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二）

耕耘者

妈妈说，那件事过后，家里人都说她算是捡回了一条命，遇上的还算是个厚道人。可谁劝也没用——那条陪了她整整十年的长辫子，是她骨子里的骄傲，是灰扑扑的岁月里最亮眼的念想。突然就这么没了，像心里被硬生生剜去了一块肉。

那些日子，妈妈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连吃饭都要等全家人都散了，才悄悄溜进厨房扒拉两口。窗外的阳光再暖和，她也不愿迈出门槛。偶尔不得不去河边洗衣，她就用一块旧蓝布头巾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低头快步走过村巷，生怕被人瞥见那一头齐耳的短发。外婆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心疼得直抹眼泪，特意炖了鸡蛋羹端到房里，可她也只是拿勺子拨弄两下，实在咽不下去。“辫子没了，人不是还在吗？”外婆坐在床边，一下下摩挲着她的后背，“等明年开春，头发就长回来了，到时候让你二姐给你编两条更粗的。”妈妈抿紧嘴唇不说话，眼泪却顺着眼角无声地淌，把枕巾浸湿了一大片。

至今家里人都还记得，就在妈妈辫子被剪的同一天，她的七叔——外公最疼爱的小弟，因为从小体弱，干不了重活，没跟着躲进山里。那天上午，他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就被路过的国民党军官一把揪住，逼着他给军官太太扛行李。那么单薄的身子骨，扛着沉甸甸的箱子，跟着败兵一路往福建方向逃，从此音讯全无。你外婆每次提起这事，都要望着门口那条小路抹泪：“可怜我那小叔子，怕是凶多吉少啊……”家里人都明白，比起七叔的生死未卜，妈妈能完好无损地回来，已是天大的幸运。可那份失去辫子的痛，只有妈妈自己懂。

两个月后，村里的国民党兵越来越少了，远处山头的枪声也渐渐稀疏。再后来，一队穿着草绿色军装、背着步枪的解放军开进了村子。他们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在墙上刷起了“解放全中国”的标语。队伍里有几个女兵，留着利落的短发，说话爽朗，干活麻利，很快就和村民们熟络起来。

大姨本就是个外向性子，见解放军需要人帮忙写标语、贴标语，立刻主动凑了上去。她上过初中，从小跟着外公读书练字，写得一手娟秀有力的好字。只见她握着毛笔在红纸上挥毫泼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当家作主”，字字刚劲有力。姓聂的队长站在一旁看着，眼睛越来越亮，等她写完最后一张，当即拍了拍她的肩膀：“小妹妹，你这字写得好，思想觉悟也高，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工作队？”大姨想都没想就点头：“当然愿意！”

从那以后，大姨成了工作队里最忙碌的身影。白天跟着队员们走村串户做宣传，晚上还在煤油灯下抄写材料，常常累得倒头就睡。那天晚上，她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饭桌上的红薯粥还温着，她端起来呼噜呼噜喝了两碗，抹抹嘴就钻进了房间。妈妈正坐在炕沿发呆，忽然看见大姨拿着一把剪刀走出来，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咔嚓”一声，大姨那及腰的黑亮辫子就落在了手中。

“给你，”大姨把还带着体温的辫子塞进妈妈怀里，辫子上还残留着她常用的皂角清香。妈妈愣住了，抬头看见大姨齐耳的短发，发梢有些参差不齐，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利落劲儿。“你整天愁眉苦脸的，看着都揪心，”大姨晃了晃脑袋，语气里带着特有的爽朗和温柔，“这辫子你先收着，想接就接上，不想接就留着做个念想。你看那些女兵，短发多精神，好看得很呢！”说完，她哼着刚学会的革命歌谣，转身洗脸去了，留下妈妈抱着那束沉甸甸的辫子，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上面。

放暑假时，在县城上中学的二姨和大舅回了家。一进门，二姨就瞥见了妈妈的短发，惊得手里的包袱都掉在了地上：“四妹，你这头发……”妈妈低着头，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慢慢道来，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动。大舅听完，长长舒了口气：“万幸万幸，那女军官怕是想借你的辫子乔装逃跑，没伤着人就是万幸。”二姨轻轻抚摸着妈妈的短发，若有所思：“我们学校好多女生都剪了长发，说要破旧立新，我本来还想问问娘，能不能也剪了呢。”

那年大姨十八岁，性子雷厉风行，敢闯敢拼，心里最疼弟弟妹妹，是家里名副其实的“主心骨”，九个兄弟姐妹谁都服她；二姨好胜心强，做什么都要争第一，嘴直心热；而妈妈，从小就温柔怯懦，受了委屈也只会自己憋着。当年她本来也考上了初中，可见家里一堆要张嘴吃饭的弟妹，还有忙不过来的豆腐坊，悄悄把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跟着外婆操持家务。几位舅舅性子忠厚，脑子却灵光，大舅本该上高小，去年二姨要去衢州一中赶考，从村里到县城要走整整一天的山路，外公外婆不放心，刚读高小的大舅说：“我陪二姐去考考看，考上了也能有个伴。”谁料，姐弟俩竟双双中榜，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文化人。

二姨揣着剪辫子的心思去问外婆，却被泼了盆冷水。外婆拢了拢自己梳了几十年的发髻，那发髻乌黑油亮，梳得一丝不苟，是她从1930年嫁给外公起就保持的模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外婆的语气很郑重，“你大姐剪辫子是为了工作，她是政府的人，那是没办法。你还是学生，好好留着长发，这是姑娘家的本分。等以后你也参加工作了，剪不剪，你自己说了算。”二姨撅着嘴从外婆屋里出来，走到妈妈身边，伸手摸了摸她刚到肩的头发，打趣道：“还是三妹你好，辫子剪了，还换了两块银元，够买好几尺花布做新衣裳呢。”妈妈没说话，只是把大姨给的那条辫子抱得更紧了。

后来“文革”那阵子，红卫兵进村“破四旧”，抄家的棍子砸开了外婆家的门，指着她的发髻说这是“封建残余”。外婆死死护着头发，哭着哀求：“这是我跟你外公结婚时就梳的，留了几十年了”，可红卫兵哪里肯听，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剪刀“咔嚓”几下，那陪伴了外婆三十多年的发髻就散落在地上。外婆看着满地的青丝，整个人都僵住了，好几天没怎么说话——那是她对过往岁月最后的念想，就这么没了。

年后，村里的解放军工作队要回城了，大姨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着队伍出发。她走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外婆塞给她一布包炒黄豆，反复叮嘱：“照顾好自己，常写信回来。”大姨红着眼眶点头，转身跟着聂队长上了路。回城没多久，大姨就正式参了军，穿上了崭新的军装，一年后转入衢县县政府工作。两年后，那位赏识她的聂队长，成了我的大姨父。

1953年的春天，大姨托人捎来信，让妈妈去县城的工农子弟学校读书。那年妈妈十六岁，个头已经蹿起来了，皮肤依旧白净，只是眉眼间还带着几分稚气。当她背着简单的行李，第一次走进大姨的单位时，立刻引来一片围观——离开家这几年，她的头发早已重新长到及腰，乌黑浓密，梳成两条粗辫子垂在肩头，衬得她娴静文雅。同事们围着她看，七嘴八舌地议论：“萧主任，这是你妹妹呀？长得真俊！”一位年轻小伙子笑着喊：“萧主任，给介绍介绍呗，这么漂亮的妹妹，可别藏着掖着。”大姨笑着踹了他一脚：“去去去，别吓着我妹妹，”转头拉着妈妈的手，语气里满是骄傲，“别怕，都是自己人。”那小伙子笑着跑开，还回头冲妈妈挤了挤眼：“小妹妹，回头找你玩啊。”

妈妈在家乡上过初小，底子不算差，加上她聪明肯学，硬是用三年时间就补完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毕业后，她又考上了县农技校。这期间，二姨和大舅在衢州一中读高中。两年后，十六岁的大舅考上了哈工大，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二姨也不负众望，考上了中央财经学院。姐弟几个都成了外公外婆的骄傲。妈妈说，她和二姨、大舅上学，全靠你大姨供着，“可以说，没有你大姨，就没有我们的未来。”

我问妈妈：“您在农技校读书时已经二十岁了吧？那时您那么漂亮，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吧？”

妈妈一听，眼睛一下子亮了。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仿佛瞬间舒展开来，苍老的面颊泛起少女般的红晕。她轻轻抬起头，目光越过我，望向很远的地方，声音温柔得像在自言自语：

“班里的班长，叫吾老七。”

她顿了顿，像是要把那个藏在心底的名字轻轻捧出来。

“因为班级工作的关系，我们常在一起。他是个踏实能干的青年，做事特别认真，对我也……格外照顾。”妈妈的声音更轻了，带着几分羞涩，“傍晚放学后，他总会找借口多留一会儿，等我收拾完书本，一起走过校园那条长长的林荫道。春天的梧桐树下，细碎的阳光洒在他肩上，他会红着脸，结结巴巴地问我功课上的事，其实我知道，那些题他都懂。”

“后来，他明确向我表达了心意。我觉得他为人真诚可靠，心里也是欢喜的，我们便悄悄交往起来。你大姨起初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反对的话。”

妈妈的语气渐渐低沉下来：“可后来，你大姨打听到他是富农家庭出身——那个年代啊，这就是一道谁也不敢碰的高压线。记得那天晚上，你大姨把我叫到房里，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妹妹，趁现在感情还不深，断了吧。这个成分，会毁了你一辈子。’”

“我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在教室见到他，他眼睛也是红红的。我们都明白，这道坎，谁也跨不过去。”

这段往事我后来也知晓一些。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吾老七创办了“浙江宫保药业有限公司”。1987年，在报社工作的哥哥有一次采访他，得知他与妈妈三十多年前是同学。第二天，他忽然登门，两鬓已斑白的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宫保口服液，声音有些颤抖：“听说你儿子说你肠胃一直不好……”从那以后，每月他都会准时送来宫保口服液，这份默默的关心，持续了很多年。

妈妈说这些时，手指轻轻摩挲着衣角，眼里有泪光闪烁，却又带着温柔的笑意。那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也是一段永远不会褪色的青春记忆。

县城的六年，彻底改变了妈妈。曾经那个怯懦沉默的小姑娘，渐渐变得活泼、自信、大方。她不再只梳着简单的独辫，而是把两条长辫子梳得整整齐齐，辫梢扎着漂亮的蝴蝶结，走动时，蝴蝶结随着辫子轻轻晃动，格外灵动。她心地善良，同学有困难，总是第一个伸手帮忙；老师布置的任务，她总能完成得又快又好，在学校里很受喜爱。后来，她当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着同学们去县城的机关、厂矿、医院演出，唱歌、跳舞、朗诵，每次都赢得满堂喝彩，她也多次被评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不少男生悄悄给她递纸条表达好感，可妈妈的心思都在学习和工作上，总是礼貌地婉拒。

眼看着就要毕业了，大家都盼着分配工作，妈妈也满心期待能留在县城，用学到的知识做点实事。可偏偏赶上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政策下来了：家在农村的毕业生，全部要返乡支援农业生产。拿到通知的那天，妈妈独自坐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条辫子垂在身前，她轻轻摩挲着辫梢的蝴蝶结，心里五味杂陈。她知道，县城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她要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小山村，回到那方熟悉的豆腐坊旁，开始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