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浙江大学印象，（2025/11/15）

祝佩森

　　那天我站在画前，回忆起大学班主任寿树政老师的粉笔字是那么的美。这是一幅山水与火焰交织的画卷，画上写着“人间烟火”四个字，我知道这画里的烟火，不是庙堂之上的光辉，而是我们校园里清晨的炊烟、课间的笑语、雪地里的脚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所谓大学，不过是一群人在风雨年月里，守着一点温热的光。

　　校园铺展在眼前，整齐的楼群依着山势排开，绿意从丘陵漫延到操场边。那是我第一次从高处看浙大，像翻开一本刚装订好的书，每一页都写着秩序与希望。六十年代的风还不急，吹过空地时带起几片纸页，有人弯腰去捡，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那时的教学楼不高，却稳稳地立着，仿佛知道未来会有无数脚步踏过它的台阶。

　　老照片泛着黄，上面是校园全景，下面是浙大外语系第一届学生的脸。我们站在镜头前，眼神清澈，衣领熨得平整。有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了，但能感觉到那种属于青春的紧张与骄傲——那是浙大第一批系统培养的外语人才，背负着时代的期待。我们的笑容不大，却真实；背景里的山峦静默，像在见证一场无声的启程。

　　我们坐在草地上，有人靠着书包，有人挽着袖子晒太阳。那是个难得的晴天，连建筑的影子都显得柔和。我们不是在上课，也不是在开会，只是随意地聚在一起，说着谁的诗写得好，谁又在图书馆熬夜。我记得那种气氛，轻松得几乎要飘起来，却又被一种共同的理想悄悄系住。

　　我和俞雅琳、寿培银、王坤元四位同学站得笔直，像四根钉进时代的桩子。我们的衣服旧了，领口磨了边，可站姿一点不含糊。那年月，许多学生毕业后奔赴各县市区的学校，把学问变成责任扛在肩上。这张合影没有笑容，但有一种沉甸甸的庄严，像是在说：我们准备好了。

　　我与何樟芝、徐文进三人合影在一座老式建筑前，何樟芝坐在地上，我与徐文进蹲在左右。屋檐翘起，像是要飞。我们虽穿得朴素，却让画面有了温度——那是六十年代最真实的模样：不张扬，却坚定；不华丽，却有光。

　　我穿着白汗衫和西装短裤，右手上拿着一把纸扇，左手叉着腰，站在教学楼前，树影斑驳地洒在我肩上。那栋楼如今还在吗？那时窗子整齐排列，像一排排等待被填满的答案。我没看镜头，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在等某个决定。我常想: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站在这里时心里在想什么？是毕业后去哪儿，还是怎样把知识用到实处？

　　红专小组八位同学，站在高层建筑前合影，衬衫领子都扣到最上面一颗，可脸上是笑着的。我们站得齐整，却不拘谨，有人悄悄把手搭在同伴肩上。背景的墙上有简单的装饰纹路，那是当时少见的“现代感”。这张照片里有种温馨，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从一群人彼此信任的眼神里长出来的。

　　我和另外八位同学集体照，又是在老楼。电线横过天空，树影婆娑，人们穿着各式衣服，有的还戴着帽子。我们站得随意，像刚下课凑到一起。照片已经有些模糊，可那份自然还在——没有导演，没有摆拍，只有“我们在一起”的朴素事实。那样的时刻，现在想来，竟有些奢侈。

　　我们八位同学又在高楼下留影，我们围着镜头笑。灌木长得茂盛，挡不住我们的热情。有人搂着肩膀，有人比着手势，亲密得像是家人。那年头不说“团建”，可我们用一次次合影，把陌生变成了熟稔，把同学变成了同路人。

　　我们一群同学又在浙江大学门口合影。陶慧君女同学挽着班主任金宗美的手有多亲热。人们站姿各异，有的手插口袋，有的双手交叉，神情庄重却不僵硬。那是属于六十年代的体面：不张扬，不轻浮，带着一点书卷气的克制。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会被留下，所以格外认真，像在为历史留一个证词。

　　这是我们浙江大学外语系俄语二班的一个红专小组在校门口边走边拍的相片，人态各姿。那建筑高大，门楣上几个字清晰可见。我们穿着当时的平常服，神情正式，像是在参加一场重要仪式，我们或许是毕业纪念。无论是什么，那一刻的庄重，早已刻进了时间的纹理里。

　　三位同学并肩而立，笑容坦荡。他们穿得一样，是同一个班级、同一个宿舍。背景的绿植葱茏，像是要把这份情谊也染上生机。那样的笑容，如今少见了——不是因为人变了，而是因为那种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俄语二班同学又与班主任寿树政、金宗美合影。一棵大树前，我们穿着各自的不同衣服，站成整齐的队列。我站在后排左四，紧靠左边的寿老师。我们面带微笑，目光望向镜头，像是在宣告：“我们来了。”那是属于集体的荣耀，不是个人的张扬。六十年代的校园，总有一种力量，能把个体悄悄融进一个更大的名字里。

　　我站在中间，左是俞雅琳，右是李希皋。三位同学站在老式建筑前，屋檐雕花，窗棂规整。我们表情严肃，像是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那建筑如今或许已改建，可那一刻的凝重还在——那是对知识的敬畏，对未来的承诺。

　　李希皋同学站在雪地上，穿着厚外套，脚印一路延伸到镜头外。照片下方有手写字：“玉泉中山公园 1961年春节”。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没笑，也没挥手，只是站着，像在思考，或是在等待。那样的雪天，冷得让人清醒，也让人更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

　　大学时，我与俞雅琳、寿培银、王坤元最好。一天我们四人在西湖边的亭子前，王坤元坐上护栅，我们三人依靠站着，湖水静静映着树影。照片右上角写着：“杭州西湖影 1960.5”。那是春末，风软，人心也软。我们穿得简单，笑容自然，像是偷了个午后的闲。那样的时刻，不属于课程表，却属于青春。

　　寿树政老师站在那座古典建筑前，双手垂落，身影被阳光勾出轮廓。他没说话，可我知道他在看什么——是这校园的过去，还是我们这群学生的将来？那建筑有柱子，有栏杆，像一座桥，连着旧时代与新思想。他站得安静，却像在宣告：教育，从来都是无声的坚守。

　　我的右边是另一位同学，什么名字都忘了。我们穿着短袖短裤，笑得轻松。空地上没有水泥，只有泥土和草根。我们像是刚下课，趁着阳光好，拍张照。那样的笑容，不为纪念什么大事，只为“今天天气不错”。

　　这位同学曾参加杭州市国防体育协会军训，穿着棉衣，握着手枪，姿态坚定。背景是老楼和树，气氛紧张而庄重。那是特殊年代的印记——知识与责任，从未如此紧密地绑在一起。当年我也参加省军训队，专骑摩托车，如今我还保存着摩托车驾驶证呢！

　　我穿着9188户外高端冲锋衣，笑着挥手，冲锋衣上有“江山市古今文化研究会”的字样。他身后是一条彩龙，腾跃在空中，像是要冲破画面。那一刻，传统与现代撞了个满怀，而我站在中间，笑着，像是在说：我们还在研究，还在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