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广播的历史波段与波长》之波段2

陈建华

贵州广播（1950年一1959年）发展变化

解放后“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徽章

解放前的“州广播电台”徽章

　　1950年元月1日，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建台的开元之时刻。在原（旧贵州广播电台）之间，加入了“人民”两字，标志着电台回到了人民手中，它是党的喉舌，发出的是新中国的声音、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这一天，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新的开篇之章，它的故事就从“叙章”开始。

这个钢模和这个制成章，是母子关系，我是在找到这钢模的4年之后又寻到这个成章的。这情节有点像之前央视的那个寻亲节目《等你来》，这对失散70多年后母子终团聚了。

这是一块制作印章的钢模，钢模采用人工雕刻工艺，在钢模两面雕刻。一面是1950年贵阳一中的校徽钢模，一面是同时期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徽钢模。一钢刻两模，应是为为节省纲材成本而使之。毕竟解放初期各种生产材可能料稀缺。此章是万东的热心朋友小田，发图与我看到的，并通过他电话找到了“章模”藏家，电话中却被告知，这个钢模不久前让人拿到湖南的一个交易会上去了，已有意向买家，只是价格暂没商妥，东西外于待交易中。（那人看中的是贵阳一中的一面），跟我所需虽无冲突，奈何它却是个连体纲模。我也意识到这块“孤钢”一旦失之交臂，此生难求，情况十分火急，最终，我的朋友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的朋友，马上打电话到湖南叫停了交易，东西也立码寄回了贵阳，甚幸！甚幸！。这东西对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来说是重要历史物证，是其“钢质的出身证明”。不过它还有一个备份可查的“生日密码”就是地处贵阳市半边街大宅吉的“乡台发射台，当年取名“501”台，目的就是为纪念1950年1月1日，贵州人民广播电诞生的这个日子。

/1950年 贵阳一中

1950年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解放初期保卫电台

地处西南的贵州，比起其它省份解放的时间相对较晚，贵阳解放之后，城里除少量部队留守外，五兵团的大部主力人马又继续深入川、滇地区参加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此时的贵州匪患严重，城中残留的敌特分子伺机与周边土匪勾连，企图破坏颠覆新生政权，贵阳市的治安形势况突然变得异常严峻，好在公安部门及时掌握了情报，1950年3月24日深夜，突然发起行动，及时扑灭了这场敌人精心预谋的反革命暴动，史称贵阳“3.24”镇反大搜捕。广播电台也曾是敌人策划攻击的首要目标。

徐用度老前辈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记载：“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曾有计划训练和部署一批反动分子，潜伏或假起义，以便在解放后进行捣乱和破坏。一九五O年各地土匪十分猖獗，贵阳近郊三桥也不时遭土匪侵袭。四月中。潜伏市内的敌特分子计划组织大规模暴动，为人民政府和部队侦悉，于十二日夜进行全市大搜捕，打破了反革命暴乱计划。

电台当时是引起注意的目标之一，而台内职工人数很少，又没有武装保卫。台里的同志组织起来，白天工作，晚上轮流守夜，重点是增室和播音室。每人发了两颗长木柄手榴弹，每班两人，一人持一只日本三.八式步枪，请王在廷同志教大家如何使用。守夜的同志次日照常上班，虽然很紧张，但大家劲头蛮大，毫无怨言。”

政府配发给电台的两支日本三.八大盖卜步枪和若干枚手榴弹。

解放初期对收音机使用的严格管控

刚解放时，贵州拥有的收音机数量大概是1000多台左右，多集中在贵阳市，国民党政权虽逃到了台湾，大陆仍留下了许多潜伏的敌特分子，伺机对新生政权进行破坏与颠覆活动，特务机关可通过广播用暗语方式向潜伏人员发出各种指令，收音机很可能会是敌人收收密令的工具。在那种特殊背景下，公安机关实行了严格的收音机登记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才发给“收音机使用许可证”。

短波接收功能剪除后，会盖上条型章加与确定。

美制 RCA收音机机，与上面收音机许可证上机型为同一厂家。

1950年贵阳市公安机关通过《新黔日报》发出通知，要求收音机用户在规定日期内，携机到公安机关内，进行收音机短波接收功能的剪除，目地是阻断台湾特务机关对内地潜伏人员的广播指令传递。

和尚念经，不听也得听

解放初期，广播电的工作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之前说了这里是华家的私人祠堂，一直有僧人们住在里面，于是经常有“那厢和尚念经，这边编稿播音”的情况，播音室又因年久失修，隔音效果差，还时有街上外卖等各种杂音患串入进来，为避免工作受到影响，不得不自己找来一能够吸声、隔音的物体临时遮挡一下。对此时任电台编辑部主任的刘立平深有感受。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电台设在文笔街“华家阁楼”，这是资本家华问渠的家祠。门前石墙上标着“大觉精舍”四字，院内住着和尚，这座古刹的主体建筑，是坐东面西的五层阁楼，南楼住有人家，北楼是电台的办公室和寝室，西楼楼下播音室和增音室，楼上和尚用做藏经，和电台编辑编稿同处一室，当中仅一布帘相隔。和尚每天念经，逢初一、十五更是暮鼓晨钟，编辑们不堪其扰。在战争年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曾在土地庙里播过音，解放之后，像这种人神合署的情况，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这种电台工作人员与和尚们合署办公的互扰情况，一直到一九五二年，省政府拨出3万块钱将华家大院买了下来，方得以解决。

一九五〇年度，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先进工作者合影。拍摄于一九五一年元旦。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最早期的几位播音员合影，拍照时间1952年，台长办公室秘书许树桐，去查看刚改造好的播音间时，与几位在场的播音员留下了这张合影。

从左至右 兰淑德、王芸香、谭瑞珊、许树桐、赵毓增。

1950年1月1，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呼号为“贵阳人民广播电台”频率：670千周；波长：447.8公尺（次年4月呼号改名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开始曲：《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新四军歌曲）

结束曲：《你是灯塔》

1951年的，“春节特别节目预告”

新开通频率：1000千周；波长300公尺。由于最初两年中《新黔日报》社长、《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均由刘子毅一人兼任，所以报纸刋登“节目广告”应是不要钱免费打的。

在这最早的广播节目时间段中，有一组彼时很受欢迎的《歌曲教唱》节目。非常有幸地找到了一本1950年10月，贵阳人民广播电台编印的《广播歌选》，应算是电台成立以来，最早编印的节刋物了（第1期创刋）。75年前编印的这本小册子，仍觉其漂亮、时尚感十足。

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最早出版的公开刋物，1950年10月。

半军事化管理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解放初期，政府对广播电台的重视程度远超其它的宣传媒体，一是快捷，二是接受效果好。刚解放时，地处落后山区的贵州，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文盲率还还是很高的，不识字的人也很多，像报纸新闻，从排版印刷再到邮政运输，一周左右时能到人们手中，还不一定着得懂。广播没问题，说话好听懂，当时不光有普通话播音，还有地话播音、苗语播音。总会有你听的懂的。

地方话播音员蓝淑德，当年主持了一档《蓝大姐讲话》节目，这个节目在农村地区很受欢迎，她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更易接近听众，通过“蓝大姐”这个人，给大家讲解农村政策、解答生活中的问题。

普通话播音员，段慧珍。

苗族语播音员，潘文美。

在省里的重要宣传媒体单位中，也只是给贵州人民广人民广播电台配备了一个解放军连的部队来加强安全警卫。对电台工作人员的政审条件也是十分的严格，必须是绝对的政治可靠。基本上一套半军事化的管理。

　　通过很多早期老照片发现，电台多数女同志都爱穿这种仿49式部队女装（也叫列宁装）的服装，或是当年的统一制服吧，确实很显精神，有部队军人的范儿。

　　2020年，在网上看到了这件服装，商量好了要买下来的，时值疫情期间发不了货，能发货时却被告之货已被老婆误卖掉了（憾为缺点了）。

这张单子上，台领导签字处写的是“机关首长”而不是“台长”有点部队的意思。

这是一张1951年，贵州省政府给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开据的，一个叫杨琼的人员调动任职证明书，没想到的是，这个普通实习员的工作调令竟然是由时任贵州省政府的前三位领导人，主席杨勇、副主席陈曾固、周素园联名签发的。确实是很牛的证明信。

　　“收音员”一个消失了几十年的职业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于建立收音网的决定。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对人民广播事业发出的第一个决定。《决定》要求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都要建立广播收音站。这个决定对我省广播事业又起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促进与发展。中央这个《决定》是统一发给全国的，彼时的贵州尚未全境解放，大部分县城还控制在土匪手中，工作开展极为困难，时任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张经五，在回忆文章提到这个情况时说：“1950年，全省剿匪斗争正在进行，正安、道真、务川、沿河、得江、雷山、剑河、锦屏、黎平、从江、荔波、罗甸、兴义、安龙、册亨、望谟、紫云、威宁、水城、织金、纳雍等县城，暂时还在土匪手中，我们建设收音网站的工作，只能分期分批进行，选定一批城镇建设收音网站后，首先培训收音人员”。（这里所说的网站，不是互联网的概念，而是分布与规模的表）述）。

这是1950年4月的贵州剿匪形势图，跟《决定》的发出在一个时间点上，左下图例所示，红色区域为我控制地区；蓝色区域为残废匪盘踞地区。呈（敌众我寡）

这是1950年12月的剿匪形势图，图例所示，粉红色部分为数月来的剿匪发展图，除少量残匪（小蓝点）外，大部分城镇已获解放

我省地处山区边远省份，交通不便，无线电广播虽是一个宣传与通讯的有力工具，但现实中存在的困难又限制了它的作用发挥，解放之初全省收音机总数不足2000台，又大部份农村地区缺乏电力设施，使用交流电电源的电子管收音机无法正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尚未问世），这就造成了天空中广播信号落不了地的尴尬局面，下面的地、县级政府对广播的依赖程度也是很高的，如党和国家政策 、方针，的及时下达，工、农业生产的规划部署等等都得靠广播。全面建立收音网站便是一个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措施，它催生了一个新的广播工作职业“收音员”和一档特殊的广播节目“记录广播”。收音员的任务是，白天就背着改装成了能够直流供电的收音机设备爬山涉水、走村串寨，来到大山深处，组织起村民群众集体收听广播。

　　收音员完成了白天的工作后还要深夜爬起来，带上耳机收听“记录广播”，这个广播是专为“收音员”准备的，它要等白天的节目播音完了，正常人都休息了，两三点钟夜深人静时，才又开始播音，播音语速很慢，让人能够听写记录，就如，另起一行、逗号、句号，都要清楚地读出来，最后再重复播读一遍，让你校对更错。接下来把记录内容，进行蜡刻后用油印打印机印成纸质文件。这种蜡刻油印很辛苦，先把蜡纸铺在一块专用的纲板上面，再用一把带钢尖的笔，把刚刚收听抄录下来的文章内容，重新刻写在蜡纸上（印模），用滚筒沾上油墨后，滚印2出来。蜡纸上刻字很困难，亦是需要细致的活，较了怕印不上，重了怕纸刻破，刻2千字的花的功夫，跟写1万字花的功夫差不多，且完成时间也要求的紧，须第一时间提供给政府领导参照工作。剩下时间又要及时把它出成黑板报供群众了解国家大事。

这个工作的过程看似是通过“收音员”的中转，把信息从一种形式变成了另一种形。但整个过程的艰辛和工作强度远超一般人想像，那时候下面收音站工作人员的报酬，多数实行的还是供给制，就是没有工资，每月发点粮米油盐、服装和毛巾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除工作之外，农忙时节还要参加田间地头的劳动。人少任务重，长年累月不分昼夜的工作操劳，精神与身体上一直承受着超负荷的重压。只因热爱这样的工，没有人因此而叫苦叫累。广播电台的老前辈，傅畅盛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一段记载“当时的收音员，相当一部分是女同志，她们在广播前哨阵地，一个人单独作战。为了开展工作，有时要背着沉重的收音机和电池箱，跋山涉水，走村串寨，组织群众收听广播。有的收音员在组织群众收听，遇到天电干扰，杂音大听不清广播，急得满头大汗。这种责任心真让人佩服。收音机员每天深夜，在万籁俱寂，众人入睡的时候，还要独自一人，在一灯如豆的微弱烛光下，边收边记《记录广播》。夏季天电干扰太多，省台一度将《记录广播》节目 安排在次日凌晨以后，收音员只得熬更守夜，等着收记，或睡一觉后再起来。记得凯里县（当时叫炉山县）的收音员石家玉（女）同志，在怀孕期间仍坚持每天深夜抄收记录广播，因此造成小产。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内部刋物上表扬过青海玉树收音员王淑珉同志，她就是在微弱的灯光下抄收《记录广播》，旷日持久，造成眼疾，以致双目失明的。贵州虽然没有熬得双目失明的收音员，但多数同志在收音站的工作中，确实做出了出色成绩，他们在贵州广播收音网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

　　5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收音站收音员邵白云，是我省广播战线的标兵和先进模范，多次受到贵州合、西南台、中央台表彰。

看了这张照片，很激发我的想像力。奖状发下来了，却找不到人，找到了在田间正在劳动的获奖者，从田里来到路边上，（一手拿着奖状，一手握着肩上的锄头）拍下了这张照片，很感动人。

邵白云获得黔西县先进人物表彰后，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县城游行的珍贯照片。

这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为表彰贵州各地先进模范收音员，设计制作的奖章，造型生动，主题突出。收音员这一职业如今已消失了几十年了，它的确是解放初期广播工作中最为辛苦繁忙的一项工作，白天下乡宣传，深夜“记录广播”有着无数的感人故事，特为这一工种设立奖章，纪念意意重大。

一直在找当年我省各收音站，油印的记录广播稿，很奇怪，当时我省建了近1百个收音站，应该是印了很多的，目前我一张都未找到（算是个重要缺点）。好不容易找到这张山东省的的，1952年油印的《广播收音收音通报》，内容很好，是一年来广播收音工作的总结，介绍了很多收音员的先进工作事迹很感人，北方冬天连降大雪，通行村庄的道路都被大雪封盖的看不清了，收音员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下乡，组织群众收听广播。其实全中国的的收音员队伍就是一个庞大的先进整体，贵州也如此，80年代初期，刚工作不久的我曾经跟记者去乡下采访，山区农村，村与村之间距离很远，交通条件非常差，公社干部为我们找了匹马，帮我们托着行李和录音设备，老乡们告诉我们说：“路不太远，就两望路的距离”结果走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望到要去的村。你很难想象，在50年代一个女同志，要背着30来斤的设备常年行走在这一崎岖山路上又该有多难。真的，他们就是我们广播线上的最可爱的人。随着广技术的进步，这个工种在很多年前就消失了。由于其存在时间不长，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广播技术中曾还有过这样的工种，尽管它的历史不长，却想用更长的文字去书写它那闪亮在整个50年代的辉煌时刻。看到这枚专属于收音员的纪念微章时，不禁感叹到，他们永远不该被历史遗忘，他们对贵州广播事业的巨大贡献应被永久铭刻在此章之中。

关于50年初期，广大收音员赖工作收音设备，广播厅原厅长徐用度在回忆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一九五零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签发出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积极贯彻执行了这一决定，各县都设置了一名收音员。由于很多县城无电，配备的是一台干电池收音机。这批收音机除上级调拨、我们订购一部分外，又委托贵阳几家私营电料行装配了一批。 干电池由贵阳游贵阳复兴巷4号明湘电池厂按时邮寄各县。那种收机体积有如现在12吋电视机，干电池是两节A电，比一瓶茅台酒还高还粗，两块如砖头大小的B电池，笨重无比。”

根据其文章中的形象比喻，“依文索器”找到了当时用的机器和电池，如下面图片。

长江一125型（铁壳）电子管直流收音机。国营重庆无线电厂（军工企业）生产。

长江一125型（木壳），电子管直流收音机，国营重庆无线电厂（军工企业）生产。

需用的两节，1.5伏甲电池。

需用的两块45伏乙电池。

　　50年代初期为了满足很多没有通电的农村、牧区、沿海岛屿等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能收听到广播，1955年国务院专们下达指示，让重庆无线电厂（军企）特别生产一万台这这种直流电子管收音机（通常情况电子管收音机都是交流供电），免费送给这些地区的广播站和相关部门，重庆无线电厂按要求生产出了“长江—125”两款机型（木壳与铁壳），其中调拨了400台给贵州省，再由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二次分配给了各县级收音站。铁壳机专们配上了背带，机体二分之一部分是装放电池的，背盖有防水胶条密封，扬声器部分也做了防水的形状设计，应该说这个穿了铁甲的收音机，是根据了收音员的工作需求，为其量身定做的机器。

找到了两张50年代，长江一125机器在工作使用时的场景照片，脑子中又冒出一想法，能否找到这照片中展示的机器实物，来对标一下这70多年前的工作场景也很有意思。只是想想也没报希望，毕竟这些“重金属”的老东西很少能逃过58年，全国大炼钢铁时炉火。出乎意料的是，在云南一位朋友帮助下几样东西竟幸运找齐了。

　　照片中吊在桌子上方的那个装置，是一个用煤油灯来发电的设备，它采用的是一种半导体温差式发电原理，将煤油灯的热能转换成电能，也称“热电耦”。它能发出90伏的电压供收音机便用，这个东西在贵州还很少有听说。这应是某北方城市的，另一张照片是贵州黔西的。不太明白的是，两张照片为啥都后，不约而同地在机器上放了一个闹钟？后来从老同志那里得知，这个钟当时有个名字，叫“劳模钟”是中央台发给全国基层收音站的先进个人或先进集体的奖品，“闹钟”也是收音员工作时必要的闹醒工具，工作了一天后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很容易睡过了头，在“记录广播”开始前，会把你强制把你从梦中叫醒。

煤油灯发电器

关于《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点补充话题

解放初期，全国的行政区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六个大区。贵州隶属于西南大区，1950年成立的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位于重庆，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西南区域内的各省广播电台，在宣传及业务方面均归其直接领导。通俗来讲，第一领导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二领导就是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由于其存在在时间较短（1950一1954）而鲜为人知。曾被称为我台最老的双职工的张培陶、徐怀钰老师就是54年西南台撤销后，分来我台工作的。张培淘老师也是由中央台指定（发证）的，负责贵州台与中央台通联工作的第一位贵州台通讯员。

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一周年

1951年1年，召开各种形式的广播大会是那年电台宣传工你的特色

比起繁忙的1950年，1951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乡台新建机房竣工，6065千赫机移入新机房，并将该机改为1000千赫。电台发射机的输出功率比原来增加了4倍，达到4500瓦。人员编制增加到60人。其中按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的50个名额编制外，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又贴补了10名。

在广播宣传的工作方面，召开广播大会，是当年广播的一大特色，解放初期收音设备稀缺，绝大多数老百姓难以通过广播来获悉信息。为了把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和各种新闻事件，及时让广大群众获知，广播大会是个最好办法，架好扩音设看，将几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一起，集体收听场面大气氛好，群众亦有强烈的参与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召开的广播大会，是1951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广播大会》，当年我省的收音站己多数建成，已有收音员100来人，这次广播大会，我省多地收音站都设了分会场，各地收音员们在大会前的几天里，就带着收音机来到贵阳，将机器状态调至最佳，技术指标测试，频率统一。据事后统计这次大会的收听群众将近达到20万人次，3小时内各收听会场向志愿军捐款人民币1.4亿元。由于广播大会的这种形式宣传效果极好，之后又陆续召开了“贵阳市公审、镇压反革命分子广播大会”等多种场次的广播大会。现场直播，对播音员来说既考验也是锻炼，这跟在播音间里录播节目不一样，在数万人面前讲话几乎没有容错的空间，须有过硬的专业功夫。

1952年省委通知，张经五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党组书记、台长，刘立平任副台长。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张经五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刘立平

新开办的《广播体操》节目，正式播出。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内部刊物《广播通讯》创刋，每其期400份。这是贵州电台台，所出的时间跨度贵长的一本内部刋物，《广播通讯》从创刋起一直出刋到1988底，才改刋名为《贵州广播》

建台初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新人居多，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加强理论和业务能力的学习，成为了搞好广播宣传工作的重要基础。为此，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在内部积极开展“练笔运动”。

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元老章澎回忆文章中写道：“五十年代。党号召“向科学化进军”，贵州台开展了“练笔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学习新闻基本理论和有关语文基础知识，提倡“提起笔来”。当时，电台的干部从四面八方来，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同志不是很多，因此“练笔运运”有极大的吸引力，培养广播业务干部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新闻系统出版了《新闻工作文集》一至三册，集了马列有关新闻论述的经典著作，和我党主要领导人的观论述，还出版了《新闻文选》、《广播文选》、《新华社社论》等，编辑部同志同志几乎人手一册，个个悉心研读。”

1952年，毕业地区收音员合影。

1953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成立3周年，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副书记申云浦、周素园、省新闻出版处处长刘子毅，分别发表了题为《重视广播，运用广播》、《广播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等文章和题词以示纪念。

4月6日，《贵州省首届广播收音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收音站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总结了当前工作，制定了《贵州省1953年收音站工作细则》，会上评选了工作模范。

9月12日，向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告，申请在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发展有线广播。在丹寨、荔波、望谟、册亨、罗甸、炉山、台江七个县建立有线广播站，

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给贵州一听众的回执函。

这张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给贵州一听众徐一明的通知函，是贵州红色收藏家徐平胜老师给我的。

齐越堪称是中国播音界内泰斗级的播音员了，他与另一女播音员丁一岚共同主持了开持了开国大典的直播盛况。解放初期，贵州台的自办节目不是很多，较多的是转播中央台节目，节目完了会留下一“听众信箱”听众可通过这个信箱，反馈一些节目听后感及意见之类的信息，看到来信的后，节目主持人都会认真回复，大牌主持也是如此，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对这个叫徐一明的很好奇，可惜只看到这张通知函，没见到回信，请老徐帮联系到这件东西卖家，得知这“信”和“函”被一分为二地卖掉了。据老板说，有天他摊位上来了一人，看到这封信，他认识信中这个叫徐一明的人，原先是省医的一名医生，爱好音乐。由于没有买信人的联系电说话，使之又成了一大“缺点”

80年代时，贵州电台也还有专们的“听众信箱”有专人拆信专人回复，很能拉近听众距很接地气这个“信箱”因要处理的来信实在太多了，也就逐渐取消了。想到了以前电台收到的一封看了要让人笑破肚皮的“听群来信”念几句给大家听下：“亲爱的××主吃人你好，我是你的忠石听众，很喜欢你主吃的节目……（这位听众用错了关键字，意思就变了）。

延安广播电台时期，男播音员齐越。

1949年10月1日，齐越与女播音员丁一岚共同主持了，开国大典盛况，被称为新中国广播第一人。

　　贵州省广播事业管理处监制的“贵州省广播先进工作者”奖章，参照那个年代的劳模奖章款式所制，该章大气、美观。

1954年

‌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建国后，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广播电台加大了新宪法宣传力度。

9月27日，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大民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喜讯从广播中讯速传遍全省，每个收音站都挤满了收听的人群，大家围着收音机一再地说：“选毛主席是全体农民的心愿，我们一定要跟着他老人家走到社会主义设会。

11月8日，刘立平副台出席了在北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回台后向全台人员传达了本次会议精神。

目前找到的唯一的一本1954年刋出的《广播通讯》。其中有篇枝术文章很有意思“《贯彻节约精神，争取延长电池使用时间》，这是当时的条件背景下写的，当的收音站经费紧张，电池就成了工作中最大的消耗品，节约经费就从电池做起。

还有一篇文章是宣传“宪法”也很跟可形式的。

这是1954年，贵州人民广播编的的技术小册了，主要是供收音员在工作中学习使用的。内容多是关于电和收音机方面的常识，没有特别深奥的技术原理。

1955年

1月17日制定《关于1955广播收音站工作计划》，计划要求重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收音站。

2月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批复贵州人民广播电台1955年工作计划时提出：你台可以以贵州地方语播一些要的时消息，但希望多选用一些密切结合实际的材料，并注意审稿问题。

3月18日。《全省收音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专、县、区、社收音站干部147人。

4月7日，贵州人民委员会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先后给贵州省收音机400部。

5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通知，经中央政府政务院批准任命，刘立平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合台长。

庆祝1955年元旦及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五周年纪念日摄影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第三任合长刘立平。据说他的任命书上还是周恩来总理的签名。

1955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团支部学习资料。当时还是几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庆祝1955年元旦及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五周年

　　1955年，电台的干部职工与离任的张经五台长合影告别留念。

注：这张照片中第二排靠右有个女同志志怀抱小婴儿与众人合影，没认出是是谁，当时微信发朋友圈时加了条评论：“这小婴儿如还健在，也应是古稀之年了吧”没多久碰到了原单位同事兼原楼下邻居冯小平大姐，突然跟我说，照片上的“小婴儿”就是她，抱她的那人就是她母亲高爱芳阿姨，嗐都怪俺眼神不好。

1956年是我省广播事业建设大发展的一年

1月25日贵州省委作出重要指示：为适应我省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全省每个县、市有线广播站都要在今明两年建立起来。

2月1日各县广播站建站安装人员和机务人员训练班开学，为本年发展广播网做好技术力量准备。

4月2日 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设立贵州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对有线广播站的业务领导。

5月26日 贵州省委同意由刘立平，冯秀哲，李效根，杨行知4人组成贵州人民播广播电台党组，刘立平任党组书记。

6月13日 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处正式成立，与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合署办公，处以下设业务、技术两科室，加上服务部全体人员，共31人，全面负责我省广播收音网的管理工作。

1956年8月，刘立平台长在京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积极开办有线广播技术培训班建设有线广播站准备技术力量。

为广播专线网点建设进行规划布局

贵州有线广播站的建设，相较于之前农村广播的技术模式和工作模式，都是一次质的飞跃与转变。“广播站”替代了“收音站”使其之前单一的收转节目功能，变成了收转节目与自办节目可灵活选择的功能。“播音员”替代了“收音员”原来收音员通过“山路”把节目送到千家万户，现在广播员通过“线路”把节目传到千家万户。有线广播站的建成是助推当地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貝，每年春耕秋种的农忙时节里，主管生产的领导们，可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完成对各级生产部门的任务下达和工作部署。

由此，省委省政府对建设有线广播站这项工作十分贵视，支持力度也很大。为了让主导这项工作的省广播电台有更大的管理权限，特将原来的省广播事管理处更名为“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刘立平台长兼任该处长。全省各县的建站工作也是同时开展推进，我父亲当时也是派到黔东南地区参加了这项工作。

电台老前辈刘德渊在其回忆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形有过一段生动的述：“省委决定拨给电台八十万元的农村广播网建设投资，一下子电台的食堂，阁楼，都变成了仓库，买了一批天津生产的人民牌扩音机，外壳灰色的都叫它“灰猫猫”可黑色的都叫它“黑老虎”喇叭、铁线、瓷瓶、焊锡，还从邮电部门买得一批旧的铜色纲线，又加工了一批焊线用的火烙铁、火炉，立杆架线用的洞撬、洞瓢、踩板、保险皮带等工具，为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训练班上课大约半年，物资准备也差不多了，做为实习，同时又是完成建站仼务，按当时的行政专区组建建站工程队，先在各专区建一个县广播站作为试验。每个工程队有一面大旗，岀发的时候，每个队包了两部大货车，一部拉行李和人，一部拉器材。一路上红旗招展，歌声不断，好不威风。我省农村广播网建设从此开始了大发展。

刘德渊老师文章中说的“灰猫猫”就是这个。“黒老虎”没找到（缺点）

姿势很帅

爬电线杆用的踩板

年十年代的木壳喇叭

也有称这种广播叫“土广播”或“屋顶广播”

聚集在喇叭前收听广播

　　这是省广播电台和省邮电部门的一份技术合作文件。

内容是利用电话线路传送广播信信号。50年代初期，电话不普及，除了重要的政府机关外，基本没有私人电话，下午7点以后大部分政府机关都已下班，基本就没有电话占线了。当时电话虽然不普及但电话线路建设的早的且技术完善，关健是能通达所有远或近的各级政府重要部门。于是在有线广播设初期，想到了利用电话线路“白忙夜闲的”的时间差。晚上时暂时断开电话信号，接入广播信号。这还有个最大好处是，上级政府如有什么紧急情况可立既通过广播形式进行通知传达。两种信号通过开关倒换既可技术实现简单。而这只是在广播专线尚未建全之前的权宜之法。最后电话和广播还是要各走各路。

新建成的黔西广I播站

修文县广播站

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易才学，步行九十里地，到黔西广播站做录音报告。

黔西文琴戏录音现场

1957年 反右斗争扩大化，电台系统多人受波及。

2月21日 全省广播站站长会议结束。会议针对广播站管理混乱、制度不全、自办节目与当地实际结合不紧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广播站的性质、任务，研究了广播站的基本工作方法，确定了广播站，该办哪些节目如何办好。

2月25日 党组对干部轮流下乡做了安排，除抽调两名干部参加省委组织的下乡队伍外，另组三个小组共14人下乡。

是月，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编委会。台长刘立平兼任总编辑，高鹏任副总编辑，徐用度、章彭为编委。

　　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下发给各广播站、收音站文件。

“严密防止我台误转敌台广播的通告”

建国初期，我国外部环境环境恶劣，境外敌对势力与我们在广播这个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着激烈斗争，用接近我们的频率，模仿我们播音员的播音特点进行伪装，企图骗过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反动宣传内容混入我们的节目当中，尤其是我们这些新建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在经验不足情况下，极易误转敌台广播。文件对敌台特点做了分析，提醒我们工作人员务必小心防范。

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发给各地、州、县宣传部的文件。

　　1957年 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贵州也没能幸免，那期间贵州电台的不少干部、职工都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牵连，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熟悉，80年代初期落实政策后，又回到电台工作，还曾跟其中几我位老师出去交换节目、去采访、做广播剧等，有不少的工作交集，每个都很和蔼可亲，像澎鸿书老师，1983我俩一起去郑参加全节目交换，20多天相处中，发现他对文学、诗歌、音乐那都是方位的才华横溢，他告诉我，当初他被扫地出门了，生活没有了着落，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拉过板车，采过石头，做过木工，什么都吃过。他还跟我讲过50年代初期，他们到农村去做录音采访的一些故事，当时大部分农村没有电力，个别地方有也不稳定电压偏低，（机械录音都是靠电机马达驱动）拿回台里用正常电压播放时电机速度就变快了，声音就变调，录下来的东西无法使用（当时电台没有调压器设备），好在录音组组长成士富这人很聪明，通过用纸缠在马达轴上不断调式其厚度（降速），最后解决了问题。上面李智敏老师印象较深地跟她一块做广播剧《蘑菇的故事》，这个剧获得了最高的等奖，（那时还没手机），一天，她一大清早就在了我上班的在机房门口，见面就跟我说，你听了中央台早新闻了吗，我说没有听，什么事呀。她说“那你中午听，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获了大奖”。

还有许树侗老师，有一年，她带我还有厐小青（年青编辑）小伍哥五顶志开车，去都匀采访，找到负责宣传口的杨市长，他打电话给市委招待所说等下有4位客人过来住，我们都了招待所后服务员说没房间了，还说刚才杨市长打电话说马上有4位客人要过来，我们说，对上呀，就是我们4个，她又认真打量了下我们每个人（一老一中十两小、衣着朴素），然后很肯定地说了句，“杨市长打电话说的不是你们几个，绝对是巧合了”见实在跟她没办法说了，许老师不想与她计较，又不愿再去打扰领导，我们只好去出另找地方住下，其实住不住这都无所谓，真正气愤的是把我的解释看成了骗住行为。

还有原广播电台的资深播音员，孙振民老师，落实政策后到省广播学校当英语老师，我曾做过他英语较差的学生，这不影响我对他身上表现出的温文尔雅，君子风度的好感。孙振民老师还曾是我台第一个体育解说员，50年代我省很多篮球比赛都是他解/说的，可能是都身体硬朗 、80岁高龄时还经常参加老年网球比赛。这此些老同志心态非常女大多都活到了耄耋之年。许树桐老师今年也是百岁仙逝。

之前曾想通过他们了解广播电台之前更多的故事，但他们真正在台里工作的时间都不长，落实政策回来工作时候，大多50多岁了，没几年就退休了，实无法满足我的问题要求。他们当时个人犯错轻重不同，受处分程度也不一样，许树侗老师当时是台办公室秘书，她受的是行政降4级的处分，属较轻的。据说还有因不小心损坏了机器设备，被扣上故意破坏帽子，送去了农场劳教。

这些老同志，在写一此文章时，似乎都不太愿谈及这些经历。我看了前辈吴静老师文章中的一段内很有些感触，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来…“我家当时住在尚义路的电台宿舍，宿舍下面有一处很破旧的两间平房建筑，住了一户人家，一个老婆婆和她儿子、儿媳还有孙子住一起，儿子是个木匠，孙子跟我差不多大，我们经常会在一起玩，我家奶奶刚从北方来贵阳时，生地不熟，总想找个人说话，一来二去就跟这个婆婆熟了，经常下来说个话，聊个天的，人就变的开心了。这家人也很善良。木匠儿子还做了4个小板凳送给我们家，有天奶奶蒸了些馒头，让我拿几个给人家送去，下去一看大门上挂了把锁，门上还有封条。一打听，说是昨天这家人去乡下了，是被疏散下放的，到后来都不知这家人咋样了。

摘抄一段吴静老师的文字：

“50年代前期，电台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大集体。后来，由于整个大气候的影响，政治运动不断，这种和谐气氛变了。那时我从乡下回来，发现某人不见了，一打听，又是因为某问题遭整了。以至后来“斗争哲学”盛行，事事无限上纲，直到一批一批层领导干部被下放，就连我们这种在电台长大的小青年，也人人自危，不知何时要出纰漏。我自认为在电台十年是卖力的，当时的领导也承认我是业务骨干，年终总要上光荣榜。最后还是被弄下乡，彻底大改行。但是比起那些“戴帽子”的、进劳改农场的同志，还是幸运多了。”

1957年的一份中央广播事业局内刋《广播动态》

中央广播事业局内部刋物，这期内容有贵州台揪出了党内右派分子杨行知。大概是他当时在贵州台职务最高（1956年电台党组班子成员之一）因而成为典型。

彭鸿书老前辈。彭老记忆力非常好，一次发了一张老式刚丝录音机的图片与他看，马上说出了机器名称。

孙振民老前辈

许树桐老前辈

1958年全省广播站建设收官之年

3月17日 贵州人民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薛健民为广播管理处副处长兼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3月28日 省委批准，电台党组由刘立平、薛健民、高鹏、冯秀哲、李效根、张玉祥组成，薛建民任副书记。

6月5日 省广播管理处向省人民委员会汇报我省两年多来广播网建设情况，从1956年开始建网，到本年5月底我省已建广播站71个，其中县站67个。本年1一5月，发展喇叭1561只，相当1956年和1957年两年的发展数。

8月16日 中央广播事业局通知，北京广播专科学校，1958年决定为贵州台招考20名学生。省委同意拨给20名已录取大学的新生，派赴北京学习电视业务（包括传音、发射和电视业务）。

1958年年底统计，全省新建县广播站24座，人民公社广播站46座。广播放大站57座。有线广播喇叭由1957年底的78002只增加到44000只。95%的社、85%的生产大队、50%的生产队有了广播喇叭。架设了约700公里的广播支线。输出功率达65.65千瓦。

1958年，播音馆（室）设计方案。

1958年修建的两播音室旧址

这是1958年兴建1959年启用的两间播音馆（室），如今已做为广播电台文物保护了起来。我台第一代播音员叶增浦老师回忆文章里说到了在里面工作时的情况：“1975年电台搬家前，电台只只有两间播音室，（后又增修了1套，名曰“2套”的曾播室，实际上是地方话专用的）。一间单播室兼做做唱片放送室。一间对播，供两人播音用。当时是的工作条件很差，老式话筒、老式唱机，机器不多。大量的文艺节目靠播音员播放唱片，自己报头，自己放唱片。放唱片是要技术的，放轻了对不上唱片纹路，放重了会出现杂音，尤其是两张唱片的前后衔接，更要技巧。当时的播音员都很熟练的掌握这一技术，一般情况听众都听不出衔接的痕迹”。

注：50年代初电台多数没有自己的专业录音棚棚，文艺节目通常是买唱片公司生产的现成唱片进行播放，唱片公司为此专生产了一种只供全国广播电台使用的唱片，绿芯标签是它的－个标志（民用的多为红色），

为保证节目播放时的连贯性并有充足的换片时间，一般采用双唱机播放，A机为奇数片，B机为偶数片。

普通话播音室

地方话播音室

唱片架

广播电台专用唱片

建成的广播站

建成的广播站

建成的广播站

建成的广播站

（6）这是1958年的一枚布质佩章，也叫“符号”正面为单位标志，背面为个人身份信息。听贵州台第一代老播音员叶增甫说过，这“符号”有红、白两种。红的是教员戴的，白的是学员戴的。现白符号成（缺点）

1959年，广播大楼计划搁浅，电合初涉电视领域。

1月8日，省广播管理处向各县、市广播站发出通知。决定从2月16号开始到下旬开办播音员训练班，每站派一人参加。

6月30日，委宣传部批复：同意都匀建立广播电台，向中央广播事业局申请频率。

12月18日，贵州省计委同意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购买电视试验设备。

是月，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刘立平，调离电台。

广播训练班

广播训练班

广播训练班

贵州台播音员 叶增浦、张迺祺 国庆十周年节目直播当中。

1959年，计划兴建的播音馆和七层的，广播大楼，各种原因没有见成。

关于这个1959年中途夭折了的广播大楼，电台老前辈胡永明在其回忆文章中有个情况说明：“1959年城市规划部门，将播音馆地址改在了朝阳路煤厂，即现在遵义路贵阳糕点厂附近，拟建七层以上，须投资300多万。要建七层以上，连搬迁费在内300万是远远不够的， 当年300万以上金额，要由国家计委批准，这困难就大了。后由贵州省委出函省投资290多万建播音大楼。电台派人带次函去中广局基建总处设计室，要求设计技术部分。认为太大了不予设计，没有成'功。土建部分是省城市筑设计院魏仲侠等同志为此奔波了两年，设计了不少方案，最后终因投资问题，使这一直向往的播音大楼，至今未能实现”。

1958年北京电视台建成开播，中国从此有了电视。远在西南的贵也有办电视的强烈愿望。不久前找到的了这份最为原始的手写报告极为珍贵，它是贵州电视启蒙阶段的历史见证。不久后贵州电台成立了电视技术研究室。

可惜起草这个电视初步规划的前辈是谁很难得知

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