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中学

天清人安

故乡的中学

（北国草、天清人安）

题记：本文为非虚构叙事散文，是基于作者亲身经历写成。文章用个人写群像，用回忆写命运，试图写出一部中国乡村教育的微观史诗，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文章的人物几乎全部使用化名，但其所承载的时代命运和精神风骨皆为真实。谨以此文，向故乡中学的所有师长，致以最深切的敬意与怀念。

故乡的中学坐落于一个小镇，位于皖省西部两个历史文化名城之间。北边是曾为楚国都城的寿州，南边是上古皋陶封地的六安，西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著名的人工水利工程——安丰塘，只有3公里。一条大道连接两城，我的中学便位于寿州与六安的正中。学校西门正对着这条交通要道，道路的对面是当时的粮站，往北才往西，不远处便是食品站，南边是供销社，北边隔着一个水沟的单位，则是当地的革委会机关。在计划经济年代，乡村的革委会机关、粮站、供销社和食品站可是社员们羡慕的国家单位啊。人们对学校和医院的羡慕稍微逊色些，因为这两个单位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寿六公路最初是石子铺就，后来变成柏油路面，如今已是平整的水泥省道。每日车流不息，各类车辆穿梭往来，喧声不断涌进校园。

　　这所中学大约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自我记事起，它便矗立在那里。那时的乡镇还叫人民公社。国家为振兴乡村教育，在每个公社都设立中学，堪称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壮举。在百废待兴的贫瘠乡间，我们公社的这所中学，自然被父老乡亲视作最高学府。虽说当时读书的风气不及今天浓厚，但谁家能将孩子送进这里读书，也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我从小学时代起，就希望能跨入这所中学读书。记得有一年，这个学校的大礼堂里（实际上是土墙和瓦顶结构）上演了由全公社中小学生表演的节目。我所在的大队小学也派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九名学生参加。可能因为事先未与主办方充分沟通，我们几个进了礼堂却找不到座位，只好爬到最后面农民临时堆放的稻谷包上（外裹稻草，内为粮谷）。那时候，我们大队小学的孩子，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蜷缩在高高的稻包上，确实不太雅观。中学校长在台上误以为我们是溜进来捣乱的放牛娃，一声怒喝，我们几个人吓得慌忙滚下稻包，撒腿就往外跑。后来听说观众中有认识我们的大队里的中学生，告诉老师我们是某小学派来参加观看演出的，才有老师急忙出门将我们领回，勉强安排挤坐在其他同学的位子上。那一刻，悬着的心才落下来，感到一阵温暖的宽慰。

　　演出的节目，大都是公社所在地中小学生表演的。他们是在集镇上成长、生活和学习的孩子，大都比我们这些平日里连集镇都不常去的孩子见识得多。很可能是经过专业老师指导过的缘故，他们表演的节目很精彩。那些出色的男女生表演的舞蹈节目叫《高楼万丈平地起》，在锣鼓和笛声的伴奏下，声音激昂悦耳，在大礼堂里久久回响，并且飘散到了校园内外，引得许多过路的乡亲也在公路旁驻足倾听。

　　二年以后，我从小学毕业，也到了这所中学初中部读书。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小升初、初升高，不用考试了，由大队推荐。那一年，我们大队小学共有9个小学生毕业，因为都是贫下中农家庭出生，最后全部获准升了初中。

到了中学以后，我才得以看清它的模样。教室的建筑大都是土木草结构，土墙草顶，这和当地农村的农舍没有多大差别，教工的宿舍也是一排排的土屋。可以想象，当时我们的国家是多么地贫穷，实在难有余力投入教育。唯有不同的是，校园里很整洁，虽然没有水泥地，但是绿化得特别好。校园的路旁，都是一排排绿色的冬青树和笔直的松树。冬青树修剪得特别整齐，校园南边的小松树林，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微缩公园，遮天蔽日。树上的鸟也特别的多，成天在绿荫下唱着欢快的歌。置身于这样的校园读书，我们农村的孩子，心里是莫大的欢喜。

　　校园的东南角有一口池塘，塘水很深，老师和同学们经常到那里洗菜洗衣。池塘的旁边是两口井，那是供食堂做饭和老师与同学饮用的水源。那时县城都尚未通自来水，就更别提农村的小集镇了，所以掘井取水是解决用水的唯一方法。我们乡下来的孩子，平日在家里吃饭很少有炒菜之类的，学校食堂里有炒青菜和白菜烩豆腐之类的菜肴。就是这样的简单菜肴，我们都觉得特别好吃，但是也经常舍不得去买，尽管一份菜只有5分钱。很多同学也就是用罐子和瓶子从家中装点咸菜之类的，一吃就是一个星期。

校园西临公路，东、南、北三面皆被水沟环绕。水沟之外，便是社员们无垠的田地。每年春天，和风拂过新柳，麦苗翠绿欲滴，油菜花漫野金黄，仿佛为天地间铺开了一幅流动的锦绣。一到课外活动，师生们便三三两两步入这色彩的海洋，于田垄上席地而坐，手捧书卷。诵读声与泥土香、花草芬芳交融在一起，那一刻，充盈在心间的对自然的热爱，竟让人将所有的饥饿与忧愁，都暂时抛却了。

　　那个时代，为了响应“学朝农”和开门办学的号召，师生们还走出了校园。特别是受电影《决裂》的影响，“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深入人心。学校在本公社的一个大队征得了几十亩土地，作为校办农场。农场很远，相距学校十几里。学校还专门从高中毕业的学生里，挑选出两个身体比较好的留下来，专门看护农场的事务。当然，农场即课堂，课堂即“战场”，农场也就成为学生们经常参加劳动和锻炼的地方。农场的田地贫瘠，农作物长得稀稀拉拉，没有什么收成，于是学校就号召每个学生都要割青草沤肥料，还要把学校里积攒起来的一些土肥挑到农场里。我当时十四、五岁，身体单薄，没有体力，用自家绳子编制的“粪箕芭子”，挑了几块土肥，累得我全身大汗，弯腰趔趄，一步一吃力地挑到了农场，结果那几块土肥只剩下两小块了，几乎都在路上漏掉了。多年前，我看电视剧《山楂树之恋》，其中就有关于那个时代中学生开门办学的故事。看着看着，我流下了眼泪，仿佛再次置身于其中。

　　开门办学之外，政治运动也无孔不入地渗入学校的课堂。 那时我们刚接触英语课，不久便发生了河南马振扶中学事件：一名十五岁女生在英语考卷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打油诗，受到学校批评后竟投湖自尽。文件下达后，全国师生都被动员起来批判该校的领导，要求深挖“教育路线问题”。我们这些懵懂少年竟为此欢欣鼓舞，认为从此以后，再也无需背诵那些英语字母和单词。一个调皮的同学拿了一个铁碗，在教室里来回敲得“当当”响，庆祝这一时刻的到来。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时代的荒诞，其代价往往由最微小的个体命运来偿付。那个少女往碧波里的纵身一跳，便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时代精神迷失后，刻在无数人心上一道深刻的划痕。

　　学生们好像湖水中的浮萍，风云变幻的喧嚣和裹挟，迫使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要跟着涌动的声浪转向。一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旋风忽然刮了起来，特别是《一个小学生的来信》披露后，我们又要批判“师道尊严”和“智育第一”。班主任廖老师站在讲台上，用压低而僵硬的声音布置任务：“每个同学都要贴老师的大字报”。十四、五岁的孩子，只能找来报纸，说这个老师是右倾，那个老师想复辟，搞“孔孟之道”。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食品站工作人员，同学就在大字报上说某某老师托他开后门，想买点猪油。一个老教师看后，面对教室的斑驳土墙，双手颤抖，不断地擦拭深度的近视眼镜，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1976年春天，我还是经过推荐，升入本校的高中部学习。随着年龄增大和心智逐渐成熟，我才真正读懂这所中学的不凡之处和珍贵。

虽然说是农村中学，但是我们中学的领导和老师都特别的厉害。

学校苌先明校长是当地人，他没有什么学历，约是五十年代的高小毕业，因缘际会成为中学主事。他教学或许并不在行，但管理却很有一套。他也没有什么最新式的教育理念和高深理论，只认准学生须刻苦、教师要认真。他性子急、脾气暴，对贪玩捣蛋的学生，动辄鞭棍相加；对备课不认真、批改作业懈怠的教师，也毫不容情。一到晚上，他都认真地查看一排排教师的宿舍有没有灯光，如果没有灯光，就说明没有在备课。听说，有一天深夜，几个年青教师聚在一个教师宿舍打扑克，他发现后，强行推门，一个年青老师吓得爬到床底下躲藏起来，狼狈不堪。不少学生在校园里见到校长，两腿都吓得发抖。少数被他揍过的学生，不理解校长的良苦用心，对他耿耿于怀。在1973年批判“师道尊严”和“智育第一”的时候，有两个高中生贴的大字报，题目十分醒目：“苌先明，你现在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装上十万吨的炸药，炮轰走资派苌先明”。雨水把墨迹冲得往下淌，就像黑色的血液沿着墙的裂缝注入地下。苌校长站在大字报下仰着头，全身湿透，手背后，捏断了一根一尺长的竹篙。

但说起来也见效，苌校长的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也为这个学校形成严谨的学风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同学也正是在这样紧张的学习氛围内，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纷纷考上大学，走上了社会。当然，这个校长对待学习上进的同学，也特别喜欢。有一个叫盛宇宝的同学在全省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第十三名，并参加全国数学大赛。这个同学家庭困难，赴考之前，为了让这个同学在考试中掌握好时间，校长亲自把自己的手表从手腕上摘下来送给了他。



　　教导主任尤仲璠和他的夫人王珍，都是福建人，满满的一口福建口音，让我们很多孩子都听不懂。但是听着听着，觉得又别有一番风味，甚至我们同学在背地里还拿他们的口音互相逗笑话。尤主任是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毕业后，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和夫人王老师到了黑龙江扎兰屯支边，在七十年代初，他们一家又从东北调动到我们的学校。现在，扎兰屯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在中国地图的“公鸡冠”上，环境恶劣，冬天零下四十多度，真正是冰天雪地。试想，在南方福建长大的人，到了关东，那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啊？2009年的夏天，我在北京工作的单位，组织一部分教师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考察，在大巴车上突然看到路边有“扎兰屯”三个字的大石碑，刹那间我就想起尤主任一家，敬意油然而生。尤主任教我们高一、高二年级的政治课，因学术根基深厚，课讲得极为生动。有一次给我们讲《论十大关系》，在说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他操着福建口音，辅以手势，说：“长期，长期，长到什么时候呢？一直长到共产主义！”把我们同学逗得都哈哈大笑。政治课，没有一个同学不听，没有一个同学睡觉。政治课被他讲活了。

　　一位教物理的老师，名叫段川舟，课也教得非常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上海机械学院物理专业毕业的。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其丰厚的知识储备，以及后来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娴熟的教学艺术，享誉全县。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理工科专业，现在不少人都成为著名的专家。

语文老师郑之航和他的爱人程秀慧，更是无可挑剔。郑老师外形和神态都酷似周总理。我们听他的课，百听不厌。一次他给我们讲《修建桥头堡的战斗》一文，这是描写六十年代解放军战士修建南京长江大桥工程的情况。他讲得绘声绘色，神龙活现，使我们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现在想想，他的讲课如同演说，就像周总理在演说时那样的神态。如果让他当演员，并在影视剧里扮演周总理，绝对不需要多加化妆。作为一个女性，程秀慧老师的美术、珠算和体育样样精通。那时候，农村中学买不到美术用的画材，她便用烤焦的柳条制成碳笔，所绘周总理像，与印刷品没有什么两样。郑、程夫妇绝对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型教师，学养深厚，但是在那个年代，夫妇俩都是背着“右派”身份在我校教书的。二位老师也培养出了一双优秀的儿女。女儿考上大学英语系以后留校任教，后来定居在美国。儿子郑大泉在80年代初考上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后留学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又到美国深造。从网络上得知信息，他多年前已经回国，任美国某汽车集团中国区总裁。去年，郑大泉曾受邀出席国家领导人主持的企业家座谈会，还在大会上发言呢。右派平反后，郑、程二位老师调回了老家芜湖市。听熟悉的人说，郑老师已近期颐，仍然健在，程老师前几年已经逝世了。

　　另一位教导主任李翔富，在高三教我的政治课，本县人。他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特别强。我受他的影响也很大，后来喜欢上了政治课。李主任和他的夫人曾以帆老师对我关怀备至，至今我仍与他们全家保持联系。可以说，没有他们全家的关怀、鼓舞和照顾，我可能早已辍学。李主任全家都很优秀，二个儿子和儿媳都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成了优秀的专家和领导。李主任负责订购图书资料，我特别佩服他的学术眼光独到，一个农村中学图书室的资料，他订了上百种刊物，除教学杂志外，更购入大量深奥的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红旗》（即现在的《求是》）、《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教学与研究》、《文史哲》、《文史知识》、《读书》、《新华文摘》及各大学学报等。还有《收获》、《十月》、《当代》、《人民文学》、《诗刊》、《清明》等文学杂志。当时我对这些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大多看不懂，但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仔细地读，慢慢地读，硬着头皮阅读。我至今记忆犹新，自己高中毕业留校工作的80年代中期，《读书》杂志就发表过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方教授的《物理学是宽容的》一文，文章讲宇宙、讲托马斯·阿奎那、讲牛顿、讲爱因斯坦、讲杨振宁和李政道，等等。我读得模模糊糊，只知道这里面有无穷的奥秘和学问。直到现在我才懂得，一个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本身就是一个能把宇宙写进诗里的人。后来在《文学评论》里，方教授又发表了《物理学与美》论文，他居然把物理学，用一种美学的笔法把它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是啊，爱因斯坦也好，牛顿也好，杨振宁也好，你可以说他们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也可以说是伟大的哲学家。在科学史上，那些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能够比较完美地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在一起。在《文学评论》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再复研究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文章，不多久，《红旗》杂志发表了老作家姚雪垠的《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因为姚老不满意刘研究员的观点，认为其观点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立场之上的。在商榷之中，语言比较犀利。后来刘再复再次发文，指责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一卷写得比一卷差。后来，刘、姚二人还因学术之争，诉诸公堂。这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若非李主任，我无从得窥这场思想交锋的波澜。

　　我在高中阶段还遇到很多年青教师，他们的到来，如清泉一般，涤荡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蒙昧，为我们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年青老师大都下放过农村，后来又都上了大中专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我们学校。他们朝气蓬勃，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大城市。时代的际遇，人生的命运，把他们紧紧地和我们这里的农村连在一起。由于出生于大城市，下放农村经过锻炼后，又到了大中专学校读过书，其面貌和气质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有一个女老师叫娄伊美，在上海出生，长相漂亮，从农村下放地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这在当时是天大的机遇。70年代末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我们学校。软软的上海口音，雍容大方的举止，出众的外貌，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城市人的外形和气质。如果再等几年时间，娄老师完全可以调回上海，但是在那个年代，普通人不知道社会到底会往哪里走，再加上曲折的婚姻，娄老师在年青的时候，便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青年老师蔡桥，1978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我们学校教英语课。他英俊潇洒，气质出众，那时大概二十多岁，穿着笔挺的银灰色的中山装，也是我们很多男生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一些高中阶段情窦初开的女生，对柴老师非常羡慕，听课之中，不知不觉之中眼眶迷蒙。他也受学校很多年青女教师的暗恋和追求。一位年青的女老师叫丁雨薇，也是上海人，下放过农村，后来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我校当音乐和英语老师。丁老师的脚踩风琴弹得娴熟和好听，每当校园里飘逸美妙的音乐声时，很多人都会在校园里住足倾听。丁老师的身材特别漂亮，皮肤白腻，长相引人注目，一举一动都散发出大都市成长起来的青春女性的魅力，让我们这些不太懂事的孩子看了还想再看。由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事业上的相互切磋，蔡桥与丁雨微这对佳人终成眷属。他们的身影常现于校园与集镇，被乡人赞为天生的一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蔡老师是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为了让同学们发奋学习考上大学，自己带头亲身示范，和同学们一起努力再考大学。在他带动下，该班考上数名本科、十几名大中专生。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在信息闭塞的农村中学，一个班一下子考上了那么多，这可是轰动全地区的新闻啊。蔡老师自己也考上了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当了大学教师，和爱人丁老师永远地在一起。后来，蔡老师被选拔到了市级行政机关，并且当上了主要领导人，政声颇佳。蔡老师和丁老师的儿子也考上了上海名牌大学。现在，二位老师已经退休，一家人团聚在上海，幸福美满。我至今还和老师一家保持着联系呢。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曾在母校工作多年后，又继续考学才离开。当时许多年轻同事，日后大都成就非凡，有的主政一方，有的远渡重洋，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成就。一位叫陈建中的老师，和娄伊美老师结婚后，在90年代初，东渡日本留学，现在日本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他在东京创设的“黄山文化书社”，将故宫文物等引入日本、中亚及欧美展览。中央电视台特地进行了专题节目报道，以表彰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工作也得到了一些重视中日友好关系的政界和艺术届人士的由衷赞美，并希望他的文化交流工作，能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做出更大贡献。

　　时间在流逝，社会在变迁。如今，由于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故乡的中学没有再上一个新台阶。随着生源的不断减少，不仅高中部早已消失，初中部也日渐萎缩。这里也有管理上的原因。如果有一个像六安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那样的管理者，母校或许已是另外一番景象。可叹啊，当年蓬勃向上的故乡的中学如今走向衰落。多少回梦中，我仍然在那个学校读书，在那个学校工作，在那个学校的林荫小道上，和老师们及同学们并肩谈笑。当醒来觉得这是一场梦时，那种怅惘与怀旧，便浓得化不开了。前年回到老家，当车子匆匆经过学校大门时，我禁不住侧面望去，并且希望故乡的中学还像我年青时的那样，师生奋发、事业蓬勃。也许盛景难再，但我心中仍存有一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