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走到对岸就是胜利

黄建华

　　枫叶将山野烧得通红时，我踏入了望江县的地界。立冬后的风已经有了骨骼，将那些火红的叶片吹得簌簌作响，仿佛无数细小的火焰在枝头跳动。我穿行其间，如同穿行于一场迟来的燃烧，直到中午才抵达华阳镇——这个因"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闻名的古镇。

何主任在党史办门口等我，他瘦高的身影像一株历经风霜的老松。我们握手时，我感受到他掌心那些翻阅史料留下的薄茧。"你来得正好，"他说，"枫叶最红的时候，最适合讲那些血与火的故事。"

他的办公室面朝长江，窗棂上停着几片不肯离枝的枫叶。何主任泡茶的动作很慢，水柱在紫砂壶与瓷杯之间拉出一道透明的弧线，如同时间被暂时悬置。"望江这个地方，"他开口道，声音里带着史料般的厚重，"自古就是渡口的命。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把汝河、华阳河这两条支流留给了我们，也把兵家必争的宿命留给了我们。"

我望向窗外，江面平静得近乎虚伪，很难想象七十年前那个八月，同样的水面如何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河。何主任从书柜取出一本发黄的《望江县志》，翻开的一页上有铅笔划过的痕迹。

"1947年8月6日，"他的指尖轻触那些褪色的文字，仿佛怕惊扰了沉睡其中的灵魂，"刘邓大军到达望江北岸。那时候汝河刚涨完水，华阳河的芦苇长得比人还高。国民党在后面追，前面堵，天上还有飞机轰炸。"他停顿片刻，茶香在我们之间缭绕，"你知道最艰难的是什么？不是敌人的子弹，是找不到足够的船。"

我闭上眼，试图想象那个场景：三万将士隐蔽在芦苇丛中，江水拍岸声掩盖着紧张的呼吸。月光下，那些疲惫却坚定的眼睛注视着对岸——那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彼岸，而是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当地百姓把渔船从芦苇荡里划出来，"何主任的声音突然柔软下来，"有个叫王孝和的船工，把准备给女儿办嫁妆的木材都献出来造渡船。他说'大军要是过不去，我们以后连命都没了，还要嫁妆做什么？'"窗外的枫叶突然剧烈摇晃，仿佛那些早已沉没的渡船又在水面重现。

我走到江边，初冬的水波细密如鳞。七十年前那个夜晚，当第一批突击队员踏入江水时，是否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寒意？何主任说，强渡开始时，邓小平政委只说了八个字："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八个字后来成了三万将士的祷文，在枪林弹雨中，他们默念着这句话，把生命交付给那些看似脆弱的木船。

"真正动人的不是渡河本身，"何主任站在我身旁，江风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是渡河的人如何面对绝境。"他指向远处一片芦苇荡，"有个16岁的小通讯员，肚子被弹片划破了，肠子流出来。他自己把肠子塞回去，用绑腿缠住伤口，继续划船。被救上来时，他手里还死死攥着那面已经湿透的军旗。"

枫叶无声地落入江中，旋转着漂向远方。我突然明白，所谓历史，不过是无数这样具体的疼痛与坚持，在时间的江水中沉淀出的结晶。那些年轻的生命，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牺牲会成为教科书上的章节，他们只是单纯地相信：只要到达对岸，就能为后来者开辟一条生路。

离开华阳镇时，我绕道去了长岭镇赤湖村。陈正华正在甘蔗地里忙碌，这个曾因瘫痪而绝望的农民，如今站在比他还高的甘蔗林中，如同站在一片绿色的火焰里。2018年，脑溢血让他全身瘫痪，健康扶贫政策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2020年，他种的13亩甘蔗收获了四万根，纯收入六万元。

"最困难的时候，"他抚摸着甘蔗粗糙的表皮，"我躺在病床上，连手指都动不了。医生说我可能再也站不起来。"阳光透过甘蔗叶，在他脸上投下摇曳的光斑，"可我想起爷爷讲过刘邓大军渡河的故事——他们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都没放弃，我怎么能被这点病打倒？"

他折断一根甘蔗，清甜的汁水立刻溢出来。这甜蜜的汁液，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渡河？从瘫痪到致富，从绝望到希望，陈正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战略跃进。那些甘蔗的根系，深深扎在当年大军渡河的同一片土地上，汲取着同样的历史养分。

归途上，枫叶愈发红了。我思索着这两次渡河的隐秘关联：一次是军事意义上的突围，一次是生存意义上的重生；一次靠木船与勇气，一次靠政策与坚韧。但本质上，它们都是人类面对绝境时的心灵逻辑——承认绝境的存在，同时拒绝被绝境定义，在看似不可能的夹缝中，开辟出新的可能。

江风吹散天边的云，露出一线澄澈的蓝天。我忽然懂得，所谓"攻望江"的真正含义，从来不只是攻占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渡口，而是攻占我们内心那个"不可能"的堡垒。当刘邓大军的木船划破江面时，他们渡过的不仅是长江的支流，更是人类恐惧的极限；当陈正华颤抖着重新站起时，他渡过的不仅是疾病的深渊，更是自我设限的雷池。

枫叶无声地飘落，覆盖了江边那些模糊的脚印。历史与现实在此刻重叠，仿佛所有渡河者从未离开，他们只是化作了来年春天，芦苇新抽出的第一枚嫩芽。