉住你，你就是战犯了，我们就可以把你送到睢宁县，送到双沟，叫人民来处理你。”方政委接着讲，一限你五分钟，你再不放下武器，我们就当俘虏来抓你，你这个部队是跑不掉了。”在这个情况下，孙良诚被迫签字向我军投诚，一个军部加一个二六〇师，合起来六千人放下武器。二六一师发觉以后准备向西跑，中野十一纵的两个团协同我们四师在玫瑰山歼灭了二六一师。我们纵队这一仗消灭八千多人，装备物资也抱回去了。俘虏当中年轻的，出身穷苦的，经过动员愿意继续当兵，马上补到部队;年龄大的和军官，另外处理

守卫郭楼，决战陈官庄

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后，白天晚上成连成营成团轮番突围。郭楼是敌人主要攻击目标。我们二纵守郭楼，开始四师、六师守，后来我们五师守。如果一个部队强守，一是精力吃不消，二是部队伤亡太大也不行。所以二纵命令十三团配给四师，十四团配给六师，我们修了简易工事，作为守备来讲还是可以的。敌人开始成排成连成营成团，上来一批打一批，攻不下来就退回去了，遍地都是死尸，来一批死一片。守卫郭楼打得非常艰难，我们伤亡也不少，就赶紧利用空隙调整组织，连队编成战斗小组，爆破的、攻击射击的、炮兵的，跨小组，一个班编三个组，人少了，就两个班、三个班合并。那时候马上补兵不可能，打仗很艰苦，部队没有逃跑的，包括解放战士，能上战场的解放战士思想都是过硬的。

后来我们休整二十天，围而不打，部队养精蓄锐，夜间我们开展政治工作，对敌喊话。敌人内部就乱了，他们在包围圈没有吃的，饿得不得了，马杀光，连老百姓的棺材都扒出来烧光。跑过来的国民党兵就一句话，“你给我东西吃”，别的没有话，人就躺倒不能动了。

总攻打响后，所有炮都集中起来，打得天昏地暗，那个场面真是壮观。在陈官庄战场，我们一个连就轻而易举地俘虏了两三百人，最后都不用去抓了，只要给饭吃就跟你走。

我们打仗，很多时候是敌大我小、敌多我少、敌强我弱、只要牢记毛主席“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指示，多个人打一个，敌人就没办法;多个人打援，外边兵进不去，团团包围，把敌人困起来，消灭一个少一个，消灭一个排少一个排，消灭一个连少一个连，他带的干粮是有限的，最后他又没有吃的。淮海战役就是这样，敌人八十万，我们六十万，怎么消灭他?我们运动包围，打阵地战一个一个消灭。

淮海战役能打到全胜，第一，中央的指示很好，没有中央的明确指示就没有方向;第二，指战员英勇顽强;第三，老百姓的支援，老百姓是共产党的后盾，是人民军队的后盾。山东解放比较早，淮海战役山东人民贡献最大。再一个就是利用敌人消灭敌人，利用敌人武器、兵员，虽然这个不能作为原因之一，但作用很大。·

十一月七日，我军攻占邳县，羿日晨，渡过齐腰深的河流 ，向碾庄圩追歼黄百韬兵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